毛子水
认识志希最早
今天在座的，恐怕要以我认识罗志希先生为最早。我和志希在北大同学时，到现在已有六十年了。他进北大比我晚（我在民国二年春天便考进北大预科了）；但我们同于民国九年在北大毕业。他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出来考进北大文科英文系。我是由北大理预科毕业升入理科数学系的。他进北大不久，我们便认识了。因为那时中国的北方，全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对有点知识的青年讲，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因为这种情形，同学中许多喜欢高谈阔论、崇尚自由思想的人便常常聚集在一起发牢骚。因为那时我和傅孟真（斯年）很熟，志希先认识同在文科的傅孟真，自然不久便会和我认识。
蔡先生在北大
北大从民国六年起，也就是蔡先生接任北大校长（蔡先生是在民国五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不过他到北大就任是在民国六年）之后，的确显现出一种新气象。所谓新气象，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一些当时最好的人才。蔡先生的罗致人才，非特能着眼到北京以外（如请吴稚晖先生来北大任训导长），且能着眼到国外，（如聘胡适之先生来北大任哲学教授。蔡先生非特国学的根底好，且对个人治学的途径和国家学术的进步，都有极正确的见解。我记得小学读经，是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废止的。）他自己德行纯粹，但对于教学人才则新旧兼容。他请刘申叔（师培）先生到北大来任课，是值得一提的。刘申叔原来也是革命党分子；但是他的意志不坚强，中途变节。蔡先生知道他的确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读书种子”，所以毅然把他请到北大来。至于大家都知道的辜汤生（鸿铭）先生，则在蔡先生未到北大之前已经在北大教书了。蔡先生对辜汤生，跟对刘申叔一样。他知道这两人都有可议的地方，然而却有很好的学问，对他们仍然极为尊重。志希那时常上过辜先生的课；我记得辜先生在他的“英文诗”课堂上叫学生把“千字文”翻成英文诗的事情好像是志希对我讲的。
穆藕初奖学金与汪缉斋
民国九年，志希在北大毕业；因为“五四”运动发生于民国八年，所以在民国九年全国好像都有一种新气象。那时上海有一位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捐了五名留美的奖学金给北大。得这个奖学金的人是段锡朋（书诒）、周炳琳（枚荪）、汪敬熙（缉斋）和志希。还有一人，我忘记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人后来没有去美，所以康白情得顶替他的名额。）段、周二位，我想大家都熟知的。他们的行谊节概，将永留在认识他们者的心中。在这里我只想说几句关于汪缉斋的话。缉斋是北大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原是法科的学生，但他另有两种天才。一是数学；另一是语言。他是在北方生长的浙江人。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即用广东话在讲堂讲书。他在北大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巴黎任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代表时，在许多会议上，他都讲法文。在数学上，缉斋的天分很高；我知道他好读比较高深的数学书。他在巴黎时和Emile Borel有来往，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位业余的数学家的缘故。当然，缉斋先后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所做的实验心理学的工作，是他一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在民国九年，当段、周、罗、汪等五人用穆藕初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时，北大学生中有戏称为“五大臣出洋”的。现在想起来，北大当局当时选送段、周、罗、汪四位用穆藕初先生这个奖学金，非特对得起穆藕初先生，并且对得起国家和学术！
翻译《思想自由史》
志希留美之后，他的情形我不太清楚。我在德国时，有一位从美来德的朋友，谈到志希，多说他因翻译Bery的《思想自由史》忙得整天在图书馆查书。这种消息，自然会使老同学十分高兴。民国十二年后他到德国来，我们才又常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里见面。他在柏林大学曾听了一个时期的课。一两年后，他从德回国，我和他便失去联系。
我从民国十一年冬离北大赴德，留在德国七年到十九年春才回到北大。时值阎、冯谋叛中央，时局极为紧张。我抵达上海之后，不能乘火车北上；必须乘船到天津，再从天津搭火车到北平。路上行李检查得极严。初到平时，我即住在傅孟真家中；旬日后才移住欧美同学会。那时志希为清华大学校长，住在清华园。我初任教，他因校务忙碌，所以我们并不常见面。
陈寅恪对志希的评价
就在那年快要到暑假时，清华发生风潮。学生****，要求政府更换校长。我那时虽住在欧美同学会，常在陈寅恪家中吃饭。寅恪在清华教书，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不过他是住在北平城里姚家胡同的。有一天我和他谈起志希（那时志希已离平赴南京了），他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听了这话，心里颇不服。我虽然是罗志希多年的朋友，但是“前无古人”犹可说也，怎么能肯定的说“后无来者”呢？而寅恪在一般朋友中，说话是最有分寸的。我当然要问到底。寅恪对我解释说：“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像罗志希这样对中外学术都知道途径的人，在清华的校长之中，实在是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寅恪以为“以后也不会有”，并不是说后人没有志希那份天资，或缺少像他的学历，而是时代的不可能。学问上的分工，一天比一天细。有些学问上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末年只是一个新的假设，到现在则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已有汗牛充栋的气势了。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初年，在西方先进的国家里，如英、德、法等国，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两个可以说“博、精、通”的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人便一天少一天了。这就是时代的关系。在今天，无论哪个大学或专科学校的校长，实在找不到博通中西学术的人。不要说兼通中西，就是中西两方能精通一方的也没有了。所以我到现在还常常记起陈寅恪先生称赞志希的话。我今天所以特别提出来，因为我跟寅恪相处二十多年，知道他向来是不轻易称赞别人的。我平常跟他谈话时如有什么错误，他就当面指正。因为我对他的话印象很深，所以到今天还记得。
为学校罗致人才的校长
志希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数年前，我偶然在一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志希做中大校长的事情，作者我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他跟志希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上说，罗先生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极力罗致最好的教师。我当时看了很是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志希做中大校长的时候，称赞他的人固然有，诽谤他的人也有。诽谤他的人，我不能说他诽谤得不对；称赞他的人，我也不能说他称赞得对。如今有一人在志希离开校长地位好多年以后，还说他能够替中大罗致优良的教师，这亦可说是身后是非了。这种评论，是比较可靠的。我一向认为一个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学校多盖几所房子或增开几个科系，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若是能设法去罗致第一流的人才来任教，这才是最正当的事。能够做这件事的，才算是好校长。能够这样，则一切毁誉就可以不计了。
强聘蒋廷黻的故事
我自己亲听见的一件事情可以在这里一谈。当我刚从德国回到北大的时候，曾听见北大当时的教务长（何基鸿）谈到志希在清华大学时到南开大学强聘蒋廷黻先生的事情。在讲到这事以前，我不能不对南开讲几句话。我们知道南开大学所以办得好，是因为他的校长张伯苓先生注意罗致人才，张伯苓几乎每隔一两年总到美国去，访查学生中成绩较好的人才，想法子把他们请到南开。例如姜立夫先生，便是其中一个。姜先生的本名为“姜蒋佐”，知道的人很少，他是我们中国最近四五十年中最著名的数学教师。半世纪来我们中国出了几位很有成绩的数学家，我们不能不想到姜先生教育的功劳。而我们又不能不想到张伯苓先生当年罗致良好教师的功劳。据何基鸿先生说，志希亲自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南开的。但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当年我跟志希同学时，实在看不出来他能够有这个劲道。我记起何基鸿先生的话，知道志希为中央大学罗致人才，一定亦很出力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纪念。
不生气的修养
刚才有几位先生谈到志希能够不生气。关于这一点，我也可讲到一件事。记得大约二十年前，有一回中国语文学会开会，胡适之先生出席演讲，志希亦在场。胡先生演讲过后，有人提出简体字的问题。当时在场有几位教授，因为志希一向对简体字的研究是有兴趣的，便对志希破口大骂。有些话颇为无礼。我对简体字的问题，也以为我们应该研究。有许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传下来的简体字，我们不必因为大陆使用而我们便不用了。譬如，民国二十八年教育部公布的简体字，我们是应利用的。所以当时听了这些骂志希的话，心里十分有气，颇想起来说话。但志希却没有说什么，我也就没有说。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班骂志希的人，都是对志希有宿怨的。我想，如果这样，那是假公事报私仇。这种品格的人，是不应向之计较的！我不知道志希平常的“不生气”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
最后谈谈我个人对志希的感想。像刚才希圣先生讲的志希写了一些关于国家大事的文章。这些，我一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志希做学生时写了好多篇很好的杂志文字。他留学美国时翻译美国柏里的《思想自由史》，对青年学生极为有用。这书现在恐怕已经买不到了。抗战期间，志希又写了几本小书，最著名的为《新人生观》。他这种书是对青年人很有益的读物。我以为社会中青年人需要这种读物很殷。志希这本书的销行很广。可能他这本书对社会的贡献比他别的工作要大！
作于一九七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