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
今年六月号《东海》封二的漫画《种瓜得瓜》，引起了我写这篇小文的动机。一目了然，即使不署名，我也知道这是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的手笔。称丰子恺先生为漫画大师实际上很不全面，因为他不但漫画特有一种风格，而且水彩画也很不错。他又擅长音乐，书法也有特色，又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称他为艺术大师，也是当之无愧的。这幅《种瓜得瓜》，他是画给一位农民同志的。那位同志在做饲养员的业余，勤于自学，读了许多书，也能写文章，为人所注意了。《种瓜得瓜》，是鼓励生产的。把这样的画挂在农村里，我觉得格外有意思。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小孩子。他曾几次同我说：小孩子长大以后就像失去了这个孩子。他的早年作品《穿着爸爸的衣服》，用极平常的题材，画出来浓烈的情趣。《种瓜得瓜》通过两个小孩子来表现，使人觉得格外生动而富有趣味。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鲁迅先生在《漫谈“漫画”》上说，“要确切的显示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丰子恺先生可以说是具备诚实的条件，而且他的漫画多半是增进人生的趣味的。
丰子恺先生是艺术大师李叔同先生的高足，而且在李叔同先生的高足中，丰子恺先生是最得意、最年轻、最聪明、最用功的一个。李叔同先生的坟在虎跑。解放以后，丰子恺先生很想给他设立一间纪念室，后因没有成功而感到遗憾。
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是由陶元庆介绍的。那天一道到丰子恺先生的家里去，他就留我们吃饭。他是素食的，但牛奶、鸡蛋仍是吃的。他热情地招待我们，用裁纸刀把鸡蛋一个个割开来的姿态，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陶元庆的老师。陶元庆比我大四岁，丰子恺先生比我小一岁。他虽然比我小一岁，但已留起了大胡子，因为他自母亲死后，就不刮胡子。陶元庆很钦佩丰子恺老师，因为在绘画上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丰子恺先生不但各种绘画都熟悉，而且循循善诱，教授得法。这是陶元庆常常同我谈起的。可是丰子恺先生对于陶元庆照顾的周到，使我觉得好像颠倒了师生关系似的。陶元庆于一九二九年八月逝世，我们把他公葬在玉泉道旁，墓碑和“元庆园”三字都请丰子恺先生写，因为大家喜欢看他的字。
丰子恺先生珍视李叔同先生的书法，和友人在南洋印了纪念册。数量很少，他也送给了我一册。李叔同先生的书法，从早年的到晚年的，变化很大，但始终没有失去他特有的风格，实在是值得珍视的。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在杭州教书，失业一年，已经弄得贫病交迫。蒙郁达夫先生介绍到福建师范去教书。抗日胜利后回来，家中九年无人看管，被劫一空。一妻两子一女共卧地板，吃饭也是席地而坐，把菜碗放在门槛上，连矮脚茶几也没有一张。丰子恺先生知道后，就送来了一张饭桌和四个凳子，总算一家人上了桌面吃饭。当时我原有的熟人多已失却了联系，丰子恺先生住在西泠桥边，就常到他家里去谈谈，谈了些什么，近四十年前的事情，已经记不清楚。还记得的是：他不吃鱼，只因为他的母亲没有吃鱼的习惯，所以对鱼没有好感。另外还有两句话，是他常常说的，就是“三不主义”和“不同他们争骨头吃”。他在上海教书时，曾经到宁波的学校里去兼课。沪、甬是两个省的地方，但有轮船可乘。晚上上轮船，在房舱里睡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宁波，不难赶上第一节课。可是后来，他不但不再兼课，而且根本不教书了。所谓“三不主义”，不演讲和不赴宴以外，就是不教书。这在他是有道理的：教书要重理智，要以逻辑思维为主，而创作，无论文学或美术，都要重情感，是要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边教书，边创作，忽而注重理智，忽而注重情感，这在作家是一种难受的事。讲演近于教书。赴宴应酬，这在艺术家更以为是浪费时间的。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艺术上，多方面都拿得起；生活朴素，没有薪水的收入，单靠润笔也过得去。于是毅然放下教鞭，专心于艺术的创造。
丰子恺先生的“不争骨头吃主义”，我觉得和他的“三不主义”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他生活朴素，作品有人要买，无须为着吃饭去同人争食。丰子恺先生虽然素食，如果因此以为他无须去同人争得猪、羊的骨头来啃，那是误会了。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动军阀卖国自肥，肉食之余，还剩下些骨头。他们的爪牙就群趋争吃。帝国主义者通过军阀来进行侵略，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有良心的艺术家当然是不肯去争他们吃剩的骨头的。“骨头”也有带“肥肉”的，所谓“发国难财”，狗们在争前恐后地夺取。丰子恺先生孤零零地住在西泠桥边的小房子里，经济上也是拮据的，可是每当谈到想谋些收入的时候，他总是摇摇头说：“不去同他们争骨头吃！”
丰子恺先生喜欢小孩子，他也恋念自己幼年时候的生活。当时石塔儿头西湖疗养院的杨院长是他的同乡。有一次，我们三人一道吃饭，他俩谈到了童年时代在戏台下吃油炸臭豆腐干的情形，说是怎么香，怎么好吃。还说：这是利用一种细菌做成，也是富于营养的。他们说得很起劲，使我几乎流出口水来。
丰子恺先生勤于作画，可是常患牙齿痛，使他不能经常作画，颇以此为苦。我向他介绍了易昭雪医师，说他技术不错，我已得到了好处。丰子恺先生没有拔过牙齿，怕痛，老是犹豫不决。一天，他忽然来到我家，郑重地说：“我已写信寄给了易昭雪医师，我一定于？菖日？菖时到他那里去请他拔牙齿。信用总得守的。这样，到时候，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现在我这样告诉你，使你知道我已经下了决心。”
丰子恺先生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说是诚实的表现。他具备着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的“诚实”，所以他的漫画很出色。以自己的诚实，来克服怕痛的弱点，这样的修养功夫，我以为也是值得学习的。
附记：
记得曾经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和丰子恺先生都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说他们在内山书店里会见时，为了谁翻译的先出版，曾互相逊让了一番。这两位先生都翻译了《苦闷的象征》是事实，可是鲁迅先生在《关于〈苦闷的象征〉》一文里是这样说的：“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现在我所译的也已付印。”（《集外集拾遗》）这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写的。当时鲁迅先生还在北京，要再过两年多才从广州转到上海定居，这才常到内山书店里去买书，也常到那里去坐坐。这时他和丰子恺先生翻译的《苦闷的象征》都早已付印出版，还要讲什么互相逊让呢？这显然不是事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日记》：“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这三位当时都是立达学园的教师。陶璇卿就是陶元庆。我知道丰子恺先生和鲁迅先生的见面，就是这一次由陶元庆介绍的。地点是在景云里鲁迅先生的家里，也并不是内山书店。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八二年夏
（原载《东海》一九八二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