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有一部分士大夫就开始转向玄学。那时候有个风气，叫做清谈，谈心性问题。这个玄学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主张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尊重人的内心而轻视外物。学问上追求的东西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追求的是内心的修养，对身外之物很轻视。在做人方面，追求洒脱，追求放荡不羁。后来的学者都把魏晋玄学贬得太低，称其“清谈误国”。其实，大家并没有深入挖掘其精神价值。魏晋玄学是对谶纬之学和章句之学的反动。士大夫想挣脱经学迷信和僵化的束缚，只是走另一个极端了。当然，这也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魏晋时的社会乱得很，连年战争，加上外族入侵，士大夫朝不保夕。他要向外寻求也没办法寻了，只有反过来趋向自己的内心。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张扬个性，是个人自我的觉醒。儒家的一切都是强调天下、国家、宗族。魏晋玄学是首次强调个性的。我们以前对魏晋玄学一直用堕落、糜烂、腐朽等词语去贬低它。其实未必，举个例子，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以前总是说他如何放荡不羁，整天喝酒，喝醉了酒就在那边发疯，在那里胡言乱语。其实这是为当时环境所迫，因为这个人太有才。晋朝的司马昭想用他，但朝廷内部的斗争激烈，杀来杀去很严重。如果你为他所用的话，那么他玩完了，你也跟着完蛋。但如果不去，后果也很严重。所以有一次司马昭找他进宫做官，他就故意喝醉酒，足足醉了十天也没有醒。既然喝醉了醒不来，也就不用去了嘛。其实，这种放荡不羁是他的一个外衣，用来掩盖他的无奈。
魏晋士大夫提倡做人要本乎自己的真性情，行动要发自于内心，要使你懂得的东西成为你的行为。理解不重要，理解以后要进入你的潜意识，变成你的行为方式，这样才重要，才叫高士。这样的故事很多，都收录在一本叫《世说新语》的书里。比如有个农民，当然外形是个农民，其实不是。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做官，靠耕读为生。有一次，他去县城买水缸，结果买了缸回来，挑着水缸走了十几里路，眼看快要到家了，突然绳子断了，水缸碎了。他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恰好后面有个高士看到了，觉得很奇怪，就叫住他说：你买水缸，走了这么远路，现在水缸碎了，你怎么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回答道，缸既然已经碎了，我回头看也没有办法使它复原，我停下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懂，但要使这一简单道理成为你行为上的自然反应，则是很难的。我看在座的，如果缸破了，肯定都会停下来回头看看。把懂得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潜意识，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一种修炼。所以走在后面的高士才知道原来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高士。
魏晋时代的很多士大夫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王徽之，就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有一个雪夜，月光皎洁，照在皑皑白雪上，月景、雪景都很漂亮。王徽之正在月光下喝酒赏雪，忽然想起老朋友戴逵。他就马上雇了一条船去看戴逵。王徽之在会稽，戴逵在台州，他整整坐了一宿船才到。但到了戴逵的家门口，还没敲门就转身回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来访问戴逵，却连门都没进就要走？他说，我已经享受了这个过程。当时雪夜来访只不过是一时兴起，为了当时的兴致，觉得雪夜很美，应该和老朋友来分享。但现在已经天亮了，我也已经尽兴了，所以见不见到他本人反而不重要了。这种举动在儒家是没有的，这是中国士大夫的另一面。其实，这也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讲国学，不能只有平常看的《论语》、《孟子》里讲的那一套。
当时有一种“月旦人物”的风气。什么叫月旦人物呢？就是每个月聚集在一起清谈的人来评论什么人高，什么人贤。其实，就是树立一个榜样，评定一个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据说，有两个人，一个叫祖约，一个叫阮孚。究竟谁高谁低，大家一直争持不下，没有办法定论。有一天，有人去拜访祖约。他本来在开箱数钱，听到有人来了，匆匆忙忙把钱收起来，再出来见客。他们又去了阮孚的家，阮孚喜欢做鞋。他看到有人来也不掩饰，继续做他的鞋，还自叹道：不知道自己一生能穿多少双鞋呢？于是祖和阮的高下就定下来。祖约不够阮孚高明。因为本来爱财不是坏事，但祖约却要伪装自己，结果把自己的本性盖住了。阮孚这个读书人在那里做鞋，毫不掩饰，显示的就是本性，所以阮孚比较高。可见所谓的放浪不羁背后还是有一个道德标准的。
对于魏晋玄学，学术史上一般都是否定较多。但实际上，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过渡期，先把人的思想解放了，然后才能有一个文化高峰的到来。如果没有这个放空，后面隋唐的文化高峰是很难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解放的话，说不定中国人还守着东汉末年的谶纬之学和章句之学，怎么可能产生后来恢宏的隋唐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