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西藏佛教与满族的来往
满族与西藏佛教建立联系始于入关前。1639年，西藏方面主动派使者出使内地拜访清统治者，历经长途跋涉，西藏地方朝清使团于1642年到达盛京。皇太极面对千里迢迢而来的西藏使者尤其兴奋，几乎是同时，他已经遣使过去西藏迎请高僧，只不过两路人在路上可能没有碰到。可见，在1644年满族入关之前，西藏佛教僧人已经得到满族王室的极度重视。
1639年(明崇祯12年，清崇德4年)，皇太极专使一批人去西藏，致书当地的掌佛法大喇嘛，说明清朝愿意与西藏通好，共同弘扬佛教。此时，明朝统治已经到了后期，腐朽不堪，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西藏当时各种势力并存，有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集团，还有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藏巴汗和红帽系佛教，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斗争。这些集团派的代表于1642年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
在好几派西藏势力中，聪明的皇太极根据当时西藏的局势，将达赖喇嘛派作为主要倾向对象，给其使者带去了热情的回信，表示愿意长久通好。1643年皇太极去世，1644年其子福临即位，即顺治皇帝。这年也是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统治，清军顺利入关占领北京的关键一年。
入关之后，清政府在随后的几年内，明确了对西藏地方各派势力的取舍态度，多次请达赖喇嘛(当时为达赖五世)前往京城。但是谨慎的达赖五世，顾虑到当时清朝夺取政权没有多久，欠缺稳固，且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仍在持续，南方还有许多抗清势力在活动。清军安定全国，还有待时日，也可能出现夭折的情况。而且西藏内部还有其他势力干扰，故达赖五世犹豫再三，持保留态度，一拖再拖。
终于，在1652年，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达赖五世自西藏启程，随从达三千人，保卫森严，担心清朝的突然变卦对达赖安全造成威胁。1653年，浩浩荡荡的西藏使团终于到达京城，顺治予以厚重的赏赐，给予他们共同信奉的西藏佛教的最高礼遇，以团结藏地，获得民心。
清朝——藏传佛教在皇帝心中的崇高地位
顺治及其后任几位清朝皇帝青睐藏传佛教，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喇嘛教开始在全国占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顺治皇帝对佛教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有一位董鄂妃，原是其弟襄亲王的王妃，因丈夫死去而被顺治选入宫中为妃(满族有兄纳弟妻的习俗)。这董鄂妃美丽与贤德并举，深得顺治皇帝的喜爱。但她生的一个唯一的男孩却夭折，这令她悲伤过度，年仅22岁就病逝了。顺治因为董鄂妃的死，遭受很大的打击，整日悲痛欲绝。他用佛教葬仪将她火化，希望她能得到佛教的庇佑。董鄂妃死后很久，顺治皇帝仍无法走出悲伤，有传说他因此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
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崇佛之心无其他帝王能比。他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亲自编著佛教禅宗语录。他曾在大师指点下专心禅坐，突破了佛教中的“三关”，自认为达到了很高的佛法境界。他当皇帝前居住的雍王府，在即位后改为雍和宫，乾隆时期被改为喇嘛寺庙，香火极旺。直到现代还有许多人来上香，认为在这里许下的心愿，尤其灵验。
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也虔诚地信仰佛教，自号“长春居士”。他六下江南，到达过许多名山大寺，并书赐匾额。他提倡用“周孔”的思想指导禅学，从而达到统一佛教的境地。
如此重视喇嘛教的政策，到了清朝后期嘉庆、道光时代，才稍有松弛。这与当时帝王边疆政策调整、国力日衰有一定关系。总体来说，满人对西藏地区的宗教拉拢，对其边境民族政策有着莫大的功绩。
兴旺于边疆的藏传佛教——蒙藏共同的宗教信仰
蒙古和西藏地区，均处中国边疆，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对于国家边防均有极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而且，这两个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信奉的宗教与习俗，在西藏几乎是全民信教。两地区人们信奉的宗教，恰恰都是藏传佛教。其中西藏的佛教是从古印度传过来的，而蒙古的佛教则是从西藏传过去的。
蒙古族领袖铁木真于1026年统一了漠北，建立强大的蒙古汗国。在其扩张过程中，雪域藏土地域辽阔，对于其势力扩张十分有诱惑力。但那儿地势险要，只能通过其信仰的宗教来“柔”其人。所以，早在12世纪，蒙古族上层就与藏族上层因藏传佛教而形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而蒙古族也开始接受藏传佛教，用这种新的宗教思想代替旧有的萨满教。之所以这样选择，除了藏传佛教比原始萨满教更符合崛起的蒙古帝国要求外，也与藏蒙两地民族风俗习惯有较大类似有关。
有了相同的宗教信仰，蒙藏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得以互相利用、两得其利：蒙古族找到了治理西藏的代言人，藏传佛教当时主导教派萨迦派(花教)也得以“凭蒙古人之威对西藏进行统治”。随着蒙古族的日益壮大，元朝统一中国，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连元朝皇帝即位前都要受佛戒九次才能正式即位。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各宗派建立了广泛联系，蒙古各地都留下了藏传佛教传播的足迹。
因为蒙藏两地特殊的宗教相同性和地域相连性，西藏和蒙古族的宗教上层与民间来往很多，战争也不列外，蒙藏之间存在一定的互相利用关系。例如清初势力不断扩大的蒙古族准噶尔部到处侵扰，制造分裂，与清朝为敌。其首领噶尔丹，就曾与西藏第巴桑结嘉措(与达赖五世关系极为密切)勾结，助后者扫除在西藏执政的蒙古和硕特部势力(当时政教尚分开而治)。而且，噶尔丹的兴起还得到过西藏达赖五世的支持。
藏传佛教与清对蒙藏的“因俗而治”
清政府与蒙古地区的来往也不少于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带领满族和蒙古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到了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后，就已开始用崇奉喇嘛教来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赢得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清廷重视蒙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清廷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中，与蒙古族贵族保持着密切联系，极力笼络其上层人物。蒙古族是曾经强盛一时的元朝的统治者，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国家的开先河者。入关前后，满族拼命拉拢蒙古贵族，与之开展家族联姻与军事联盟。
满蒙联姻制度是清朝对蒙古族的一项长期政策，从太祖努尔哈赤，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达三百多年，并形成制度性。这期间，清廷定期将本族王室子女指婚给蒙古王室子弟，以与“蒙古各部领主王公贵族保持长期的联姻和政治联盟”。通过与蒙古长期联姻，清朝“巩固了对广阔的蒙古草原的控制和统治，笼络了蒙古王公贵族，使得蒙古稳定地隶属于清朝中央”。清朝前期的用兵，满蒙军事联合力量是主力，如蒙古八旗，远多于汉军八旗。世代联姻的结果，是蒙古贵族与清廷形成多重亲戚关系，来往亲密，就像同胞一样，心甘情愿为清廷平叛征讨，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有功之臣，被清廷封以高官爵位和优厚俸禄。清廷授予许多有战功的蒙古贵族以亲王、郡王等爵位，几乎跟清皇族享受的待遇一样。
起初清朝利用蒙古族，是为了对付对明朝尚存留念的广大汉人。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在全国统治的巩固，清廷才开始注重与汉人保持较好的关系。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的黄教盛行于蒙古各地。清初统治者深知蒙古族人民当时对黄教的推崇，利用这一武器来安定蒙古各部，利于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因此对黄教进一步地提倡和推行，作为其在蒙古地区统治的精神武器。清统治者竭力拉拢蒙古黄教上层人物，并且试图抵消西藏黄教对蒙古的影响。积极在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控制蒙古的活佛转世。
顺康雍乾时期，政府指导下的喇嘛教，具有超高的凝聚力，使满族、藏族、蒙古族这三个民族之间微妙的关系，达到了精神程度上的高度联合。清廷希望以喇嘛教作为三方的统一尊崇精神对象，达到稳步统治两地的精神工具。
所以，清政府有必要找到对蒙藏实行共同管理的切入口，利用的还是不败的法宝——藏传佛教。清统治者还派遣使臣去西藏迎接高僧前往满蒙地区传教，清朝辖区的蒙古人民，信奉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如果能利用喇嘛教发源地的藏传佛教，自然能使蒙古地区安定，有利于为清入关后继续统一全国扫除后顾之忧。
对待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情况，清王朝同我国历代多数王朝一样，奉行“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的基本原则。
“恩威并施”体现在除了最初的武力镇压，还离不开后期的怀柔与笼络政策。1644年，清军入关，虽然夺取了中央政权，还有许多反清地区和军队需要平息。所谓“边疆一日不靖，内地一日不安”，他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极有特色的“因俗而治”，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方针。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长期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习俗，如果硬行打破，势将造成十分复杂的局面，对于顺利治理民族地区是不合适的。雍正皇帝明确指出，对边疆统治要“从俗从易”，“各安其习”。乾隆帝也强调“从俗从易”，“不易其俗”。“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正是藏传佛教被清廷尊崇的缘由，实际是清廷用来羁縻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一种手段。
为了遵从西藏全民信教的民俗，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从“政教分离”转化为“政教合一”。从顺治到康熙时期，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采取政教分离的方式，即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分由达赖喇嘛、归顺清朝的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及其子孙)担任，两者管辖界限分明，毫不含糊，也可双方互相制约。康熙末年平定西藏叛乱后，授权达赖为宗教和行政事务的领袖，达到黄教“政教合一”治理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