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细节改变历史(清·清风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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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满族宗教信仰的改变稳固了边疆 (3)

佛教给现实社会中消沉、不满的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精神幻想,认为通过信仰它就能达到毫无痛苦的境地。佛教为人们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给人们以期望,有很大的迷惑作用。并用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使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这点迎合了历代专制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对其顺利统治百姓有利无弊。所以在从北魏到清代的一千多年中,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备受帝王的推崇。

中外佛教徒十分景仰五台山的佛教,也因为佛经《宝藏陀罗尼经》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萨住处与五台山的菩萨顶气候与环境十分相似,所以把五台山当做文殊菩萨住地。菩萨顶上有五台山规模最大的喇嘛庙,康熙和乾隆皇帝来五台山狩猎视游,都是住在五台山的菩萨顶。西藏达赖与班禅每次来五台山,均在菩萨顶讲经说法。在清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五台山受到了蒙藏佛教徒的狂热崇仰,他们千里迢迢从边疆来此进香朝拜,络绎不绝。不少蒙藏佛教徒甚至希望死后把骨灰埋在五台山。

佛教中最主要的菩萨之一——文殊菩萨,自古以来被历代皇帝认为是国家统治长治久安的福音。而五台山历来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下面来看看何为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的来源

在佛教里,主要有“三世佛”:过去佛——阿弥陀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文殊菩萨,就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它是智慧的象征,是佛教中最主要的菩萨。

关于文殊菩萨的来源,按史料分析,可能起于汉地佛教。《如意宝树史》第二总目甲三丙初《总述各种教派源流》说:“汉地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五台山,是文殊言狮子的道场。”这里“言狮子”,是佛教比喻佛祖讲经时,声震世界,如狮子吼。《维摩经·佛国品》:“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

藏传佛教文殊菩萨

《如意宝树史》又说:“五台山上有据说是大慈法王等居住过的菩萨顶,及罗睺寺、普安寺、台麓寺、禅堂寺、寿宁寺、七佛寺、金刚窟、镇海寺、十方堂等十座寺院,习念藏传佛教寺院。也有很多汉僧的寺院。”这说明五台山以藏传佛教寺院为主。

该书还提到:“往昔从南路(天山南路),印(度)、汉二地相近,关系密切,许多印度学者成就师来到中原传教,而众多汉僧依文殊菩萨等的加持,亦赴印度求法,故汉地佛教流传早于藏区,并得到大弘扬。”但对于这一历史,作者又说“对此很难讲述”。

从文献看,“文殊”应为汉地佛教大师们所读印度原始佛经后“悟思”而得。唐朝高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此书在佛教经籍中,属于“论”。即读该经后悟思所得的衍义,包括叙述、辩论等,其中还有汉、魏以来有关学习弘扬佛法的诗赋散文。

该书卷十五有南北朝时人殷晋安作的《文殊像赞》:“文殊渊睿,式昭厥声。”“文殊”在汉地佛教中,也泛作对僧人的尊称。按唐以前高僧们从印度佛经引入的概念,又称“文殊师利”,为梵文Man-jusri的音译,略称“文殊”,意译为“妙德”。“妙吉祥”,是中国汉地佛教认定的四大菩萨之一,是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专司“智慧”,常与司“理”的右胁侍普贤菩萨并称。

所以,汉地佛教文殊的模样应该是:头顶结五个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骑狮子,表示智慧威猛。

汉地佛教文殊菩萨

从上文可以看出,“文殊菩萨”现身(起于)汉地,时间约为唐朝以前的南北朝,早于藏传佛教的兴起时期。藏传佛教于唐前期从印度经尼泊尔传至西藏,7世纪时藏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首建寺庙译经,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前弘期佛教”的开端,上引《如意宝树史》说汉、藏两地佛教弘法起源的历史时段是正确的。唐朝时,汉、藏往来事务很多,既有战争,也有唐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的美好故事。在明朝时,藏传佛教的黄教才进入五台山,山顶的“菩萨顶”成为黄教首领“扎萨克”在当地当住持的地方。

文殊菩萨与五台山

清王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五台山,与清王朝的国号发音与文殊菩萨的发音正好相符有关。

据清光绪文献记载:“国家龙兴辽沈,满洲之号,适符曼殊,景运既集,灵迹弥昭。”意思就是,清国兴于辽沈之地,满洲的国号,音与“曼殊”近符,这表示着祥运汇集,佛祖显灵。清人入关后,很快开始满汉同书,其中“满洲”的汉语发音众所周知。而“文殊菩萨”,其全称为“文殊师利”,音译略称文殊,梵文写作Manjusri。很明显,这里的“Manjusri”,读音与“满洲”恰好十分相似!

所以清王朝对文殊菩萨怀有特殊的感情,认为这一巧合象征着“清王国可以像文殊菩萨一样与世长存”。所以清统治者把文殊菩萨作为统治的福音,乾隆皇帝就自称是文殊转世。康熙以来,清廷非常重视利用喇嘛教怀柔藏、蒙民族,以巩固民族国家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所以,文殊道场五台山特别受到清廷的青睐,五台山几乎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藏传佛教、五台山、文殊菩萨和顺治皇帝

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认定山西省的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18世纪成书的《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简称《如意宝树史》),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细节。

该书第二总目甲三《摩诃支那大汉地法王、佛教大师、佛法宗派之历史》说:“《文殊根本续》中说,‘在彼汉和大汉地,将由妙音极成之……文殊菩萨大光明,显现于彼汉地种,以童子身住其地’”,“预言了汉地主要是文殊菩萨亲自教化的地区,而特其加持……在许多经典中,皆言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五台山。”第二总目乙二《藏地佛教的传播情况》说:哲蚌寺法座(主持)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三十五岁时,受汉地文殊皇帝顺治的迎请赴内地,行广利教众的事业”。甲三丙初《总述各种教派源流》说:“清世祖顺治时期,迎请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于水龙年(1652年)至北京,封赐为帝师。康熙时,赤钦洛追嘉措至北京,和章嘉金刚持等被封为国师。”“胤禛皇帝时期,喇嘛仁波且久保哇·益西嘉措至北京,帝封章嘉活佛曲吉扎巴为帝师。”“现在以福德之轮统治汉、霍尔(维吾尔)、藏、女真、索伦(蒙古)、高丽等地的钱龙皇帝,迎请达察杰仲等卫藏多康的众善行到内地,并善修古寺,……崇敬佛法。……这些皇帝……广弘佛陀教法,至今如上弦明月,圆满灿烂。”

上文称顺治为“文殊皇帝”,又极力赞扬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广弘佛陀如“明月”“灿烂”,说明了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及其领袖的密切联系。

这里说顺治亲自迎会五世达赖喇嘛,称“顺治”号前特别冠以“文殊皇帝”之教名,暗示了顺治皇帝与文殊菩萨、五台山的特别关系。其实,在藏传佛教领袖的宗教“法眼”中,中国的皇帝及一号领袖,都被尊奉为“文殊菩萨”。或者说,在以宗教为生命的藏族人民心中,能够统治汉、维、藏、满、蒙古等多族人民的中国领袖,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为他持有“福德之轮”。中国内地的五台山被藏传佛教信徒认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认定是和青藏高原上众多神仙一样的神圣之山。这样,佛教以“善”观世界的优秀教义精神,与以神山为标志的国土精神合一。这显然是汉、藏与其他中华民族在统一国家认识方面取得的共识。

《如意宝树史》的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年),是生于青海的蒙古族人,为青海佑宁寺第二世松巴活佛。他于1737年、1742年两次受清廷之召赴京师,晋见乾隆皇帝。他是18世纪时著名的佛教学者,著述颇丰,而《如意宝树史》是其代表作,其历史内容多可信,为今研究印度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藏族历史及蒙古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该书第二总目甲初乙二《藏地佛教的传播等情况》中,述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其“前世”为“真实五髻者文殊菩萨”,又说“有的经籍中说他受文殊菩萨之护持,其实二说意相同”。与上文相联系,则藏传佛教一直居领袖、主流地位的黄教及其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与中国皇帝顺之等都是“文殊菩萨”化身,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说狮子(说经)”的道场。这既说明了清朝时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关系,也暗示了顺治皇帝与五台山的特殊关系,其中之谜,至今仍然存在。

(三)外八庙——避暑山庄外的宗教圣衣

在河北省承德市北部,有一座清幽的行宫,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修建。这就是著名的皇家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

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除了每年夏季时分供清朝皇帝来此避暑修养之外,还是重要的处理政务场所。在这座行宫的外围,分布着一圈宏伟壮丽的巨大喇嘛寺庙群,共有八处十一座,俗称为外八庙。

外八庙恰如其分地分布在承德避暑山庄外东面和北面,像众星拱月般围绕着避暑山庄,不禁让人想到清王朝修建它们的深刻用意。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看,为了皇帝来此度假时顺便也拜拜菩萨么?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这些寺庙建筑群无一例外,全部是喇嘛庙,却融合了汉、蒙、藏等多民族的建筑风格,气势恢宏,内藏无数珍宝,是一群有着独特的多民族艺术风范与内蕴的大型古寺建筑群。

这里是清代喇嘛教的又一个中心,与雍和宫、五台山一样,蕴含着清朝皇帝用藏传佛教治理边疆的独特政治用意。外八庙的寺庙群都是依皇帝的命令而建,其建筑融合了西藏、新疆等兄弟民族著名寺院的风格。例如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鸢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其内各种匾联、碑文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安远庙

十一座寺庙中的八座,在修建时均设计为朝向皇帝居住的避暑山庄,形成“百川归海、众心捧月”的格局。这象征着边疆少数民族在清政府的统治下,齐心发展,共同繁荣。如此庞大多样、瑰丽多姿的艺术建筑,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普陀宗乘之庙,也称小布达拉宫

结语

清廷历来是十分重视与蒙古族和藏族搞好关系的,在顺、康、雍、乾帝的不懈努力下,对蒙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自努尔哈赤开始与蒙古贵族建立军事联盟与政治联姻以来,满族和蒙古族之间结成了亲密的互利关系。入关之后,清廷毅然由信仰萨满教改为信仰藏传佛教,正是这种“信仰”的改变,使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