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逍遥法外，走得干净，然而，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债务纠纷却迟迟未能妥善解决。停业后的广客隆约欠供货商货款1000万元左右，欠装修商工程款350万元，而加盟商的损失则难以准确估计。
点评：此案中人们必须弄清三个问题：
政府职能部门是否该为所审批资料的真假负责？怎样划分职责范围？造成的后果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并非仅在广客隆事件中才浮出海面，也并非只出现在工商部门的注册环节。
有学者曾指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政府职能对企业来说更多地体现在服务、引导和监督作用上。如果不慎形成纰漏，发生的经济损失却是由企业或者社会来承担，而这恰恰最不符合市场规律。政府如何规范和衔接各职能部门，已显得相当急迫。
丹东众多企业贸易诈骗面面观
导读：丹东，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却似乎“声名在外”——
90年代初，一条不知什么人打出的横幅，曾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和企业界人士瞠目：严防丹东市大骗子！
不久之前，一条同样内容的横幅又出现在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上。据说在不短的时期内，相似内容的横幅多次出现在其他不同规模的订货会和商品交易会上。
丹东市不是说没骗子，法院每年都处理不少案例，可这样丹东市却由于诈骗而闹得满城风雨，沸反盈天。
1992年5月，丹东市纺织品边贸公司在山东淄博一家工厂购买了价值8万元的布料，从丹东某车队租了一辆加长东风卡车前去淄博运货。
这个“纺织边贸公司”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既无像样的办公地点，更无汽车，公司经理黄流为了骗得厂家的信任，将租用的卡车在出发前临时喷上了“丹东市纺织品边贸公司”的字样。当然也不能白喷，事先说好额外付给车队200元钱。
这笔买卖黄流不准备赖账，计划如数付款，等于先下个诱饵，让对方觉得他是讲信誉的，买卖做大以后再说。所以黄流没有亲自出马，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去下饵，自己则在丹东坐阵指挥。
干将带车到淄博以后，先交了5万元货款，余下3万元说好货到出手即付。厂家为慎重起见，特派一名科长到丹东坐等3万元货款，此外还趁这个良机考察边贸公司的情况，假如经营状况运行良好，还准备长期合作。厂家是用心良苦，做了长远的打算。干将得知厂家要派员前去丹东，立刻给黄流拍了一封电报。
黄流喜出望外，立刻安排人员准备接待。一夜之间，他那间原本空荡荡的办公室便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的锦旗，有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送的“信誉第一，客户至上”，有上海等各大城市的企业、商业单位送的内容大体相似的锦旗。一名不知底细的黄流的老熟人偶尔走进他的办公室，吓得连忙退出去以为进错了门。当发现门没错主人也没错的时候，他大大咧咧地问黄流：“你在哪弄的这么些东西？”黄流笑而不答。他没法回答，因为这都是从全市各锦旗店花高价赶制出来的。
货到了，黄流立即安排人送至海城和兴城两地以低于出厂价5%的价格卖掉，当即赔掉近万元，但他得到了7万余元的周转资金。
厂家的科长到了，除了享受高规格的接待，当然还要到边贸公司去看看，结果一下便被那满墙的锦旗照花了眼。黄流在办公室与科长交谈期间，桌上的两部电话不断地响，一会儿是长途，一会儿是市内的某某公司或某某工厂，都是催货或订货的，着实让淄博派来的“钦差大臣”兴奋了一番：这回可抓到大客户了。当他从黄流的手中接过那3万元货款时，高兴地说：“黄经理，你们边贸公司的情况我一定带回去向领导汇报，希望能够长期合作！”事实上，连续不断的电话都是黄流事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是派人从不远的电话亭打来的。
厂家的科长走后，黄流又先生两次派人到淄博拉回了6车布料。每次都及时付清货款，于是便得到了厂家的信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已赔进去七八万元啦。一个月之后，黄流亲自率领喷有“丹东市纺织品边贸公司”字样的2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淄博。
黄流称这一批货物系外销商品，要求保质保量。因是外销，黄流需由外商接货付款后才能交付厂家。由于黄流的公司已与厂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所以厂家对他们的谎言竟未加任何怀疑，仅收了他1.5万元的订金，就让他拉走了20卡车的布料！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此举无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啦！
天下的骗子很多，不光丹光有，别处也有，因此就免不了要有善于与骗子的较量，人们习惯将这种黑吃黑的事情称为大骗子骗小骗子。骗子原无大小之分，人们是在一场骗局发生之后按胜负来区别大小的。
1992年夏日的一天，丹东市群星商场29岁的经理杨泽接待了一位来自泽江的大亨，此君是由一位朋友牵线认识杨泽的。杨泽手里有一批价值100余万元的毛毯，大亨财气大气粗，张口就说全要了，一条毛毯原价130元，杨泽趁机抬至186元，大亨也不还价，一口答应，但声称此次携款不多，先交订金20万元，其余欠款货到后一次付清。杨泽回答“好说好说”，也显得十分痛快。这笔买卖似乎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谈成了。实际上事情并不简单。杨泽让大亨在宾馆里住下，说是他立刻安排车辆运输，实际上他去找工商部门的朋友与浑江方面取得了联系，很快查明了大亨的底细：此君注册资金只有6万元。杨泽得知这一情况，心中立刻有了底，决定来个将计就计。
很快，运输车辆联系好了，价值100万元的毛毯全都装上了汽车。大亨点清货物，当即拿出20万元现金交给杨泽。
杨泽一挥手：“出发！”
大亨暗暗窃喜，现实比他想象中还顺利，孰料，他还没从喜悦中安静下来，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而来。
大亨心里一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说：“我这儿哪里出毛病了。”
这回该轮到杨泽高兴了，因为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同时到达的工商部门人士当场宣布：经查实，某某某（大亨）没有经营如此巨额货物的能力，有诈骗之嫌，立即将全部货物原地扣押，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作处理。
大亨吓得目瞪口呆，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向工商部门提出他已向卖主预交20万元货款，如果不能运货，就先将订金退还自己。
工商部门的人对杨泽说：“你把款先退给他。”
杨泽说：“我欠凤城银行20万元，已让人把这笔钱拿走了。”
工商部门的人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立刻把款追回来！”
杨泽说：“好，我这就去！”一挥手拦了一辆出租，大声说：“去凤城！”结果出租车还没出丹东市，他就塞给司机10块钱，下车找朋友聊天儿去了。
在朋友处，他说：“操，想玩我，他还嫩点儿！”
两个小时以后，他从朋友家给大亨打了个电话：“我刚到凤城，银行已经下班了，找不到人。”
正在大亨处的工商部门的人说：“你在那等着，明天上班就去办！”
杨泽连连称“是”。
第二天，杨泽又给大亨打电话：“银行已经入账，拿不出来了！”
工商部门的人说：“这么快？你让银行出一个证明！”
很快，银行出具的20万元已入银行偿还贷款的证明交到了大亨的手里，大亨再一次傻了眼。他当然不知道这也是杨泽一手策划的。杨泽在银行里有人，20万元还在杨泽手里。
钱已经成了杨泽的囊中之物，工商部门最后裁定大亨必须按20万的数额提货别无选择的余地。
大亨穷途末路，最后只好按合同规定的每条186元的单价提走了价值20万元的毛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有一出古戏叫《三打祝家庄》，这里所要讲的是丹东市的骗子三打石家庄，故事要比那出古戏曲折得多。
丈夫尹春勇是丹东市一家小商场的经理，妻子刘淑珍则是市效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小商店的老板娘。夫妻俩都长得黑黑胖胖，给人一副憨厚相。无论是谁都难以想象，就是他们把上海一家公司在石家庄的一批价值2400万元的白布，用480万元的订金就骗到了手。
上海人的精明是世人公认的，谁也说不清为什么精明的上海人会败在了看似憨厚的关东人的手下。
也许是这家公司的办事人对丹东市骗子多的传言不屑一顾，也许是这家公司太想在憨厚的丹东人身上大赚一把了。总之，上海人把2.73元一米的白布提到2.88元一米时，尹春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上海人欣喜若狂，以为这回可抓到冤大头，孰不知骗子搞货是从不讨价还价的。
上海人说，货在石家庄。尹春勇说：太好了，这样拉货近点。心说：这样更容易做手脚。上海人说：必须先交20%的订金才能提货。尹春勇在心里算了一下，2400万的20%是48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啊！但还是心一横，说：“可以。”上海人想：能拿出480万元订金的主顾，想吃进2400万元的货是不会有问题的。尹春勇提出：这么多的货我不可能一次拉完，所以订金不能一下都交完，必须拉多少货就交多少订金。
这个要求虽然有点不近乎人情，但在生意场原则的范围内，精明的上海人根本没料到老实巴交的尹春勇会趁机大咬自己一口，他们满口应承。
尹春勇夫妇匆匆忙忙赶回丹东，以上次从别处骗来的价值150万元的电气两用炉作抵押，从“抬钱人”（高利贷者）手中拉得资金40万元，然后以这40万元作订金，一打石家庄，拉回来价值200万元的白布，货物送抵丹东后，马上向早已联系好的客户，以120万元的低价抛出。接着又以这120万元作订金，二打石家庄，又拉回了另一批价值600万元的白布……
如此这般，3次往返，终于以480万元的订金，从石家庄拉加顾2400万元的白布，历时不到两个月，除还给抬钱人本金40万元加利息30万元共70万元，剩下的就都是他的事了。除去各种损耗，如果就赃物全部售出，他可以净得900万元。当然还要等些时间，因为目前还有一大批白布仍压在仓库里，不少做正当生意的守法商人正云集丹东市，静等这批白布以更低的价格抛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