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知道高拱蒙受冤枉，前往拜见张居正，请他出面排解此案。张居正最初不愿答应此事，并拿出东厂审讯揭帖传示众人以示与己无关。但被杨博识破帖中的“大臣所供，历历有据”的“历历有据”是出自张居正之手。这样，张居正才无法推诿，答应从中调处。后来，冯保见事渐泄露，忙将王大臣治哑，处死，高拱才免遭诬陷，度过险境。
自古以来，“无中生有”作为一条政治谋略，常为历代阴谋家所运用。冯保因与高拱积怨，借王大臣闯宫一案，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事实，诬陷高拱。如不是吏部尚书杨博等人，仗义持言，用事实力请张居正从中周旋，高拱定遭不测。
钱龙锡中谗言蒙冤
王永光、高捷、史范同时阉党人物。1629年，王永光调任吏部尚书，这时，高捷、史范已被罢免。王永光便在崇祯帝前极力推荐二人，不久，就被引用入朝。大学士钱龙锡平时很瞧不起高、史二人，二人也对钱怀恨在心。
这年的十二月，满洲兵大举入关，兵临京师城下，袁崇焕督兵与战，崇祯帝认为他督战不力，将其下入狱中。高捷、史范见有机可乘，便上一奏章，言袁崇焕与满洲议和，诛杀毛文龙是受钱龙锡指使，因此，亦应与袁同罪。祟祯帝见奏章后，认为钱龙锡为人忠诚谨慎，遂不加究责。高捷、史范见此次不成，就于第二年八月，再一次上疏，弹劾钱龙锡曾出都城，将袁崇焕给予的贿赂数万银于，转寄到姻亲家中。崇祯帝即位后最嫉恨赃官，见此疏后，也不辨真假，立即命将钱龙锡下狱惩办。钱龙锡遭到高、史二人的诬陷，义愤已极，遂具章抗辩，并将与袁崇焕所通书信一并送上，无奈崇祯帝刚愎自用，少识辨之才，对高捷、范垫二人的上疏深信不疑，下诏将钱龙锡贬戍定海卫，达12年之久。
高捷、史范为魏忠贤余党，复入朝廷后，仍恶习不改，利用崇祯帝刚愎自用、自作聪明的弱点，诬陷、中伤钱龙锡受袁崇焕贿赂，竟使钱龙锡遭贬戍边，蒙受不白之冤。
魏忠贤谋杀王安
明熹宗时，宦官王安持正不阿，但因身体多病，不能常见皇帝。魏忠贤刚刚入宫时，结识了王安属下的宦官魏朝，并与魏朝认了同宗。不久，在魏朝的引见下，魏忠贤到熹宗生母王选侍宫内典膳。由于他为人狡诈，善阿谀奉承，深得魏朝喜欢，遂屡次向王安进荐。后来，魏忠贤与魏朝为争熹宗乳母客氏，丑态百出，闹得满朝风雨。王安对此极为不满。魏朝被逐出宫后，魏忠贤又与客氏狼狈为奸，把朝政搞得乌七八糟。御史方震孺曾上疏劾奏客魏，王安从中一力支持，熹宗在朝臣的压力下，曾一度将客氏逐出宫，并严诘魏忠贤，可过不久，又将客氏请回宫里。这样一来，客魏更加肆无忌惮，并对王安怀恨在心，日夜谋思除掉他。
这时，内侍中有个叫王体乾的，想作司礼监，王安是其障碍。王体乾遂与魏忠贤勾结在一处，朋比为奸。他往见客氏，对她说：“夫人比西李如何？势成骑虎，无贻后悔。”客氏遂与魏忠贤商议，唆使同党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又指使刘朝、田诏等，上疏辩冤，说由王安诬陷入狱，再由客氏入内在熹宗面前加谗，昏庸的熹宗不由得大怒，饬令王安降职，由王体乾继任，又将刘朝赦免，命其为南海子提督，贬王安充军南海子。魏忠贤见阴谋已得逞，又暗中命刘朝派人将王安刺死。
魏忠贤刚入宫时，位卑势单，但他善于曲意逢迎，骗取王安等的赏识和信任。而当他一朝权在手，便露出阴险面目，用“暗箭”将王安射倒。
无孔不人的缇骑
雍正即位之后，政局一度动荡。诸王各自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威胁到皇权的安全。为了消除朋党林立的局面，把王公大臣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雍正派出了许多眼线耳目，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眼线耳目在当时叫做“缇骑”，也就是侍从骑士。这些缇骑神出鬼没，无孔不入，经常把大臣们的行动报告给雍正。
有一次，新科状元王云锦，在元旦早朝后到亲友家作客，做叶子游戏。玩了好一会后，有人发现丢了一片叶子，于是大家作罢，便端上酒菜痛饮。第二天入朝，雍正问王云锦昨天早朝后干什么去了。王便如实相告，雍正听后，笑着点头说：“不欺暗室，是真状元啊！”说完，便从袖中取出一叶。王云锦一看正是昨天丢失的那一片。原来这片叶正是被缇骑当场偷走，在报告情况时交给雍正的。
王士俊被授为按察使（主管——省司法的官员），高高兴兴地准备前去赴任。临行前，有人上门求见，并给他带来人臣张延三送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信的大意是给他推荐一位能：于的仆人，要他务必，接受。被推荐的就是这位送信人。张廷玉是元老重臣，面子大，王士俊不好拒绝，便带着这位送信人上路了。几年中，这位被推荐来的仆人很能干，深得王的信任，与王一直形影不离。后来，王士俊任职期满，要进京述职。这位仆人突然提出辞职的要求。王士俊很奇怪，问是什么缘故。仆人回答说：“您任职的这几年没有大的过错，官当得还不坏，我要先入都面见圣上，好为您多美言儿句”。王士俊这才恍然大悟，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仆人”，原来是皇帝有意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缇骑。
雍正就是通过这些缇骑无孔不入地刺探着人们的隐情，把所有的大臣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手段有效地制止了朋党林立的局面，稳定了朝廷的政局，然而它也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的集中程度，暴露了封建君主****的黑暗性和独裁性。
曹振镐“一言害邦”
在旧时代的官场上，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些官僚：他们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奉禄，荣华富贵。不要看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却在保官保禄方面很动心计，颇有一套阿谀奉迎，明哲保身的“要诀”。这种官僚在当时被称为“巧官”。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便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满清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年岁愈大，愈受皇帝信任，官职愈高，自然有他的当官“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办法。他回答了6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要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代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国家的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看得道光帝头昏脑胀，心里很不耐烦，弄得他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意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这种情绪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善于对皇帝察颜观色的曹振镛敏锐地查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动了一番脑筋后，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一番高论，他给皇帝献计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如果那样做，便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巳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下怀。此后，他果然照着曹振镛的办法，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哪怕是字体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下圣旨，严厉斥责，使不少人为此丢丁官职。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谨小慎微，视给朝廷上奏章为畏途，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上报，也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官场上形成一种********，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变得激化起来，最后终于酿成19世纪50-60年代的全国性的内乱，几乎使清王朝这只又旧又破的大船在农民起义的波涛中倾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曹振镛“一言害邦”。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劳。他自然把这个“功劳”归于曹振镛，更把他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
曹振镛的这一“说”，严格说来，算不上有什么谋略，只不过是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至多体现了曹氏还有一点小聪明而已。不过像这样的小聪明只能给某些个人带来私利，而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对此，人们还是以提防为好。
阴险的策反计
1863年6月至12月，李鸿章的淮军及洋枪队与太平军展开了争夺苏州的激烈战斗。
苏州是南京东南的重镇，无论是对清军，还是对太平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守住苏州，太平天国派慕王谭绍光率4万之众在这里坚守。进攻苏州的清军有程学启部1万人，李鸿章部2.5万人，另外还有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3500人，及中法混合军400人，合计3.8万人。攻守双方都是各自营垒中的精锐部队，争夺苏州的战斗打得特别激烈。
中外反动势力的军队仗着拥有洋枪洋炮的优势，连续对苏州发动了一连串的猛烈攻击，但是，太平军在谭绍光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仅在11月27日、28日两天，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就被打死100多名，受伤者无算。戈登本人承认，太平军的“顽强抵抗以及他们的阵地非常坚固，我军不幸遭受到很重的损失，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官兵”。（《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敌人见强攻不能奏效，于是就采取利用内奸，从内部搞破坏的办法来对付。清将程学启原来是陈玉成的部下，在安庆战争中投敌变节。他利用旧关系暗中收买了苏州守将之一的康王汪安钧，并从汪处探知太平军内部的许多机密情报，知道坚守苏州的太平军诸王之间意见不一致。慕王谭绍光及35个天将主张坚守城池，与敌人血战到底，而其余各王的态度动摇。于是清朝当局便通过内奸汪安钧乘机拉拢其他各王，引诱他们投降变节。这批动摇分子向清朝当局表示：只要清军进城以后，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便可以停止抵抗，献出苏州。当这些无耻的要求得到允许后，太平军中有8个主要将领暗中投降了清朝。这8个人是：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为了向清朝当局邀功请赏，他们策划了一个刺杀谭绍光的阴谋。
12月4日，谭绍光主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郜永宽、汪安钧等8名内奸叛徒全都到场。在会上，谭绍光讲到太平军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嘉奖广东、广西老弟兄的英勇，同时指出有的部队不可靠。显然说明，他对这8人叛变的问题已有察觉。汪安钧惟恐事情败露，乘慕王不备，抽出短剑将他刺伤。其余的叛徒纷纷拔出武器，制服住丁在场的人。汪有为残忍地割下谭绍光的头，叫人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清军强攻苏州，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却一筹莫展。然而，由于施用了策反计，用打进去的方法破坏太平军的内部团结，则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苏州，达到了军事上的目的。不过那些企图保命，妄想富贵的叛徒也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两天以后，即12月6日，这8个叛徒都被李鸿章和程学启处死了。
背义求利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和庆封合谋杀死了齐庄公。庄公死后，二人另立景公做国君，崔杼当上了宰相。
庆封非常嫉妒，想杀掉崔杼，自己代他做相，于是就挑拨崔杼的儿子们，让他们互相争夺做继承人，果然，崔杼的儿子们私自争斗起来。崔杼去见庆封，告诉他这件事。
庆封对崔杼说：“你先留在这里，我派兵去把他们杀掉。”于是派了他的死党卢满婺带兵去，把崔杼的妻儿老小以及宗族亲属全部杀光，还烧了他的房屋住宅，回报崔杆说：“我已经把他们都杀死了。”
崔杼回去，已经无家可归，于是上吊而死。庆封做了齐景公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