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又叫整版印刷术，刻印人把文字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它材料制成的版面上，然后涂上墨，就可以覆纸印刷了。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相当广泛，包括日历、卜筮、佛经、小学、文集、字画、儒家经典等等，刻书地点遍及四川、淮南、江南等地，而四川成都成为印刷书籍的中心。可见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给我国书籍制度和文化传播带来了重大影响。
公元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请求禁止民间雕印日历，原因是剑南、两川和淮南道民间大量私印出售，政府每年颁布新历之前，私历早已布满天下，影响朝廷收入。唐文宗于是禁断私家雕印日历。
唐懿宗时，纥干暨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他为得到道家炼的龙虎仙丹已经苦苦寻觅了15年之久，这时招揽大批方术道士炼丹。他又制版雕刻道家刘宏传，印制了数千本，寄给朝廷和全国各地潜心练丹的人，供他们参考。
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本书籍是从敦煌发现的刊刻于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这部佛教经卷长约16尺，由6个印张联缀而成，前面还绘刻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字和图都是雕印得相当精美，用墨匀称清晰，是一部相当成熟的雕印作品。可惜这部珍贵的印刷品1900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窃走，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中。我国国内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是四五十年代在成都古墓中发现的唐朝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汴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上面刻有古梵文和小佛像。
公元883年，跟随唐僖宗逃到成都的中书舍人柳批在休假时去街上看书，见到很多雕印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和小学字书之类的书籍。由于民间印刷技术粗糙，纸张质地差、用墨不匀，有些文字已被浸染得模糊不清。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李愚上奏唐明宗，社会上印卖的雕版书籍种类很多，却没有刻印儒家经典，若能雕版刊印，将会有益于文教推行。因此，他们请求根据唐代的开成石经制版雕印，使读书人有标准读本。唐明宗诏令国子监儒学博士，将石经文字仔细看读，然后召集有雕刻技术的工匠，刊刻颁布天下。今后不论什么人书写经书，都必须依据雕印本，不能与其他本混杂使用。这年四月，命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颐、屯田员外郎田敏为勘刻官。选人把儒经文字用楷书端端正正写出，交给匠人雕刻，每天刊刻五版。这次雕印的儒家经典有《诗》、《书》、《礼记》、《易》、《春秋左氏传》五种经书。
公元948年，后汉国子监上奏，要求召集学官校勘九经中的其余四经，雕印刊布。汉高祖诏令刊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四经。
公元955年，周世宗命国子监官员校勘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雕造印版，由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共同详细校勘，刻版印行。
五代时期政府刊刻的儒经书籍是由国子监主持，雕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称为“监本九经”。刊刻质量很高，只可惜现在一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五代刻书除官刻经典以外，民间刊刻的各类日用书籍和佛、道二教刻经也比唐朝普遍。此外，官僚士大夫开始私人出资刻书。当时十国之中的后蜀政权文化发达，率先有了出资刻书之人。母昭裔在成都命门人孙逢吉等刻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贴》等书雕版印刷；花间派词人和凝把自己的文集刊刻出来，共有100多卷；昙城和尚把贯休和尚的文集《禅月集》也雕版刻印。可见雕印书集的普及和流传已相当广泛。
唐朝发明雕版印刷技术后，唐和五代的雕版刻本就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正规印刷的书籍，在书史和印刷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在书籍革命方面，结束了我国简册、帛书、纸书手写时代的卷轴书籍。产生了积页成册的册页书籍，大大提高了装订质量，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表现在印刷史上，雕版印刷术技术高超，不仅能够刊刻文字，而且还能雕刻图画，印制精美，这是手写本所无法企及的。正由于雕版印刷在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如果没有唐代雕版印刷作基础，就不会有宋代的活字印刷。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它使书籍能够大量出版，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和普及，成为人类迈入更高阶段文明社会的阶梯，人类的文化生活也因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自从五代以后，我国图书事业逐渐由印刷方法替代了手抄、刻石等缓笨制作方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技术，同时也减轻了劳动强度。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原来只分散在民间刻印日常生活用书的小规模刊刻发展到大规模印制大部头经典书籍的集体操作方法，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发展。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广泛应用与传播，不但促进了唐朝五代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为后来宋代图书事业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智囊”晁错
晁错，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著名政治家，在经济思想上主张“重农抑商”，对当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晁错少年时非常聪明，随当时大学者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领悟颇深。汉孝文帝时，朝廷中竟然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人。《尚书》是一部治世经典，汉孝文帝为此耿耿于怀。后来皇帝听说济南有一隐士，姓秦，潜心钻研《尚书》近90年，便想召他人朝，但年龄太大，根本不可能入朝为官。无奈之下，皇帝令太常派人前去学习他的研究成果。晁错当时正在太常府中任职，因其才华被太常看中，于是得以亲赴济南学习秦隐士的研究成果。不久，晁错学成归来，在汇报学习成果时，竟能学以致用，根据《尚书》中的典故，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治理国家的经济方案。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口才极佳的晁错显然很胜任这个位置。不久就赢得了太子的宠幸，并被太子称为“智囊”。不过这时的晁错并未对国家发挥多大作用。他好几次上书孝文帝，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些想法，孝文帝都没有听从。虽然被提升为中大夫，但晁错仍感到被冷落。而由于太子的极力称赏，晁错不免与其他大臣逐渐形成隔阂。如当时的袁盎等，与晁错的关系都不融洽。
太子即位后，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景帝，晁错得以风光无限，立即被重用为内史。凡有所奏议，皇上无不言听计从，一时权倾朝野，许多法令都根据晁错的意见作了修改。当时的宰相对此深怀不满，但却无能为力。有一次，晁错觉得自己的内史府位于太庙墙外的空地上，每每从东门出入非常不便，就让人将太庙外的围墙打了一个洞出行。丞相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为震怒，准备以此为借口奏请皇上，杀掉晁错。但消息灵通的晁错听到这个消息后，竟连夜求见皇上，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仔细地先向皇帝禀报过了，并得到了皇帝的理解。因此，第二天丞相准备向皇帝告状时，皇帝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凿了围墙，不是庙墙，因此，不算犯法。”丞相无可奈何，回来后冲属下大发雷霆：“早知道这家伙恶人先告状，还不如把他先斩后奏了呢。”这件事对丞相是个致命的打击，不久他因心情郁闷而一病不起。朝廷中少了一个重要的对手，晁错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了。
很快晁错得任御史大夫，开始力主募边实民，削夺诸侯封地，并以此巩固中央集权。皇上召集诸位大臣商量此事时，由于大家知道这个提议是晁错提出来的，竟然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不久，晁错很快制定了关于此事的三十章法令，一时诸侯哗然，仇恨晁错之心大盛。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还专程从颍川赶来劝说晁错：“你为朝廷办事，为什要得罪这么多人呢？”晁错不听，说：“如果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得不到保障，皇帝又岂能安宁？”晁错的父亲仰天长叹，回去后马上服毒自杀了，因为他预料到晁错必死无疑。半个月后，皇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将晁错斩首。但晁错死的时候穿的仍是朝服，可见汉景帝对晁错的宠爱并未改变。
这次叛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诛晁错”，最后皇帝仍不得不派兵镇压。皇帝后来也认识到晁错所为实为国家着想，不禁大为悔恨，但为时已晚。汉朝经此一乱，国力渐衰。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专有一章写晁错事迹，由此亦可见晁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两大流派，他们都有一套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的理论，但在治理方法上，儒家主张积极进取，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两家有很大的差别。
刘邦建立汉朝后，在思想上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他不敢继续采用法家学说，也不愿意采用儒家学说，最后，他采用了黄老（黄帝、老子）的道学思想，推行无为而治。
景帝在位时，窦（dòu）太后（景帝的母亲）特别推崇黄老道学，当时，朝廷中还专门供养了一大批道学家，他们专门四处宣传道家思想，所以，在汉朝初期，道家思想一直占着统治地位。
儒家学派虽然没有道家学派那样好的运气，但由于黄老道学主张“无为”，对其他学派也采取顺其自然发展的态度，所以，儒学在汉朝初期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他的儿子刘彻（即汉武帝）即位，武帝即位时只有十六岁，但他雄心勃勃，很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汉初以来尊崇的黄老道学，总是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些很不符合武帝要求进取的个性，也不适应历史发展进程中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武帝很想抛弃黄老道学，选择另外一种思想来治理国家。
公元前140年，武帝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人才选拔考试，当时，长安汇集了许多学派的人才，有位名叫董仲舒的人，是汉朝著名的儒学博士，也来参加考试。
武帝向参加考试的人提出了许多问题，由于董仲舒平时研究的思想理论正好与这些问题相符，因此，他很快就奏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这三篇对策中，董仲舒宣扬皇帝是天老爷的儿子，天老爷命令他来统治天下，所以，在政治和思想上要实现“大一统”。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大家都要服从皇帝的命令；在思想上，要“罢黜，废除百家，独尊儒术”，要以儒家学说作为汉朝的统治思想，而其他思想应一律禁绝。
董仲舒的《大人三策》主张大一统，十分符合武帝的政治需要，因此，在这场考试结束后，武帝立即重用了卫绾、窦婴等一些儒生，董仲舒也做了江都王国相。在武帝支持下，朝廷明显出现尊儒趋势，儒家学派也十分活跃，黄老道学经常受到他们的攻击。
道家政治代表窦太后在汉朝宫廷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巩固的权势，她见武帝率领大臣推崇儒术、贬低道学，心里十分不满。一天，她把武帝叫到面前，狠狠地骂了一顿，并逼迫武帝罢免了窦婴、田蚡（fén）等人的职务。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武帝立即起用田蚡为丞相，田蚡又大力任用了数百名儒士，儒家学派的势力终于进一步壮大起来。
公元前124年，著名的儒生公孙弘任丞相，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京师长安建立了太学。太学的教学课程是儒家经典，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人直接任命官职。太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统治地位已完全确立起来了。
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武帝的支持下，终于确立了独尊的统治地位，并且这一地位在中国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使汉武帝统一了全国的思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文景之治
汉高祖和文帝之间。曾有汉惠帝的短暂统治汉惠帝任用曹参为国相，实行无为而治，基本上延续了高祖时的政策，社会继续稳定发展。
汉惠帝时，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后十分专横霸道。惠帝死后，没有儿子，吕后就从外面找了个男婴，冒充是惠帝之子，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临朝听政了。吕后临朝8年，得了重病死去了。大臣们通过慎重讨论，决定迎立刘邦的儿子刘恒（封为代王）即位，这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的儿子景帝在位16年，文景二帝统治的39年间，朝廷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生产，平缓刑狱，汉朝出现了升平时期、这一时期为以后汉帝国跨入汉武帝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
文帝即位后，派遣使者遍告四方百姓，表示自己将对四方采取怀柔政策。他给因吕后时期统治不当而起兵造反称帝的南越王赵佗写信，承认前朝在统治方针上的错误，并说：“我们两方多年的战乱造成许多灾难，我想这是大家都不忍心的。现在岭南的上地就归你治理了，但两个皇帝并立一定会引起争端，这是仁者所不愿见到的，我愿与你共齐前嫌。重修旧好。”
这封信既婉转表达了与赵佗修好的意愿，又明确表示皇帝只能有一个，赵佗必须取消帝号。赵佗渎了文帝的信后十分感动，他对臣子们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汉朝皇帝这样圣明，从此以后，我就除去皇帝的仪仗，不再称帝了。”此后，赵佗一直以臣下自居，南越与汉通好数十年，相安无事。
北部的匈奴族仍是汉朝的一大威胁，“和亲”政策虽然暂时缓和了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但边境战争还是时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