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锴取士
按照《新唐书》记载，高锴任礼部侍郎时，主持科举考试，三年之间录用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最初每年录取四十名进士为限，后来合格的人才逐渐减少，于是朝廷根据实际情况，下诏令减少十人，尽管如此，依然无法满足。
反映唐代进士考取情况的《登科录》，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开成元年（836年），宰相府上奏皇帝说：“以前录用进士每年以二十五人为限，人数偏少，请求增加至四十人。”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开成元年（836年）、二年（837年）和三年（838年）之间，高锴任职礼部侍郎，主持考试，每年录取的进士都是四十人。到了第四年，开始减少名额，每年录用的人数限定在三十人以内。由此可见，《新唐书》的记载是错误的。
据《唐摭言》记载：高锴第一次主持进士考试时，裴思谦通过宦官仇士良的关系，被排在第一名，高锴嫌他结交权贵，当面斥责并驱逐了裴思谦。裴思谦出门时，回头厉声对高锴说：“你小子瞧着吧！明年我肯定能中状元！”
第二年，高锴仍然担任主考官，他警告家人和助手，不要接受任何人的批条。裴思谦没有到高锴家去求情，而是带着仇士良的一封信，然后乔装打扮，穿上紫色官服，直接来到了考场，走到高锴面前，对高锴说：“军容使（仇士良担任的皇帝禁军首领官名，这里代指仇士良）有一封保荐裴思谦的推荐书。”高锴没有认出他，接过书信一看，上面要求让裴思谦作状元。
高锴说：“如今状元的人选已经定下来了，如果要其他的名次，可以按照军容使的意思办理。”
裴思谦说：“我是按照军容使的命令而来。军容使说：裴思谦如果当不上状元，请你不要让他考中。”
高锴低头想了许久，不敢冲撞仇士良，就说道：“既然是这样，就把裴思谦带来试试看吧。”
裴思谦马上说：“我就是。”
高锴迫不得已，只好让裴思谦当了状元。
裴思谦中状元以后，居住在京都的平康里，他写了一首诗说：“银红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由此可以看出，裴思谦是个小有才智、不拘小节的人。高锴迫于宦官仇士良的压力，把他定为了状元，史书中还赞颂高锴担任考官时，录用的人都是真才实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唐夜试进士
唐朝之后，科举考试成为普通人升官发财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其中的进士科，最容易当上大官。“状元”即为进士科里面的第一名。
怪异的是，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还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进入考场后要使用蜡烛。因此不少人就以为唐代科举进士，是从清晨一直考到第二天清晨。当时的刘虚白写下过这样一首诗：“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
诗中就是描写这种夜里考试的情景。他还说当时考生进考场时每人要发给三支蜡烛，三支蜡烛燃尽后就必须交卷。
《旧五代史·选举志》中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宰相下的文件（堂帖）夜间考试进士，专门有人拿着文件的条款。皇帝的诏令说：‘秋天来参加考试，准备有一般规程，入夜后才写文章，不曾有旧的制度。王道都是按明白的常规设立的，公事必须在白昼公开进行，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服从命令在门外排好次序一齐进入考场，到关门时考试结束，其中如有先考完的人，记好他的时间，就令他先出去，他们入策也须在白天考试，应试各科对策，并仍照此例。’”可见，白天考试进士，不是以前的惯例。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贡院又请示皇帝，让进士考试杂文，并且指定进入特别的官署部门，过一夜后再参加考试。到了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又因为礼部尚书知贡推举窦贞固的奏折，以前考试进士，都以三支蜡烛的时间为限，并且各种举人有怀藏书本的就不让他参加考试。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再有革新。白居易集中奏状说：“进士允许参考书册，并且得通宵达旦。”但没有说明白入试的时间是清早还是晚上。
十二年以后，也就是后晋的开运元年（944年），又因为礼部尚书知贡举官窦贞固上奏提议，命令进士考试统统用三根蜡烛，凡是有携带书籍者一律不准参加考试。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了改变。
唐书判
唐代选拔官员的准则有以下四条：
一、身。就是身材健壮，五官端正。
二、言。就是谈吐明晰，言辞条理井然，能言善辩。
三、书。就是善于楷书，字体优美。
四、判。就是文辞优秀，论述有理有据，理论水准高。
只要通过考试的，叫作入等，接着便是任命官职了。
既然靠书法作为艺业，因此唐代人没有不擅长楷书的；既然以判状为重要，因此没有不学习熟练的，而判状的语言一定讲究对偶整齐，现在流传的《龙筋凤髓判》以及《白乐天集·甲乙判》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朝廷到县城，没有不是这样的，不读书、不擅长文学就不行。朝廷辅政大臣每逢报告草拟一件事，也一定对偶几十句话，现在郑畋写的敕书、堂判仍然留存着。官场一般流行在判词中讲述一些琐碎的小事，其中穿插一些诙谐的语言，叫作“花判”，写得十分实际。宋代初年仍然受到唐代余波的影响，时间一久，便逐步被根除了。
唐代用身体、相貌当作选拔官员的一条准则，引来后人的非议。
赦放债负
以前皇帝为了向天下百姓显示自己的仁慈，就不断地宣布皇恩大赦。宋代的皇恩大赦就非常多，至少新皇帝登基或更改年号时，就要实行天下大赦。除了赦免有罪之人外，还要赦免一些债务。这虽然是一种恩德，但是有时实施起来却非常不合理。
如南宋孝宗谆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赵睿退位，由其第三子赵悖继位为光宗。新皇登极，大赦天下说：“凡是民间积欠的债务，不论时间长短、数量多少，一律不准再要。”这一赦令初看起来，确实为负债累累的穷苦百姓解除了一个很大负担。但哪里想到，有的债主刚把钱借贷出去才十来天，没有收到一分钱利息，赦令一下，却连本钱都白送人了。
后来由于谏议大夫何澹上书认为这一赦令太不合理，光宗这才又下令要负债人只偿还本钱，息钱可赦免。但赦令已经下达，又这样朝令夕改，引起了借债人的不满，几乎闹起事来。
五年后，光宗再次颁布大赦令。吸取前一次教训，规定只免除三年以前的债务，也就是借债后已经偿还了三年以上，但本息倘未还清者，才可依赦令解除债务关系。不到三年者，还要继续偿还，这又不免太苛严了。
实际上，以前五代时期的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八月的一次大赦最为公平合理，赦令说道：“民间私下放债，所取得的利息已经达到了本钱的一倍者，一概不许再增加利息。”又说：“一年以前还未还清的多种税钱，也一概不能再要。”这样一来，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依据赦令解除之后，双方各有所得，都没有损失，穷苦百姓也确实从中享受到了恩惠。
今日官冗
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在三班院任职，他上书说：“国朝真宗景德时开垦的田地有一百七十万顷，官员达到万名。仁宗皇时，开垦的田地有二百二十五万顷，官员迅速上升了两倍，达到了二万人。到了英宗治平年间，开垦的田地达到了四百三十万顷，官员上升到了二万四千人。开垦的田地天天在增加，而官员也在天天增加。后来用在郊祀的赏赐费也比以前多了一倍。就拿三班院的簿籍比较一番，可以看出入籍的人接近七百人，可死亡、罢免、退休的人员还不到二百人。不仅如此，这个数字还在年年增加，丝毫没有终止的意思。所以，财政开支的去向，应该让有关管理部门仔细商讨，想出一些相关的对策，让天下的财政收入与治平年间一样多，用于支付官员俸禄的费用和景德年间一样。这样一来，以三十年计算，就可以剩余十年的积蓄了。那时，天下达到全盛，仓库多有积蓄。”曾巩这一建议受到宋神宗赞赏。
庆元二年（1196年）四月，有大臣上奏言词十分激烈，说道：“过去在孝宗乾道年间京朝官有三四千员，候选官员有七八千人。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吏部四选的名籍，尚左选，京官有四千一百五十九人；尚右选，大使臣有五千一百七十三人；侍左选，选人有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人；侍右选，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人。合四选之数，共有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人，冗官比本朝全盛时多了一倍。近四年之间，京官没有增加。在外地入选的增加到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人，比绍熙二年（1191年）多了八百〇一人员。大使臣六千二百六十五人，比绍熙二年（1191年）增加了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小使臣一万八千〇五人，比绍熙二年（1191年）增加七千四百人。而令年科举及第的人和明年奏请入官的人还不在此数。如果加在一起算大约有四万三千人，比绍熙四年（1193年）的数目又增加了万人。这怎不令人吃惊呢？”
造成冗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年年有恩惠。大庆典多次实施，每次都有特恩授官的，并且皇室的恩典，不以血缘远近为界限。再加之科举特奏名的实施，这都是特殊的恩典，受到特殊恩典的人数每个州多达数百人。哎，已经无药可救了，恐怕神医对此也束手无策。
宰执子弟廷试
东京开封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后，忽然变得特别轻松。原来，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的科举考试全部考完了。
年轻的、年老的、穿绸锦的、穿布衣的、沾沾自喜的、灰心丧气的——各种各样的举子们鱼贯般涌出考场，然后各散南北，等待着放榜的日子。其中，有三位衣着华美、气宇非凡的年轻人显得异常高兴。
他们过五关斩六将，在礼部考试时就获得好成绩，在上报皇帝名单中，被列入上等。最后这一关在皇宫由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发挥得也很不错。中进士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三位是谁？说出来令人惊讶，他们分别是李宗谔，宰相李昉的儿子；吕蒙亨，副宰相蒙正的弟弟；王扶，盐铁使王明的儿子。他们虽出身高贵，但的确不是纨绔子弟，三人均颇有才华。
判卷完毕，拟定了录取名单，上报给皇帝做最后的审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宋太宗看了录取名单上李宗谔、吕蒙亨、王扶三人的名字时，他停下笔思索起来，过了一会儿，抬头说道：“他们都是有权势的人家，跟那些出身寒苦的人角逐，不恰当！即便真的靠真才实学录取的，人们也会说我偏心大臣。”说完，提笔将这三人的名字划掉。很显然，他们都落榜了。
由此可见，以前对执政大臣的子弟都是这样的严苛。这跟秦桧当权时，他的儿子秦焙、孙子秦埙先后都中了状元相比，是如此不同啊！
科举之弊不可革
法令越严格，违法犯罪的情况也就越严重。在科举考试中就非常明显，特别是官员考试的时候，愈发突出。朝廷明令严禁他人替考，禁令越是严密，代考的人获得的酬劳就越多。不幸败露的，一百人中不过也就一到两人受到处罚，处罚也没有像法令上写的那样严厉。
宋代吏部选官，凡中选之人除皆须赴吏部由其长官、副长官进行帘试，以防代笔之弊。这个规定，不能说不完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纸空文，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奉公守法、敢于议论的大臣，虽然天天提出改进意见，但这种坏的风气如同河决水溢、风吹草倒一样，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有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弊端，主要是因为太相信法令而在实际执行中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持这种议论的人也不想一下，执行法令的官员，谁肯真正公平正直，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别人，弄个坏名声？这对于事情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遭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打击和报复。
宋初开宝年间，太子宾客边光范负责官员的考选。一天，太庙斋郎李宗讷前来接受考选。边光范打量他一番，觉得此人年纪轻轻，大概不会写诗。有意刁难他，就说：“如果你能提笔就做出一首六韵诗，那么，不用考书判，也可以合格入等了。如何？”
哪知李宗讷却毫不胆怯，反而得意地说：“我不但会写诗，对辞赋也很留心呢。”随即动笔，不大功夫就写成一首诗、一首赋。
边光范读完后，对他大力赞许！次日就上报朝廷，提升李宗讷为秘书省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