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把自己当第三者
用代名词指称自己，这样做也有各种隐含意义。这种运用非常普遍。
钱钟书《管锥编：太平广记卷三》介绍了一些这样的用法：……讥卑谄之自称，如“渺渺小学生”、“何罪生”之类，不知其冥契神仙家法也。
《管锥编：太平广记卷四○五》：……而“人”又可自指，语气责怨。如《诗？庸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夏父曰：“以来！人未足！”，《解诂》：“以彼物来置我前，‘人’，夏父自谓也”；辛弃疾《眼儿眉？妓》：“来朝去也，莫因别个，忘了人咱！”；《玉簪记》第二一折陈妙常久待而恚，潘必正来，陈不睬，潘问：“为甚事泪双流？心中暗愁！”陈答：“愁什么！把人丢下就是！”；《西游记》第二三回沙僧曰：“二哥，你便在他家做个女婿罢！”八戒答：“兄弟，不要栽人！”———诸“人”胥自道也。今口语称人有曰“咱们”，与小儿语尤多，称己有曰“人家”，愤慨时更然。 如今，称自己为“人”、“人家”仍然常见。“你别冤枉人了！”、“你心目中哪有人家哟！”、“你就只会欺负人！”，隐含着对对方愤恨、责怨的情绪。
1949年以前，自称为“小的”说法很普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瞎说。”隐含着自轻与自贱。
做妈妈的常这样对婴儿说：“宝宝不哭，妈妈不好，宝宝饿坏了，妈妈喂喂宝宝……”工厂的老师傅错怪了自己的徒弟，向徒弟道歉时，常这样说：“师傅错怪了你了。……”这样做好处是，又向徒弟承认了错误，又不太丢自己的老面子，是一种让双方都过得去的自我揶揄。
“兄弟领教了。”这个说法里，“兄弟”就是指说话人自己。为什么？客气、谦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事情变得更客观。我不是说的我，我说的是另一个“兄弟”。
六、借第三者之口说出自己的意思
这一种策略，语用隐含的意思，较为丰富。说话人的心态之一是：为了表明话语所传信息的客观性。好比说：你瞧，这不仅仅是我（说话人）的意思，也是别人，甚至是群众的意见。事实上可能仅仅是自己的意思。如乙对甲说：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惹，难缠。
说话人心态之二是：在大体上同意第三者的话，但怕有不准确的地方，说话人将来可以逃脱责任。如果第三者的话是消极内容，不好的事，这就埋下了将来不负责任的伏笔，如乙对甲说：“据小王说，他有过那种事儿”；如果第三者的话是积极内容，好事儿，即使夸大其好，也是原说话人的责任，不是引用人（当时的说话人）的浮夸，如乙对甲说：“他们说这个孩子考上了清华。”
七、多种言语行为与礼貌策略伴随
汉语文化里确有礼貌策略，且有它鲜明的特点，那便是：许多其他的言语行为，如同意、邀请、表扬、赞许、批评、反驳、谩骂、揭露、讽刺、挖苦等等，都要由礼貌策略去伴随。有些言语行为，如同意、邀请、表扬、赞许等等，天生地与礼貌策略相近或一致时，这两种言语行为显不出矛盾，可是当两种言语行为相去甚远时，那伴随的礼貌策略就显得特别高雅与得体。混合着的两种言语行为相互牵制，使主要言语行为，如批评、反驳、谩骂、揭露、讨价还价等等，受到缓冲，于是显得含蓄、婉转。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中庸哲学起了作用，这是独特的汉语文化心理起了作用。
语境：刘仲容作为李宗仁的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后来受****之邀，到延安参观，******与其会见。
刘：（鼓起勇气）很不容易到延安，希望能到各处走走，盼毛先生准允。
毛：（不假思索）客人有所求，主人焉有不从之理？
（《名人传记》，1994—7）
******表示了间接同意，是一种礼貌表达方式：只说主人对客人的态度应该如何，自己同意则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同意与礼貌伴随，天生地相近。
语境：1917年李柱丞在日本教师藤原茂岛家中作客晚餐，端上来的菜咸得难以下咽。
藤：（笑）你要多吃点，回到你们支那哪有这么多的精盐吃呀！
李：先生长在岛国，知不知道中国的海岸是世界上最长的，盐场也是最多的？只是目前生产有待发展，到时，如先生关照，我请先生免费吃三年，盐放得比今天多三倍，如何？（说完站起离开）
（古野：“记著名爱国实业家李烛尘”，1994）
李烛尘并没有对日本人痛加斥责，而是既讽刺了日本人的井底之蛙似的无知（“先生长在岛国”），又揭露了小人之举（“盐放得比今天多三倍”），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批评时也守住了礼貌策略：婉转的批评，论述式的反驳，显得批评者特别地有涵养了。这种情况下，是批评与礼貌伴随。
语境：1916年秋，李柱丞在日本与田泽恭川讨论《源氏物语》。
李：（从容）……像第一回“桐壶”就是我国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子。而第四回的“夕颜”，同样出自白居易的《闻夜砧》。类似极多。
田：（圆睁怪眼）你以为是抄袭之作？
李：哪里，我只是认为樱花兼有梅花香。
揭露别人的短处也不忘记守住礼貌。“樱花兼有梅花香”就比整个儿抄袭后退了一大步，但听得出，那意思还是揭露某人有抄袭行为。这是揭露与礼貌伴随。
语境：1957年，******受赫鲁晓夫之邀访问前苏联，后者大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批评其不当。
赫：（瞪着牛一样的眼睛）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出身却是资本家。
周：（脸色严肃）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本家，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周的回答既有礼貌，又揭露了对方是叛徒。这是揭露与礼貌伴随。
也是颇为巧妙而严肃的礼貌策略的运用。
语境：姜文没有到会领取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后来有个新闻发布会。
记者：你拒绝到会领奖，是否你不在乎这个奖？
姜文：这奖是观众给的吧？我在乎。观众太重要、太伟大了。我只是对专家奖无所谓。我演了9部电影，1部电视剧，从没得过专家奖。人家专家水平高，普通观众喜欢专家也喜欢那就透着不一样了。我很庆幸我没有得专家奖。
（王晓明，《广东电视周报》，1996年3月6日）
姜文把调侃行为（人家专家水平高……）———如果不是挖苦的话———和礼貌结合起来了。但是，说话人绝不是肯定专家奖，因为后面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得专家奖”可以作为凭证。下面是否定与礼貌伴随的例子：记者：在众多女演员中，你为何偏偏选中了宁静作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女主角？是否“别有用心”？
姜文：宁静是百里挑一的。在确定她为“米兰”时，我征求了他们（手指向身边的“小姜文”夏雨和“小小姜文”———11岁的韩冬）的意见（众记者大笑）。他们心目中的女孩就是这样的：丰满而性感、眼睛很迷人。宁静是画画出身的，她的眼神能定得住，不像许多女明星那样发飘。她的歌也唱得挺好，她是我惟一崇拜的歌星。
（王晓明，《广东电视周报》，1996年3月6日）
记者说姜文选中宁静是“别有用心”，姜的否定词中没有“不”，他只是陈述了一大段选中她的过程与理由，这就有礼貌地事实上否定了记者的断言。
那么，汉语文化里有没有单独的礼貌策略的运用呢？当然有。例如：黄永玉为金光涛的《锦瑟》（李义山名作）题诗，诗后有段跋语，点出了书家赠送诗轴的主旨，此后，跋语竟然如此结尾：“湘西老刁民黄永玉书壬申”“老刁民”纯属以自贱来执行谦虚、礼貌的言语行为。
八、运用权威
礼貌是策略，不礼貌未曾不可以为策略。重要的是要符合权势身份、看准了对方比自己在权威或地位方面要低。运用———不一定是“耍”———权威破坏了礼貌策略固然是一个方面，但用足了权威也可以使说话更有效果，达到说话目的。至于这是否符合文明礼貌或者道德规范，还可以和社会学家商量，但语用学者在这里做的事只能是尽描写语言事实之职。而且，运用权威策略不一定非骂人不可，不骂人也可以运权用威。
语境：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战役，战斗正酣。
彭德怀：（在电话上）……要他们沿宜洛公路往东打！
刘懋功：哪个“沿”字？哪个“沿”字？哪个“沿”字？彭：三点水“沿”。
刘（仍不懂）：……
彭：饭桶，连沿着公路的沿都不懂，长脑壳光是吃饭的？
（刘懋功，1994）
战斗中这样的时候（情势与气氛紧张），在打战的战场上（流血与要命），不容多说，说话人是总指挥，面对如此这般的下级（知识太差），这样的严厉批评（“饭桶、长脑壳光是吃饭的”）是适当的运用权威策略。
很可能对此产生的怀疑是：什么“运用权威”，这也能成为一个语用策略？这是不是策略的泛化？
如果否认运用权威是策略，那就等于否认了下列言语事件的合理性与普遍性：
教师批评学生的用语；上级责问下级的口气；经理吩咐职员的用词；军官命令士兵的言辞；老子教训儿子的言语。
只要运用得是时候、是地方、合身份，运用权威的说话过程也可以是得体的言语行为。
下面是运用权威的极端例子：
语境：1928年，张作霖与同僚商量除掉张敬宇（张绍曾）的事。
机要秘书：（推门）大帅，有要事禀报！张公馆内有自备电台。
张作霖：（发火）妈拉巴子，前方弄得老子焦头烂额，这家伙又在背后捣我脊梁骨，我非严办他不可。（骂骂咧咧）
刑世廉：……除掉他怕引起非议。
张作霖：（大怒）妈拉巴子，李守常影响那么大，我已重办了他，天王老子、洋人我都不怕，还怕他个鸟张敬宇不成！
（“张绍曾之死”，《名人传记》，1994—7）
张作霖口吐脏言、发火乃至大怒，未尝不是一种策略：他要他手下的人服从，必以权威相慑，他手下的人也惯于接受这样的威严，这能帮助达到他的说话目的。至于说话人办的事情（言后之果）对不对，是否经得起考察，那须事实来鉴定，这已经超出语用学研究的范围了。
九、回避策略
为了某种目的和某种原因而答非所问便是回避策略。这里所谓的“某种目的”，便是言外信息的传达。“某种原因”是指可能引起痛苦的、引起麻烦与不便的原因。
问：您现在已经是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大腕”级人物，对自己还有什么要求？有没有想过诺贝尔文学奖？
张炜答：那个大奖举世瞩目。不过那个奖大致还是一个西方奖。东方人想多了，仰望久了，脖子会发酸。西方人很难懂得东方，尤其很难理解汉文学。我不过是个勤勤恳恳耕作的人，像个田园上的劳动者。“大腕”、奖，都是场面上的东西，它们在品质上与劳动的精神是对立的。我已经努力地、全力以赴地写了20年。如果再写20年，我相信会写得比现在好。
（《问答录精选》，山东友谊书社出版）
到底“有没有想过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回答。说“想”，得不上怎么办？已经有人举出过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偏见的种种事实。说“不想”，也没有必要，而且自己和别人都很难相信。为了让别人相信“不想”是有道理的，又得费许多口舌，不如不说。最好是回避“想不想”而只谈对这个奖的看法，便化被动为主动了。
回避性应答中，有一种貌合而神离的答非所问，显得非常自然，有助于答话人逃避外交的、人际的、情理的、法律的、事实的、隐私的种种困难、尴尬与不便。有人介绍（骆峰，1995）回避的办法是：以同音代替、多义歧解、取消话语含意、添加话语含意、以点代面曲解话题和套用现成话有意岔题。
以同音字制造的回避。如“您是作家？”———“对，我是‘坐家’。”如果答话人是作家，则以此实施谦虚策略或自我调侃策略；如果答话人不是作家，则以此回答蒙混过关，让别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作家，以保一时之虚荣也未曾可知。“您是教授？”———“对，我是‘越教越瘦’。”这种答话一多半是承认身份，但加一点自我调侃。“你有何特长？”———“我‘头发特长’。”很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长，答话人用这个办法回避，也是一法。
利用多义歧解。“你多大年纪？成家了没有？”———“我成得了什么学者专家？”“成家”是可以产生歧义的：成为专家与建立一个家庭（结婚）。曲解成听话人所不愿意接受的那一个意义，便是回避。
取消话语含意。有意不去理会对方的话语含意，就字面意义对答。某人在车上碰撞了某小姐，某小姐斥责：“什么毛病？”某人诚恳答曰：“小姐，对不起，我这种病好像叫美尼尔氏综合征，容易发生晕眩，出现站立不稳，举止失控的情况。今天这一犯晕就连累了您，真不好意思。”这一例里，取消原来发话人“毛病”的本身含意，曲解地发挥出“美尼尔氏综合症”。
以点代面，曲解话题。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西方记者问周总理：“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总理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共有18元8角8分。”这是指当时银行所有的人民币面额总和。这个回答执行了好些功能：保密、回敬记者的不恭、得体地拒绝与保了记者的面子。
套用现成话，有意岔题。现成话有成语、惯用语、俗语以及各种各样为人们所熟知的流行语，是用来岔题的好素材。如：
甲：三大直辖市，为什么世乒赛要选在天津举办呢？
乙：“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所以只好由天津人来办了。
十、表面一致而事实否定
无论内心是同意或是反对，肯定或是否定，接受或拒绝，在说话的时候都以与对方一致的姿态出现，先做出与对方保持一致的姿态，再进行事实上的否定。这便是表面一致事实上的否定。这也是汉语文化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由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决定的。当然，也有不与对方保持一致的反对、否定、拒绝言语行为。
语境：欧阳山尊曾作为文化人（并非记者），四人一组，访问过朝鲜战场。
问：您当时是作为战地记者吗？
欧阳山尊：我当时是志愿军嘛。
（《中国青年报》，1990年1月5日）
“我是志愿军”的言外之意是否定了记者身份。这样否定显然是首先和对方保持一致然后再用事实否定的策略。
语境：孔子与子贡讨论如何为人。子贡曰：贫而无谄（巴结奉承），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第9页）
瞧，孔子来的也就是这一套：“可也；未若……”这个模式想必就是现代汉语言语活动中的“好是好，不过……”的“祖宗”？
对方提出一个什么建议，不能接受时，往往这样说：“好是好，不过……”。“不过”之后是事实上的不一致。或者这样回答也是相同的策略：“你这个建议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其后也是跟着事实上的不一致。“你这么说，用心是好的，可是……”下面是反对意见。这样的谈话方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这一策略与“多种言语行为与礼貌策略伴随”的策略有相通之处。不同之处是，这个策略的落脚点是事实上否定或反对，所以可称为“曲线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