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语用学的实质
我们将会在第五章第七节“从功能不完备原理到语用学的实质”里详细阐述语用学的实质。这里只是初步交待如下：语用学的实质，就是语用功能理论系统完全建立在语言符号关系之外，具体地说，完全建立在人对语言干涉的基础之上！用“功能不完备原理”去解释，就是说，语用功能的理论系统完全是靠语言系统之外的人（自然的人）及其社会这两个系统补充而成的。这就是语用学的实质。
回忆本章语用学的几个根本的理论要点，无一不是在人或人组成的社会那里生根：语境和语境对话语的干涉：非语言语境，即社会人文网络里的各种体系（村落体系、城镇体系、交通体系、市场体系、政治体系、思想体系）、各种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种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氏族关系、供求关系、人际关系、敌我关系），都是在人那里生根的。附着于人的符号束及其对话语的参与：这里的符号束，除开伴随物，就是由人的脸、手、身体出发的信息，声气息更是人发出的生命信息。
智力对话语的干涉：智力属于人的专长。
事实上，本书前五章就是在完成对语用学实质的阐述。读者不妨注意这个理论线索。
第三节语用学的哲学渊源
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终于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到了近代的语言论（所谓linguistic turn，语言性转向）。许多哲学家大谈语言，为世人触目，也引起世人困惑。其实他们大谈语言不是立异邀誉，而是为了大谈“存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英美分析哲学家及欧陆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他的著名命题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他们讨论的语言问题，推动了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学科建设，为语言学（其中包括语用学）提供了理论营养，也直接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脍炙人口的分析单元。
不无遗憾的是，我国语用学在引进时，汲取了语用学课题的营养，却将哲学家原本的哲学目的与哲学色彩淡化了，忽视了。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那些哲学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语言研究的哲学轨道，窃以为，有三点含义：（1）西方哲学研究两次转变方向，本体论（研究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搞不通了转向认识论（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认识的来源、途径、能力、限制），认识论搞不下去了转向语言论（研究intersubjectivity，即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2）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存在”，研究思想与世界。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用利科的话来说，就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也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3）西哲认为，研究语言可以澄清一些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解决。
我自己在接触到语言哲学文献之前，曾多次问自己：怎么是哲学家做了语用学的“台柱子”？他们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语用学的？这对语言学家是不是有点讽刺意味？后来（1995年）发表的“语言学家不完备现象”，记录下了这些当初的疑问，思考了这些疑问对人们的启发。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哲学家光顾到语言头上是为了上述三条原因，不是哲学家离行搞语言，即是说，哲学的“语言性转向”（第二次转向），以词语的意义为中心课题所作的研究（以种种意义观切入，引入了说话人意图、言语行为、语境等等）在客观上推动了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相当多的哲学家成了语用学的中坚人物的原因。但是，必须说明，他们的本意不是为语用学提供理论基础，后来把它当成基础理论，是语用学家的事。但国内许多的语用学翻译文本或引进介绍文章，将哲学家的研究本意省去，将来龙去脉省去，至少是没有点明原文对语言的研究是在哲学的轨道上进行的，没有交待他们是在为哲学而研究词语的意义。这种引进，是丢掉了形而上，捞到的只是形而下的东西（虽说这形而下的东西也很有用）。这样的哲学目的淡化以至损失，是引起国内读者误会的重要原因。引进中的这种失落或淘洗，有种种原因，或者引进者们不熟悉西方哲学与语言交错这个大背景，眼里只有语言没有哲学，又或者引进人对哲学转向有所了解，但认为语用学就是语用学，介绍那么多的哲学背景多占了许多篇幅和时间而语涉不详（如用“哲学家某某认为”，但往下并没有具体的哲学目的的交待），如此等等。
对语用学的如此引入我国，客观地看，一是引进毕竟有功；二，对引进中的哲学亏损的原因，可以理解；三，亏损事关根本性、全局性，必须补充出来。
现在，下面以三个例子加以详细说明。
第一例：语用学界人人熟悉的言语行为理论。它如何分类，各类有何功用，不再重复。现在我们只是补充出没有得到强调的、没有被点明的哲学思路。
先看国内语用学引进是怎么处理的。《语用学概论》（何自然，1988年，第135页）的“言语行为”这一章中，在介绍了“哲学家奥斯汀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系列的讲座，推翻了认为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个观点”之后，便直接进入言语行为的具体描写。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它创立的哲学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强调：“‘意义’这个词可以这样来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Wittgenstein，1953）这一观点促使奥斯汀、塞尔等人更进一步把语言当成行为方式，他们的观点被称为言语行为论，这是一种从全新角度研究意义问题的方式。塞尔说：“研究语词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种研究（黑体为本书作者所注）。因为每一个有意义的语句借助其意义可用来施行一种特定的言语行为（或一系列语言行为），而因为每一种可能的言语行为原则上可以在一个或若干个语句中得到表述（假如有合适的说话语境的话），因此语句意义的研究和言语行为的研究不是两种不相关的研究，而是一种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Searle，J．R．1969）反推过去，研究言语行为就是研究词语意义，研究词语意义就是为了反观人的思想，反观“存在”与世界（请见哲学轨道三含义）。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目的的解说。
现在我们看看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奥斯汀在Performative Utterances（Austin，J．L．1970．233～252；Martinich A．P．1990．105～114）一文中如何交待自己的哲学目的。不错，此文主要内容在于告诉人们，人的言语除了报告真值条件以外，还有一种行事性的（performative）
言语，它们的主旨不在报告事实，却是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做事，是无所谓真或假的。他是这样交待哲学目的的：他说（在第二个自然段），我们回顾哲学史时不必走得很远就可以发现，一些哲学家多少总以为，任何话语（即我们说的任何事）的惟一可究之处（the sole business），惟一有趣的可究之处，不是真即是假。还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总以为，他们惟一感兴趣的东西是这样一些话语，它们能报告事实或者能描写情景的为真或为假。奥斯汀反对这一看法，他在文中便列举了行事性言语（the performative，也有人译为“施为句”）、话语不得体性（the infelicity）、显性施为句（the explicit performative）、话语用意（the forces of utterances）概念之后，在文章的结尾指出：“我认为，如果我们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清算某些哲学错误；哲学总是替罪羊（and after all philosophy is used as a scapegoat），因为它展示了本该是人犯下的错误。”最后一段，他不无幽默地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复杂？是的，有点儿复杂；但是生活、真理与事物确实倾向于复杂。不是事物本身简单，而是哲学家太简单。大家一定听说过，过于简单化是哲学家的职业病，你可能会附和这个说法。咱们在私下里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职业。”至此，他的哲学目的和盘托出：清算哲学家的简单化毛病；本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话语不仅仅是以真假值来区分的，他们却硬是以为所说的话非真即假，不承认有另一类话语———行事性话语。原来，他大谈行事性话语，是为证明“本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话语不仅仅是以真假值来区分的”。这样，他就把问题的讨论牢牢地拴在如何通过言语行为看词语的意义，说话人如何表达（行事性言语也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意思上———哲学转向后相当多的哲学家就是如此看待语言意义研究的。这样重大意义的哲学目的，我们怎么能丢失呢？
还有。哲学家认为，以言行事的话语可以绕开哲学本体论的争论。试看徐友渔举出的以下三个句子和说明：“他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是真的。”“助人为乐是好的。”“这幅画真美。”如果将它们当成一般的陈述句，可能会产生难解的关于真善美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把它们理解为说话人借以表达一种赞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一论断）、提倡（助人为乐）、欣赏（这幅画真美）的行为，也许就不至于有争论（徐友渔，1996，第75页）。点明了这种哲学思路再来看言语行为理论，我们会知道，奥斯汀他们不是冲着语言而来，他们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利科），他们认为“只有对于语言的说明才能获得对于思想的全面说明”（达梅特），他们是在对人的思想进行说明。
第二例：格赖斯于1957年在Philosophical Review（《哲学评论》）上撰文一篇，名为Meaning（H.P.Grice，1957．377～388．Martinich，1990．72～78）。
从语言形式开始，他首先摆开的架式，是让读者注意下面三个句子。
其中之一是：Those spots mean（meant）measles．（这些斑点意为出了麻疹）。然后又不厌其详地指出，（1）我们不能说“Those spots meant measles，but he hadn’t got measles．”（这些斑点意为出麻疹，但他没有染上此病），也就是说，X（话语）meant（或means）that spots；（2）不能用被动语态：“What was meant by those spots was that he had measles．”（这些麻疹所意指的是他染上了此病）；（3）不能从“Those spots meant measles．”得出结论说“somebody or other meant by those spots mean”；（4）“mean”后不能跟带引号的句子或短语。如不能说：“Those spots meant‘measles’．”；（5）我们可以在这类话语前冠以“The fact that…”，其意义不变。例如“The fact that he had those spots meant that he had measles．”
这样的行文架式，如果语用学家在引进时，看不透这些语言形式分析后面的真谛所在，就很容易“误导”自己也误导了读者，以为他是在做一个语言学家的工作，进行语言学家的语义分析。问题刚好是，他不像其他语义学家那样利用逻辑语义概念去分析语义，而是试图通过分析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交际意图去揭示语义。他的首要目的是要发现一个话语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算有意义。最终，他提出了他的非自然意义理论。这一理论是说，如果不存在施动者（agent），话语的意义只是“自然地”被理解。因为不涉及施动者的意图（intention，to intend），那么话语就仅仅表达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反之，如果有施动者，他“意欲”把某种信息传达给听话人，或者引起他思考进而得出某种结论等等，那么他的话语就表达（或者说他利用话语所表达的是）“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即是说，说话人A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