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俩都死了，你得到了同他一样的极乐（真理的证人）。想一想这个，你就未必会说我说的话：我们得到了平等的极乐，这是对上天多么令人慷慨的不公正。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说，我的严厉并不来自于我。但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和斯宾诺莎的严厉又来自于何方？现在该换另一个问题，它大概很重要：为什么古希腊先哲在宣扬美德时很少谈论或者一笔带过规矩人遇到的困难，相反，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和日记中却充满了对这些恐惧的哭诉？克尔凯郭尔要求人们在生活中模仿耶稣，寻求忧伤，而不是欢乐。古希腊的净化可以毫无困难地用于模仿苏格拉底。甚至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基督教徒是自愿接受穷苦、侮辱等也能从起源于苏格拉底的犬儒主义学派的学说中找到类似的情况。安提西尼有句名言：“手发疯，不享受”。但是无论古希腊先哲的要求多么苛刻，除了埃格齐亚斯外，没人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认为有必要如此为美德存在的困难和恐惧大费笔墨。大家都宁愿谈论规矩生活的美好和崇高。
谁也没听见苏格拉底抱怨过，而他实际上是有值得抱怨的事。他把狱吏给他的一碗毒药一饮而尽，仿佛碗中是灵丹妙药。后来虔诚的柏拉图用目击者的话向后人叙述了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斯宾诺莎亦如此：他贫病交困，忍受迫害，年纪轻轻就一命归西了。但在他的哲学中丝毫未留下任何明显的外部痕迹。他实际上像苏格拉底一样，没有对所经历的苦难悲伤，没有抱怨生活艰难困苦。如果他有幸获得克尔凯郭尔在著作和日记中所说的一切，他的美德就会是充分的安慰，就会保护他免受“11Jgere et detestar“悲哀和诅咒）及与之联系的绝望的折磨，爱比克泰德曾说过一句很聪明的话。他说，苏格拉底若处在普里阿普或俄狄浦斯的位置上，他不会惊慌失措，反而会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对主方便的话，就让它这样吧。苏格拉底不知道约伯这个人，因为他如果见到约伯的话，会用自己通常的方法——辩证法和讽刺——来给他医治。怎能设想约伯所说的“赏赐者上帝，收回者亦上帝”是不对的，而他不顾任何劝阻，毫无意义地呐喊、诅咒都是正确的！理智的人应“aequo anima utramque faciem fortunae ferre”（以公平的心灵展示命运的两面性）：世上的一切只供人使用，不归人所有，并可能被永远剥夺。而他所说的每个人自行决定自己的以撒是什么这句话使克尔凯郭尔怒不可遏。因为这是随心所欲，真正的、彻头彻尾的随心所欲。
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不仅人，而且上帝都无权决定轻重缓急：某物的神圣不是因为神喜欢它，而是因为神能够而且应该只喜欢神圣的事物。
凡人和神祗的“快乐”不在“有限”的、暂时的欢乐和没有悲伤之中，而在于“善”之中，它同我们的欢乐和悲伤没有任何联系，完全由另外的、不是人们通常珍爱的材料制成。因此，甚至在爱比克泰德那里，“你应该”也凌驾一切之上，指挥着所有“我想”。但不像在克尔凯郭尔那里那样。爱比克泰德和苏格拉底一样，从未想到要说哲学许诺他们的极乐对人来说比最大的灾难还要糟糕。哲学甚至不屑一顾对人们视为厄难的东西的“日常评价”；倘有例外，因谈及某事而涉及了它，那也马上嗤之以鼻，仿佛这是分文不值、有害无利、卑鄙不堪的东西。甚至亚伯拉罕的牺牲也不会使古希腊先哲困窘，他会说，“如果这对主方便的话，就让它这样吧”。谁登不上智慧这个高度，就不配称为人，他只是可怜的奴隶，渺小而永远禁锢于暂时之中。自由的人则翱翔这一切之上，向伦理和永恒的净域飞去，这里没有尘世的嘈杂熙攘和忙碌不安。
自由不像克尔凯郭尔援引的《圣经》所说的是可能，而是神祗给人们选择善恶的自由。这个可能使我们同永生联系，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