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来有诗国之美誉。中华灿烂的文学乃至文化长河****于诗歌。按鲁迅先生的合理假想，从我们始祖们劳作时为统一行动兼解乏鼓劲而发出有节奏的“杭育杭育”之声时，诗歌与诗人就诞生了。一部作者殆失的《诗经》，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至美至纯的文学。而在诗歌取士的唐代，中国国力雄踞世界之冠，想来也并非巧合：以李杜为艺术高峰的诗歌无疑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自由、博爱、开放、进取，无疑是这段最炫民族风的几个雄壮而经典的音符。
可惜到了王船山一再为之叹恨的“陋宋”，尽管诗歌的总量并不亚于唐，但雄风不复，那些艳诗丽词不过是虚喘者颊上的红晕。赵匡胤永固家天下的心理阴霾，投射到意识形态，不仅打为统治者量身制造出理学的枷锁，也产生了言理诗的怪胎。即使是形式更自由的词，也以媚词占据着正房，即使几位豪放派也只有借酒温梦：“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唱“大江东去”怀“千古江山”终成空谷足音。尔后，华夏先倾于女真，再覆于蒙古，陆游、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等爱国诗人丹心化碧，其诗词之悲之愤无疑可以媲美汉魏六朝，然而刚劲雄健却再也唤不回来。元代诗歌的主打形式是散曲，实则已经从书斋退至贵人与闲人围观的舞台。至于明清乃白话文时代，小说随着商品经济占领读者的市场，诗歌退无可守，几成困兽之斗。可是，就在明清之际，当泱泱华夏再次屈服于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华夏再次涌现一批数量惊人的爱国诗人，他们在“河山无地求弓剑”之时，血墨骨笔，所作之诗，比较宋元之际，悲愤之情战斗之志大体相当，而因为再度且更惨烈的血与火的浇铸，思想家的诗艺相对更显精纯。比如东渡日本的朱舜水：“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削发逃禅的方以智：“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五变姓，十字九椎心。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海上坚持抗清的顾炎武即景抒怀：“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万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苦深。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壮士心。”又《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黄宗羲的《江村》：“江水绕孤村，芳菲在何处？春从啼鸟来，啼是春归处。”王船山的诗句：“丈夫有恩必有怨，五岳须臾期方寸”。“河山撼折延陵剑，风雨长迷海上琴。”
船山诗词的最大特点是力与美的高度结合，恰如衡岳的俊秀，正因为此，才奠定他明清之际江南诗坛核心人物的地位。谭承耕曾撰《埋心不死留春色：论船山晚年的诗》一文探讨船山晚年诗的内容，说其“激荡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而其忧愤之深广，胸怀之博大，观察历史的眼力之高超，比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船山诗至少有两点为杜诗所不及：一是平生无一首艳诗或乐诗；二是平生无一首儿女情长之作，即使是爱情诗也心系社稷充满黍离之悲。如回忆相依为命的亡妻郑氏的词作《扫地花·忆旧》：“微霜碾玉，记日射檐光，小窗初透，夜寒深否？问素罗新裁，熨须铜斗。闲揽书帷，笑指砚水，蹙皱香篝，有黄熟篆销，芳膏结纽。自惹闲愁后，对莲岳云压，苔潭珠溅，炉烟孤瘦。叹渺渺京华，不堪回首。碧海人归，雄剑谁怜孤吼！空凝望，绕湘流暮云荒岫。”又如另一首赠妻诗作《初度口占》：“十载每添新鬼哭，泪如江水亦干流。青髭无伴难除雪，白发多情苦恋头。”他把对妻子郑氏浓浓的恋情，融入了对民族危难担忧的情感之中。再如抒写友谊的哭内弟郑忝生的诗：“与君相逢入桂城，铁骑斥野飞箭鸣。旧愁疑在春梦惊，乃知君死而余生。生亦不可期，死亦不可悲。鸡鸣月落杉桥路，且与须臾哭别离。”哭南明大学士方以智的诗：“长夜悠悠二十年，流萤死焰烛高天。春浮梦里迷归鹤，败叶云中哭杜鹃。”无一不建立在国恨民仇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上。
再，与一般南明遗老诗人显著不同的是，船山先生是一位大哲学家，所以其诗其文常常很自然的达到了哲理的高度。评价诗歌有不同标准，而若以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而论，船山的某些诗词的确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企及的艺术顶峰，毫不逊色于李杜苏辛。即从数量和整体质量而论，也是如此。如咏月诗《月斜》：“月斜空碧合，河汉几时生。杳霭岳莲出，萧条露叶横。归云飞带雨，凉雁过留声。只讶西峰上，清宵有奏笙。”这首详尽描绘秋夜的清冷月色，以月境写心境，曲终奏哀。月西沉，夜空澄碧如洗，近处，雾霭慢慢消散之后，荷花沐浴而出，亭亭净植；枯枝败叶上凝聚着点点寒露；飘浮空中的云彩带雨而过；远征的寒雁飞过夜空留下清脆的叫声。此时此刻，忽听见远处的西山，传来与这个清宵氛围一致的笙箫声。由此可见一位孤清高洁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如他５８岁时所作诗《重登回雁峰》之佳句：“纵酒华年凌石级，题诗夕雨认高楼。渔舟战鼓皆今日。惭愧乾坤一影浮。”以跳跃的语言意象写时空的交错感，从而尽写今昔对比的家国情怀。再请看他晚年于病榻回忆整理的其患难战友们的诗稿佳句：“风横帆影乱，壑断橹声闲”，“雕弓白马三军客，碧杜青蘅一港风。”“峒云无故常飞雨，蕙帐何心独嗜兰。”“自有古今皆作客，河山相看不相知。”“河山无地求弓剑，臣子何心饱稻粳？灭绝耳根犹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章旷）“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张家玉）“春流一道飞蒙茸，嫩柳柔荑间新红。轻鸥点点飞掠水，夹岸桃花笑春风。春风度水摇青练，溪上落花如飞霰。初阳掩映白云间，唯有白云光一片。”（李国相《喜日溪上有寄》）“频年寒食山之陲，柳绵扑人今者悲。春草漫生满芳甸，春风飘落桃李枝。桃李花飞春欲晚，溪流东逐长江远。白云飞去还飞来，飞尽白云人未远。”（李国相《寒食山中怀人》）以上诗句之艺术美，毫不逊色与任何一首靓丽的唐诗，王船山之所以能烂熟于胸腔，一则因为他是超一流的文学鉴赏大师，因为懂得，所以珍藏；再则因为，这是他视之为同心异骸的最有生气的华夏精神生命的遗存。船山之所以能忍罡风夜霜，最直接的动机，我想就是整理这份宝贵的非物质遗产、守护这批爱国诗人的精魂，让其如五岳浩气一般冲天薄云长注人间。
读诗背景不甚解处，笔者时常查阅的书籍如下：《船山师友记》（清人罗正钧著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重版），《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船山全书》（岳麓书社），《王船山先生诗稿校注》（朱迪光著，湘潭大学出版社），《王船山文学研究》（郭鹤鸣著，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影印）《王夫之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王夫之作品选注》（湖北人民出版社），《旷世大儒——王船山》（河北人民出版社），《王夫之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查阅未已，又常与船山学同好网聊交流，如本土的沧海一啸、大连的祺辉、北京的君山、岳麓书社的沧海五千、中南民族大学的春树郁苍苍以及山西、上海、江苏等地的船山学爱好者。我们共同激赏于船山与他的诗友兼战友们集体生命的精华，感叹于其依托诗歌纽带生死相连的情谊，谈兴浓时，竟至情难自已之境。
一路比较研读下来，我不禁反复为一个问题暗暗纠结：船山诗歌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如何？地位如何？很显然，不及其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然而个中原因恰在这里，船山学的内核——哲学的光芒太耀眼了，于是历来视为行之余力的文学方面，被学界忽视。然而，我想船山本人并不将诗歌之用如此等闲看待。船山赋诗明志，不仅终生一以贯之，而且在他分别50、60、70周岁时，还特地悉心将其诗作翻检遴选，订成自定稿三辑，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目不胜书时还于病榻吟哦不倦！故考其一生，很难分清其到底是诗人还是哲人。我们只好说，船山是诗化的哲人，又是升华到了哲学高度的诗人。其实其史学研究也是如此，著名历史学家李泽厚如此评价他的《读通鉴论》：“真正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来议论历史的，只有王船山。”王维虽有诗哲诗佛之称谓，但其毕竟还不是哲学家佛学家。船山诗歌除了拥有哲学佛学的空灵（如《落日遣愁》《露坐和白沙》）外，亦兼有诗圣的沉郁（如《读指南集》《杂诗》）、诗仙的雄放（如《箜篌引》《听月楼倦客归山留别翠涛王孙》），乃至于陶孟等田园山水诗人的清新（如《南岳摘茶词》、《雨余小步》），如同其对儒释道古代群贤思想的融会贯通一样，船山诗歌亦熔铸千家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峭拔如插云孤峰，奇崛如绝壁孤松。诗如其人，这一独特诗风正如他令后学仰止的孤往贞固精神——“独上危峰揽苍翠”、“孤峰峰影影孤松”，壁立千仞只争一线。
民国南岳学者康和声在《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后序一文中写道：“夫岱有孔孟，嵩高恒华，均有在位圣贤，南岳所系，自周子（周敦颐）而后，独有先生。”的确如此，船山先生亡国之后流离栖伏四十年，而南岳居半，晚年隐居岳南蒸左之石船山，仍以南岳老人自称，原因正如其南岳《莲峰志》序中所言：“与岳罹难，惟岳知余。旧梦不忘，我报灵虚。”礼义之邦华夏历来地以人名，南岳或许因为自然风光而秀甲天下，然而也不能不因为周敦颐、王船山的文学而锦上添花，更因为其哲学（自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到一代宗师船山）而威重八方。何况当时海内硕儒方以智、顾炎武等人与船山先生交心通信时即以南岳代称：“青原题诗寄南岳”“伤心衡岳祠前道”。
综上所感，我不禁要将这位与屈杜同样伟大的爱国诗人与岳视同一体，尊其为“诗岳”。巍巍诗岳，足以壮我华夏，强我同胞，廉顽立懦。不时登临，歌以咏志，幸甚至哉！
“所业未竞，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只为哽塞。”这是船山先生诗论代表作《夕堂永日绪论》的最后几语。余读后，心头蓦生敬畏，先生用心用情如此，后人之视我，亦犹今我之视船山先生。“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常建）古代儒士之前仆后继，其志一：华夏雄起，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