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钦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出生在香港一个贫困家庭，长到该上学的年龄时，家里却拿不出一分钱供他上学。万般无奈，父亲只好把他送进戏班，那时候，演戏是下九流的行当，只有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家，才会把孩子送进戏班学艺。
按照旧时梨园行的规矩，父亲同戏班签了生死状，在约定期限内，他的生杀大权都在师傅手中。戏班里的管教异常严厉，小小年纪本该在父母膝下承欢，他却要在师傅的鞭子与辱骂下练功，吃尽苦头，每天都度日如年。时间不长，大部分同进来的孩子都偷偷跑回家了，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法忍受，偷偷溜回家了。可是父亲却坚决叫他回戏班，并告诉他：“做人应当信守承诺，签了合同就是承诺，你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完成，绝不能半途而废。咱人虽穷，可志不能短！”他感到无地自容，重新回到戏班，牢记父亲的教诲，刻苦练功，这一练就是十几年。
终于学有所成，他可以大显身手了，可是谁也无法料到，由于香港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戏曲行业一落千丈。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毫无用武之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混黑社会，给人家当打手，要么去电影片场混饭吃。那时的男影星哪个不是貌比潘安，威武雄壮，可他个子不高，相貌又不英俊，大鼻子小眼睛，先天条件似乎早已注定，他不属于电影。
经人介绍，他进了香港邵氏片场，做了一个“臭武行”，跑龙套，给人做危险动作的替身，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死尸”！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那是一个等级分明，眼光极端势利的圈子。跑龙套的不仅收入低，而且几乎没有尊严，时常遭人百般刁难，冷嘲热讽，为了保住饭碗，他必须逆来顺受。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依然刻苦勤奋，兢兢业业。由于从小在戏班学得一身好功夫，加上为人厚道自强不息，几年下来，他做到了真正的演员、武术指导，逐渐崭露头角，每月能拿到3000元薪水，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那天，他正在片场拍电影，突然有个何先生约他出去吃午饭。席间，何先生告诉他：我们有个很好的剧本，马上要开拍，想请你出演男主角；只要你肯跳槽，除了应得的报酬，由此产生的10万元违约金也由我们替你支付。说完就强行塞给他一张支票，看到支票上一串长长的“0”，他以为是10万，来不及细看，就匆匆赶回了片场。
回来仔细一看，支票上写的竟是100万！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他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拿着支票的手开始发抖。他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上学，自己从小受尽苦难，尝遍艰辛，不就是盼望着能有今天吗？可转念一想，自己早与公司签好合约，如果弃信而去，正拍到一半的电影就要流产，公司必将遭受重大损失。而且自己如今能小有成就，也是公司一手栽培的结果，从感情上也不忍弃之而去。在金钱与诚信之间，他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整整一夜无法入睡。
面对百万支票的巨大诱惑，他最终选择了诚信。次日一大早，他找到何先生，送还了支票。何先生大出意料，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无法理解他的“反常”举动。他解释道：其实我非常想要这一百万，但是我不能因为金钱而失信于人，做人就应当一诺千金。
这“一诺”何止损失千金，公司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被他的行为深深感动。公司决定补偿这个厚道的年轻人，从何先生那里买下那个剧本，交给他自导自演。他抓住机会，将毕生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大获成功。那部电影《笑拳怪招》，不仅创造了当年票房纪录，也成了他演艺生涯的重大转折点。那年他才22岁，由此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卖座片导演，香港电影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惊认识了这个年轻人——成龙。
成龙回忆起这些往事，依然感慨万千，深情地说道：坦率地讲，我现在有很多很多钱，可是如果我当初背信弃义，从戏班逃走了，或者为了得到那一百万而一走了之，我的人生肯定要改写。我只想以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总有不值钱的时候，做人就应当诚实守信，一诺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