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金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万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用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8到1/10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的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对普遍出现的饥荒视而不见，拒绝讨论饥荒问题。
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万人。可是，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于提到饥荒而被当作“反革命宣传”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证说，经过集体化，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三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不仅绝对地降低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斯大林研究俄国历史，从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由于旧俄落后，因而不断挨打。他说：“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方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一段话：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斯大林说：“外国侵略者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斯大林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采访了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铁路工人毕尔。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过安稳的日子，这位钢铁一样的人这样回答：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刻，有无穷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那个时期，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把艰苦创业的思想看作一种天职。一切旧的习惯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古老而落后的国度里。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俄国建立了近1500个大型企业，其中有第聂伯比电站、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及化学机械厂、汽车厂、农机厂、拖拉机厂等，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个月。
第二个5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布局，在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以减少运输压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厂，在斯大林格勒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厂，在乌拉尔建立国防工业，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重工业基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免遭毁灭性的打击，才有能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通过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增长确实很快，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已占到77．4％，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3.政治“大清洗”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政治局委员。1934年又兼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同时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身兼数职，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基洛夫在党内是温和的，他认为应对闹饥荒的农村采取温和的政策，集体农庄不要追求大而全，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改善党内外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当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鼓掌两分钟，对斯大林鼓掌十分钟。但当基洛夫走向主席台时，全场热情的鼓掌，竟忘了事先的安排，特别是列宁格勒代表团，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激情。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得的选票最高，只有3张反对票，斯大林的反对票292张，后来卡岗诺维奇命令将斯大林的反对票保留3张，其余的销毁，在向大会公布票数时，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票数相同。足可看出基洛夫的威望在党内是很高的。
在大会上，私下里一些代表和基洛夫谈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让斯大林去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中央执委会主席，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职务。
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写道：“在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他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这时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现象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了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高障碍。
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建议，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了斯大林。
十七大闭幕后，斯大林想让基洛夫到莫斯科任职，但基洛夫婉拒了这一建议，请求继续留在列宁格勒，斯大林也没有再坚持。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继续脚踏实地做他的实际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基洛夫在家里起草预定在下午6时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下午4时30分，基洛夫乘车来到斯莫尔尼宫。他在很长的走廊里走着走着，不时和许多人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工作，随后他往右一拐，走进了一条窄窄的走廊，他的贴身卫士鲍士索夫平时紧跟着他，可这时却不知为什么离他很远。就在这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窜了出来，对准基洛夫后脑勺一枪，基洛夫当即倒在血泊中，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遇害后的两小时，斯大林、莫洛夫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及内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乘专车来到列宁格勒。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火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韦季时，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梅德韦季一记耳光，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后，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们还准备提审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但在内务部人员押解他的途中，汽车撞到了墙上，鲍利索夫神秘地死了，车上的其他人都毫发无损。
尼古拉耶夫很快被枪毙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和副局长扎波罗茨很快也被调往远东工作，他们两人在1937年都被处决。凡是有可能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先后死去。
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时说：“……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去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却个个安然无恙。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的工作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
显然，赫鲁晓夫推测此事是有预谋的，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有关。
基洛夫的被刺仅仅是一个开始，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开始了。
对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动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相信，这对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这是胜利的利益所在。我们说这些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需要……并以保卫革命战果的名义来做的事。全部悲剧就在于此！”
斯大林自己认为：德国法西斯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应当对人民的公敌进行无情的打击，否则，一旦希特勒打进来，就会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植上台。
艾萨克·多依彻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对斯大林的决定大清洗的动机作了如下分析：“斯大林真正的和更深远的动机，是摧毁那些可以另组政府的潜在人物，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而是另组几个政府的人物。”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提供了借口。
基洛夫死了，凶手是尼古拉耶夫，但尼古拉耶夫的背后又是谁指使的呢？斯大林认为，尼古拉耶夫以前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此人肯定是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他对叶若夫等人指示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
这是政治上的需要，需要尼古拉耶夫的指使者必须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
起初，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坚决否认是受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指使干的，甚至还明确说是内务部的人迫使他干的。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对他采取了严厉的体罚，把他弄得疲惫不堪，负责审判的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尔里希对尼古拉耶夫说：只要他招认谋害基洛夫是受列宁格勒一个恐怖中心指使，就可免他一死。尼古拉耶夫不得已只好供认：是的，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恐怖中心，他们曾委托我来进行政治杀害活动的。是的，中心的领导人后来曾准备要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苏联政府确认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均存在一个总部。这两个总部的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是他们策划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
这样，真正杀害基洛夫的指使者没事了。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时被捕，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严正地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完结，于是又组织新的行动。
按照什划，内务部很快逮捕了3个人。一个是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内务部要他按照“工作要求”假装成阴谋活动的参加者，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冒充作自己的的领导，他必须提供证词，帮助党和政府来消灭季诺维也夫等人。
奥利别尔格事先得到保证，不管法庭将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都被释放，然后派他到远东去担任一个什么要职。因此，奥利别尔格放心大胆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另一个是赖因霍尔德，他是苏联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与加米涅夫有私交。还有哈德·皮克尔，他曾经领导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
赖因霍尔德是个难以制服的人。他被捕后，侦查人员要他承认：加米涅夫曾经吸收他加入恐怖组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和领导人。并对他说，只有他揭露了这两人，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阴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