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
一从焚书到读书
近来读书之风大盛。马一浮先生主持的复性书院虽未正式开讲，而各机关已纷纷成立读书会，炮火连天而弦歌不绝，这是何等伟大的气象啊！
夫书契之兴也尚矣。《三坟》《五典》，我们生也晚，没福气读到它，然而乱臣贼子所害怕的《春秋》，我们是读过了的。讲到害怕书，不仅乱臣贼子，古代****帝王也是如此。最害怕书的是秦始皇，他竟不择手段，收民间藏书，付之一炬。然而推翻他的政权的，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书足以记姓名而已”，“乃翁以马上得天下，安用书为”，这真是书的倒霉时代。然而“以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还得请教叔孙博士定朝仪。而历史上几个所谓雄主，究竟都是聪明的，他们知道让蚁民胡乱读书总不大妥当，秦始皇的政策是失败了，所以烧书也不是办法，与其烧，毋宁读，但须有一定的范围，不得自由乱读，庶乎读书之中寓统一思想之意：此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书被尊为“经”，其他则概称之为“诸子百家”。
研钻儒家的经，可以升官，可以发财，可以荣宗耀祖，可以显亲扬名。读诸子百家的书，便被谥为“异端”，现在新名词则叫做“反动”云。
聪明的唐太宗，更替读书人开辟了一个做官的捷径，便是科举制度。从此以后，只要不是“攻乎异端”（谨案：攻，研究也），写诗也好，帖经也好，都有飞黄腾达的份儿。士子们埋头读书，皇帝则点头微笑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只是诗可以言志，虽然“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类并没有什么大志可言，但总是自由发抒情感，似乎也不见得十分妥当。因此，后来的皇帝的谋臣更替皇帝想出一个更妙的方法，索性把文章也划定范围，规定格式：这便是宋朝的经义和明清时代的八股。不论经义或八股，都是要代圣人立言，不准讲自己的话。从此以后，士子们读圣贤书，说圣贤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吐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封建制度为万年有道之长，“天不变，道亦不变”。懿欤休哉，皇帝万岁，民无能名焉。
总而言之，秦始皇的烧书和后来许多皇帝的劝人读书，方法虽不同，精神却是一贯的，无非企图借此以统一思想，防止“反动”而已。所以李丞相板起脸孔说：“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而宋真宗则甘言蜜语道：士子们，不要乱搅，好好儿去读书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说了许多话，并不是反对读书，也不是疑心现在劝人家读书的都别有用意，我不过指出从前那种钦定的读书办法是要不得的，最好的方法，是让人家自由研究，自由批判，因为无论学术或文艺，只有在容许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环境之下才能进步发展。
二好读书，不求甚解
书之应该读，是没有问题的；读书应该不受什么限制，自由研究，自由批判，在此时此地，我想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剩下来的便是书之如何读法的问题。
从来深通读书三昧的要推陶渊明。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不求甚解”四字却被许多人引为口实，以为陶先生读书马马虎虎像项羽先生学兵法似的，只略知其意，不肯求进一步的了解。其实为此说者，全没懂得陶渊明所说这一句话的用意，更不认识陶渊明的时代。原来自汉武罢黜百家以来，那些庸俗的经师们，只懂得什么师法家法，非但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就是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流弊所及，不失之拘谨，即失之繁琐，如秦延君解释《尧典》“日若稽古”四字数万言，真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到了魏晋，王肃王弼排击汉儒，自标新学，这在中国学术思想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革命，但流弊所及，士大夫束书不观，专尚空谈。
陶氏生当晋末，清谈之风已盛极而衰，读书空气却还不很浓厚，他曾慨叹他说：“如何百世下，六籍无一亲？”所以他的“好读书”的态度，对于当时束书不观的社会风尚，实给予一有力的矫正。“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更矫正了汉以来学者，斤斤于训诂章句而忽略大道宏旨的流弊。他惟其懂得读书的方法，才能领略读书的趣味，“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境界，不是专事寻章摘旬的笨伯们所能够体味到的。
自废科举改学堂以来，读书方法总算渐有改进，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然而如胡适博士之流的考证功夫，却免不了“其弊也琐”的批评。即以胡博士而论，一字音训，动辄数千言，一事考证，长至数十万言，而乍见“帝国主义”的名辞，便惊诧以为海外奇谈，这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笑话，完全因读书求甚解闹出来的。尤其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如果从一字一句上去求甚解，怎样能领略全篇的好处？
读书，读书，我们要求有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读书环境。
读书，读书，我们要在容许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读书环境中养成“好读书”的风气，而以“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来达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193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