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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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我与读书(2)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

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己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这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扪心自问一,自己也有账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日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亲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

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日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姆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看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

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中):“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教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始,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始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日,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掸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语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

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弥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皈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定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苟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洛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

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