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气数薄、尚其虚，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廷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论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质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等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
在他看来，宋儒只是汉唐以来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不是新时代所要求的真孔孟；宋儒只是书生，书生决不是圣人，圣人也决不只是书生。
“圣贤但一坐，便商榷兵农礼乐，但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也。迨见理于事，则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
针对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说，颜元指出：“先生正少个实！‘半日静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读书’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岁月。‘虚灵不昧’，空了此心；‘主一无适’，亦空了此心也。说六艺合当做，只自幼欠缺。今日补填是难，是空了身上习行也。”只有颜元的实用之学才堪称圣学，只有真正实践实行的人才堪称圣人。颜元的这种圣人观，实际上是对陆王心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务实精神的理论反映。
颜元青年时代即有志于社会改造，李塨之父李明性曾以理学家的立场批评他说：“偏僻恐类王荆公，立朝必蹈矫激之弊”。的确如此，颜元对王安石很推崇，他指出：“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辩，所恨诬此一人，天下后世遂以荀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揞拄乾坤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
他声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的施政纲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经济、加强军事、振兴教育。
关于如何“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发展经济、如何“人皆兵、官皆将”以加强军事建设，颜元自有很多策略和说法，这里暂且略过。这里只谈如何“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以振兴教育的问题。
颜元反对“返观打坐、对谭静敬”的习静教育和“执书伊吾、搦笔著述”的书本教育，以其“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茫然。贤豪不免，况常人乎！余常言：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不其信夫！”在他看来，传统的书院教育只能培养沽名钓誉、养尊处优的“庸碌臣”，而不能造就“办艰危、定成平”的“经济臣”。
他认为，汉宋以来，徒见训诂章句、静敬语录与帖括家，列朝堂、从庙廷、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材，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腔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他的主张是：“有国者诚痛洗数代之陋，用奋帝王之猷，俾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他尤其强调：“读得书来，只谋举业，才犹八股，便谓之才，才有寸进，便谓之成器，此宋元以来不可解之惑也。不知吾儒自有真才真器，隐足以型俗开后，见足以致君****，如兵农礼乐、水火工虞之类，皆须探讨，使有其具。不然，时文虽精，究将何用哉？”
颜元对传统的旧式教育，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但于途次闻乡塾读书声，便叹日：“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章，便叹日“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人群人，便叹日“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年来，但见才器，便戒之勿多读书，尤戒人观宋人语录、性理等。他反对人们多读性理之书，是希望人们多习实用之学：“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
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教育，而且尤其强调要加强教育。他说：近世概以闲署目教职，某深为司铎者耻之！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朝廷，政事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故教职最闲，实最要也。他期望学校教育能培养出通儒济济，以泽被苍生。他说：“世宁无儒，不可有伪儒。无儒犹可望世之有儒，有伪儒则世不复有儒矣。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虽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艺之一艺，不自失为儒也。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如禹终身司空，稷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汉室三杰，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亦便是豪杰。”
这种任用专门人才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颇具近代色彩。
最后，颜元倡示其宗旨说：“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颜元的这一教育方针，显然与理学和心学大异其趣。
近人梁启超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日‘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日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章太炎则说：“讫宋世则有程朱，与程朱立异者，复有陆王，与陆王立异者，复有颜李。”是皆颜李并称。颜元标帜六艺，道兼文武，卓然立异于朱陆，成为清世气学的脊梁。然其人很少外出讲学，因此声名不远。及其弟子李塨数次游历，广交海内名流，“遍质当代夙学”，所至必宣传颜元之学，始得名倾朝野，发扬震动于时，天下人始知有立异于理学和心学的颜氏之学。颜氏之学一时间风靡海内，是与李垛的弘扬分不开的，所以颜李并称也就很自然了。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属河北省）人。
其父李明性本为明季儒生，家境尚富裕，及清兵入关，圈田令行，家道始衰。李燃青年时躬耕善稼穑，虽歉岁必有收，而食必粢粝，并兼习医药以弥家用。二十五岁父逝，遂挑家庭重担，种田行医外，兼靠教书以维生计。曾说：“家众嗷嗷，古人八口百亩，今口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无所营则饥寒立至。”艰苦的生活无疑影响了李塨的学术性格。他自幼在父亲指导下读书，二十一岁始事颜元，习六艺不舍昼夜，颜元勉励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李塨为之泣下，遂终身习行经济不辍。根据乃师的教导，他广出拜师，于琴艺书法骑射及天文数学乐理无不学，每次游历亦必考山川民物，真可谓六艺之学无不习。后来宏扬师说，更是不遗余力。曾说：“窃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则继往开来，责难谢焉。当此去圣既远，路岔论歧，非遍质当代夙学，恐所见犹涉偏固，不足闲道。又，挽世警众，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谁闻之？”
三十七岁后，他数次别师南游，结识了梅文鼎、万斯同、毛奇龄、阎若璩、胡谓、王复礼、戴名世、孔尚任和方苞等著名学者，所遇必以颜学相对质，一时成为学界瞩目的人物。梅文鼎说：“吾以先生为转气运之人，故使弟子群瞻。”万斯同虽有“泰斗”之誉，却也表示：“李先生续周孔绝学，非我所及。”并且握着李塨的手说：“天下惟君与下走耳。”李螓在学界的声气，很快就引起了朝廷臣卿的注目，不少人争相过从，相与论道，一时间“海内之士靡然从风”。
李塨成名后，达官贵人争相罗致，但他既不慕权贵，也不卖论求荣，虽有许多高官延请，却都假病不就。但是，李塨也并非故意高隐不仕，而是在选择恰当的机会。雍正初年，当李塨五十六岁时，朝廷欲给皇子聘师，徐元梦和张廷玉二相国拟召李塨，却遭到方苞的阻硬。方苞本为李塨好友，且对李十分敬佩，惟其固守程朱，每次论辩，李塨侃侃正论，令其“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李塨曾指望他宗信颜学，致函说：“以门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学，则登高而呼，所听者远，南中后劲殊尤，必闻风而兴起者，较之穷崖空谷之鸣号，虽厉莫闻，何啻霄壤！”然方苞终是不肯，李塨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门下谓‘朱注痼人，以其为科场所遵，温饱荣耀俱出朱注，安得不宝而奉之？今欲呼其聋寐难矣。’诚哉是言！即如方苞文行踔越，非志温饱者，且于墚敬爱特甚，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然且违日：‘受恩深处即为家’者，则下此可知矣。”由于这种原因，方苞并不希望李塨得势，所以当徐、张二相国拟征李塨时，方苞力陈李塨病不能出，遂使李塨失去了入朝的机会。
李塨门人刘调赞因此对方苞极为不满。李螓去逝后，方苞不待其子孙之请，主动为作暮志，对李塨一生德业一无序及，反说李塨听从了他的劝诱而转宗了程朱理学。对此，刘调赞揭露说：“苞假构虚辞，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
李螓晚年，社会上考据之风日盛，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他也开始注意考据。从内部讲，面对日益高涨的考据之风，李塨似乎感到有必要通过考据为颜学寻找理论根据。他曾说：“予自弱冠庭训外，从颜习斋先生游，为明德亲民之学。年几四十，始遇毛奇龄先生，以学乐余力，受其经学，后复益之王复礼、阎若璩，万斯同，皆学穷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经义，犹以证吾道德经济”。从外部讲，既然社会上已考据成风，欲推广颜元之学似乎也不得不有所假于经学形式。所以，在其后二十余年中，李垛从颜元的“事物之教”出发，先后为《周易》、《诗经》和《春秋》等经作了传注。据此，又有把李塨当经师看待的。刘师培说：“刚主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李螓注经之目的虽在于宏扬颜学，可是从形式上看，却未免与乃师的学旨和风格有些偏离。然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下，李塨似乎也不得不如此。
这不只是李塨及颜学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五四”中西文化大讨论中，李大钊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而西洋文化则是主动的。其实，他之所谓中国文化主静，是以理学和保守派心学为依据的；而他之所谓西方文化主动，则又是以近代精神为依据的。在他看来，现代文化的精神无疑应该是主动的。颜元所倡导的实践气学，正是一种主动精神，所以梁启超以“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实不无根据。
颜元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强大，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荀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尚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又说：“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颜元虽然亦远溯周孔，与朱陆争道统，但他并不自标“复古”，与其说是复古，毋宁说是寻真。
及至李塨，始明确地打出了复古的旗号。李塨之复古，其实是宣扬颜元之学；而他之所谓黜今，其实是对被满清统治者奉为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的反叛。他的名言是：“古之学一，今之学棼；古之学实，今之学虚；古之学有用，今之学无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他指出：“今世之学，徒事记诵，与古迥异。古四术三物，仕即其学，学即其仕。今学徒占毕非所用，用则干济非所学，而世事坏矣。”他自问自答地说：“或日：‘欲复古学于今日，得毋有迂阔之讥乎？’日：‘子以迂阔者何也？非不切时用之谓乎？吾以为迂阔者今学，而古学不迂阔也。”可见，李塨确是以复古的旗帜宣扬富于近代精神的颜元之学的。
李塨之“复古”首先在于“黜今”。象乃师一样，李塨之批理学与心学亦可谓不遗余力。他说：“自周濂溪以主静立教，程朱陆王因之，用白昼静坐以为存心立本，考之古经，无是也”。他指出：“宋明虚文日多，实学日衰，以诵读为高致，以政事为粗豪。至于明末，万卷经史、万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矢，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社墟、生民熠矣。专以笔墨著述为第一学问，虽胸中厨贮、笔下河悬，而出而应世，文魔书呆，茫然如童妇。观梁王绎，敌兵临城犹君臣唱和为诗，及败将降魏，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以剑击柱，叹日：‘文武之道尽矣，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呜呼，徒以书为文武之道，文武之道所以亡也。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岂知今日之祸正在读书万卷哉！”总之，他的结论是：“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