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宽恕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1月29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已上了道。不错的，对你确已放心了，不再有什么担忧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言之，不外两点：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
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己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办法了，毫不成问题。）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一日十二时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得这两点长处，那便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哪条路，好像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平常熊先生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人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的。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作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
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作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尝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它作出发点，则是应该的。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说要发愿的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作学问固当研究它，即作事亦要先研究它才行。举例来说，假如你最真切的要求是替大众解决生计问题，而又认为合作社为最有效之路，那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从事之中，亦可能于学理或技术有发明贡献。即事即学，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学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作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做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哪处（哪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宜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做事。但究竟作什么事还不知，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求此项学问人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做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亦不以此责望于你也。
父手字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