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回忆
1926年6月，三叔为龙儿之死从广州赶回北京，10月再到广州时，郭老已随大军北伐，原来由创造社人员几乎包办了文科的广东大学也改组为中山大学，领导人员几乎都换了国民党中人，如戴季陶、顾孟余、丁惟汾、朱家骅等，文科由傅斯年主持。达夫看看无可作为了，便於11月底辞职，仍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洪水》和《创造月刊》。在1927年1月出版的《洪水》上，达夫发表了他写的暴露广州政府中黑暗面的《广州事情》，引起很大震动，跟着发表了一些对达夫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广州事情）》在《洪水》上发表，郭沫若也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不管怎样，与北洋政府相对来说，暴露黑暗总是往革命政府脸上抹黑，於革命不利。后来也到了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读了《洪水》，却曾著文替达夫辩解，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1927年初春的政治气候正是乌云翻滚，非常险恶，影响到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一致。三叔这时一个人住北闸在创造社的编辑部，情绪消沉。恰好就在他的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了王映霞。后来他曾对孙百刚吐露过他当时的心情：“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当时的中国，哪里是绿洲呢？於是三十一岁的三叔第一次性命交关的掉在爱情的“绿洲”上了。
单凭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以行动闯出一条革命道路来虽然不足，但对於排除爱情的障碍，战胜宗法社会的种种非议却是有余的。他和王映霞终於结婚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熟人、朋友、两方面的家庭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诫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就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
在新旧交替的婚姻问题上，这样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在受害者的旧式妇女方面，已经承受惯了千百种封建压迫，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勿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来抚儿育女更来得现实些。三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经常汇钱回富阳去给三婶。
这一年他开始雄心勃勃的编辑出版《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出版了，接着《文学概论》、《日记九种》出版了。之后，到1933年移家杭州以前，陆续出版了全集二卷《鸡肋集》、三卷《过去集》、四卷《奇零集》、五卷《敝帚集》、六卷《薇蕨集》和不列全集卷数的《忏余集》，以及《小说论》、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迟桂花》、翻译集《小家之伍》等等。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后，他支持几个青年人创办《民众旬刊》，他写《发刊词》和评论，出了五期停刊。从1928年5月到1929年8月，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被迫停刊后，1930年又与陶晶孙合编《大众文艺》月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不久又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禁刊。1933年4月，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但是他为了收稿费，买书，还是经常来上海。
我是1933年7月到上海的，当时是十七岁，已经用假文凭考进了北京艺专学了三年西洋画。因为父亲已先於一年前调到上海租界法院里工作，这时全家都搬来上海了。我高兴极了，早已响往上海，进步文艺活动的中心。我渴望见到三叔，他会带我去看这大都市里的新鲜事物，去看有名的作家。可是他也许和七年前在北京时不一样了吧？他有了个王映霞，再到我们家来会不好意思吧？
我很替三婶难过，可又很同情三叔勇敢地顶住了一切非议，获得了幸福。不久，他和王映霞到我们家来了，仍然穿着长衫，很随便、很快活的样子，爽朗的大笑，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而父亲呢，竟然也对他们很和蔼，很亲切，一点也不板面孑L。王映霞给我的印象不像我想像的那麽年轻，说一口杭州话，很会应酬，开起玩笑来也绝不会吃亏，衣着打扮在我这个女学生看来更接近於少奶奶型，穿一双绣花鞋。这最初的印象与我后来的了解还是相符的。达夫生过一场大病，她尽心护侍，病后她每天墩野鸭、甲鱼给他吃，她的确很会烧菜，也很会管家，三叔的收入全靠零星稿费，很不稳定。过去他向来是钱一到手，不是买书就是请朋’友喝酒，很快就花光了，如今全由王映霞管起来，酒也不许喝过量。也是她的主意，重新把出过的书编全集由北新书局重排出版，每月抽一定的版税，保证了固定收入。父亲到上海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而母亲和北京的家还没有搬去，父亲一个人暂时住在办公室里，下班以后经常就到嘉禾里，谈天吃饭，有时打四圈小麻将，谁输了拿出钱来买菜请客。就在那儿，父亲认识了田汉和阳翰笙同志。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桂林经常见到田汉同志，他多次和我谈起三叔、父亲在嘉禾里时的情谊，也一再谈起他自己被捕时父亲帮助他脱险。他说，那真是戏剧场面啦，几天以前还坐在一起打麻将的，忽然就在法庭上见面了，他一看是父亲坐在上面，一本正经的审问他，他差不多想笑出来。我也和他谈起，父亲对三叔犯“重婚”罪曾经很生气，怎麽到了上海又跟他们和好了呢？他说：“你不知道哇，在法律上重婚罪是要有当事人告状才成立的，没人控告就不论啦！哈哈哈！何况王映霞给大伯伯烧的一手好小菜，你爸爸就爱吃她烧的甲鱼呢。”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
三叔第一次看见我，非常惊讶：“长得这样高！是个大姑娘啦！”记得他跟我开了许多玩笑，用富阳家乡话说我是个“木都”（就是傻瓜的意思），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还说要给我找个好婆家。我很生气他还把我当小孩，而不是正经把我当个大学生那样谈话。但是我也看出他很高兴我是学画的，他有了个搞文艺的后代，因为父亲叫我拿出习作来给三GIGIA看（我还是一直叫他三GIGIA），他确实是很高兴的夸奖了一番。
这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来带我出去玩，可惜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除了坐电车之外，走路走得很多，而且他走得很快，在大街上我想看看橱窗都来不及，到了一处跟一些人说说笑笑，介绍我是她的侄女，又出来再到一处，就好像不是带我去见世面，而是带着我去给他的朋友们看。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去过菜市路上海美专，见过倪贻德和刘海粟；还去过霞飞路一个“按摩院”的楼上，那是漫画俱乐部，在那儿第—次认识了叶浅予、黄苗子、丁聪、梁白波、胡考、陆志庠、张乐平……等许多人。
三叔和鲁迅
我家当时住在虹口江湾路花园坊，走出来经过虹口公园，不远就是内山书店。每次跟三叔出去或回家以前，常常到那里转一转。在那里不止一次遇见鲁迅先生，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是跟三叔一起还是跟父亲一起，因为每星期日早晨常常跟父亲出去散步，也要到内山书店坐一会儿。他们和内山完造先生总是说日本话。我深深记得的是鲁迅先生和蔼的笑容，很特别的是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姿势。有一次，三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我这侄女是学画的，你有什麽画册给她一本吧。”后来，果然送了我一本《引玉集》。更珍贵的是，1936年初，送给我那本用珂罗版宣纸印刷的八开本《柯勒惠支版画集》，有鲁迅先生亲自用毛笔写的编号“37”，我一直保存在上海家里，抗日战争也没毁掉，解放后才要来放在自己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被“劫”去便没有再回来，这是我损失的书中最大的损失。
在《鲁迅日记》中，1932年10月5日记载着：“晚达夫映霞招饮於聚丰园，同席者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据母亲回忆，席间三叔曾和鲁迅开玩笑说：“你又交华盖运了吧？”后来就作起诗来，也可能只是一两句吧，那就是一星期以后鲁迅为柳亚子书成条幅的那首有名的“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运交华盖欲何求”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