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塔里木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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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寻找失落的文明(10)

1908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玛札塔格时,因疏忽没有发现古堡对面的佛寺遗址。虽然在古堡挖掘出了硬红土做成的坐佛浮雕模子,在城墙西端垃圾物中发现了古藏文木简、纸文书(包括汉文、古于阗文、古维吾尔文、阿拉伯文及怯卢文的文书),还有一本奇异的僧侣汉文账本,但都没有满足他对玛札塔格发掘的更大愿望。当他第二次来到和田时,一个名叫阿希木的人告诉他,自他1908年走后,这里的村民一直在玛札塔格挖宝,并带给他一些木制器具和古藏文及波罗密文文书,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一件供奉用的饰板,上面有一个坐佛和一个小佛塔,非常精巧生动。他深信这里有佛寺,所以才第二次重访玛札塔格。这次,佛寺终于被他找到了。经过挖掘清理,佛寺内出现了半圆形塑像泥基座和台基,建筑样式与他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神龛建筑一样。他还发掘到精致的圆球形和复钵形相结合的尖顶雕刻饰物,以及从浮雕上掉下来的石膏残片、从彩色壁画上掉下来的墙皮,还有图案十分精美的装饰木板。斯坦因认为,这个佛寺和古堡,在公元8至9世纪被吐蕃人占领期间仍然存在。他写道:“这些遗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为当地世代相传的礼拜风俗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个地方和中亚其他地方经常见到的一样,人们把佛教圣地变为穆罕默德玛札崇拜。”他指的是在“通圣山”上,后来竞建起了******教的“玛札”——坟墓。

在斯坦因得到的文书中,有一件是中国官员在唐贞元二年(公元786)签发的官方证件。还有的文书中提到中国高级将领的名字,提到安西、龟兹以及安西都护府的地位等等。有的文书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一面是古于阗文,一面是汉文或古藏文。

斯坦因说:“这表明,在行政事务中同时使用地方语和官方语是必要的”,这就说明,“毫无疑义这属于中国行政在那里的统治”。

特别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是,斯坦因在古堡中得到的那个汉文书写的僧侣账本。它卷成一个书卷,装在一个绸袋里。账本记载了寺院和尚在上一年最后三个月和下半年第一个月的日常开支。遗憾的是上面没有年号。有学者认为这个账本属于七至八世纪。这个奇怪的账本还出现关于买酒买菜和给军队护卫总秘书买水果及给中国驻军高级军官的葬礼送礼品的记载。斯坦因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玛札塔格这个沙漠地区,这种支出难以想像。这个奇怪的账本,或许是从某一个地方流传到这里来的。”

这其中究竟藏匿着什么秘密,至今尚没有被解开。

还有一个难解之谜是这个山的名字。《宋史》称它为“通圣山”,可它孤悬于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它能“通”向何处?

“圣”又指的是什么?莫非还有一个神密的所在,可由此山通达?

这又是一个疑团,与那个奇怪的账本一样,在斯坦因的脑海也在后来许多探寻者的脑海里盘旋。

神山玛札塔格,雄踞于沙漠腹地,那高耸的山头和长达一百公里的巨大山体,挡住了沙漠行人的视线,也挡住了古往今来旅人疲惫的脚步,显示了它不可忽视的巍巍存在。它的山头上虽然筑着戍堡烽燧,但山下却是水湾驿站。它的存在不是阻隔而是连接,不是断绝而是沟通。就连驻扎山头的兵营,它的使命也不是对抗防守,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远扬。

它坐落在沙漠之中,却扎根于丝绸之路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深层。

《汉书》早有记载:“姑墨(今阿克苏一带)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这表明汉至北魏于阗与姑墨、龟兹都是直通的。到了唐代,沿和田河已形成南北交通的绿色走廊,唐代僧人就走过此道。18世纪以来,和田河绿色走廊又成为一条军事要道。在大小和卓叛乱时,和田四城被陷,清朝官兵两千人由阿克苏河沿和田河急行军,至和田大败叛军,光复旧土。民国初年,新疆督办杨增新经营此道,指令和田县知事每70里设一驴站,两驴站设一马站,每站盖住房、畜圈并开挖井水。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沿着此路,经过15天急行军,进驻古城和田。这条绿色通道,虽然旅途艰难,但自古至今没有断过行人。

从玛札塔格古堡遗址往东,把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下游三角洲上的遗址至且末连接起来,就显示出一条横向的古代交通线。顺着玛札塔格南麓西行,沿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至和田、莎车、疏勒等地,这又是一条沟通喀什至帕米尔山路的古代交通线。玛札塔格正由于濒临和田河,才成为这两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戍所。

从古至今,无论为攻城夺地、守土有责,无论是谋求生存、追求信仰,也无论是好奇探胜、匆匆过客,都能从高耸的玛札塔格山、温馨的和田河,得到生命的补给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玛札塔格这历史文明的见证,也给斯坦因这样的历史文明成果的获取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千佛洞的不速之客

塔里木河流域的外国探险者,纷来沓至,接踵相随。

自斯文赫定之后,先后有七个国家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穿梭般地往返于喀什、和田、库车、罗布泊及吐鲁番的古代废墟之间。紧跟斯文赫定的是斯坦因,从吐鲁番到库车占据俄国人探险领地的是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精通13种语言的青年学者伯希和,也不动声色地加入到西域考古竞争者的行列。日本人不甘落后,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成员,光顾过上述所有地区的废墟。俄国探险家更是横冲直撞,四处乱窜。俄国人和德国人为了争夺吐鲁番和库车的考察“领地”,相互谩骂,以牙还牙,几乎要大打出手。这是因为俄国人和德国人原先有个君子协定,俄国人发掘库车,不去吐鲁番;德国人发掘吐鲁番,不再去库车,结果双方都不信守诺言,毫不客气地进入对方的“领地”。当德国人闯入库车后,一场“文物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俄国人气冲冲追来,威胁要动用武力将德国人赶走,德国人自知在新疆的势力不如俄国人,只得忍气吞声地用好话把俄国人劝走。

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是两个在新疆探险的伙伴,又是长期不和的一对对手。

德国首次派往新疆进行考察活动的领队是格伦威德尔,主要发掘了吐鲁番,带回46箱古代文物。第二次考察活动因时任柏林国家民俗学博物馆印度部主任的学者格伦威德尔生病,就临时选中了勒柯克先带队前往。他是德国一个著名酒业公司的继承人,但他却喜欢中亚历史和语言。于是他在柏林花费几年时间,学习了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梵文,刚到格伦威德尔手下工作,就赶上了这次赴新疆的考察活动。

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图斯在吐鲁番挖掘的文物之多不仅超过了他们的上司格伦威德尔,而且也超过了他们的英国和日本同行。特别是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取壁画,造成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十分惊人的。仅在柏孜克里克一个洞窟中,勒柯克就和切割高手巴图斯剥下了15幅巨大的古代壁画。他们每到一个新工作点,都如法炮制地切割壁画,并发掘出大量雕塑、文书和其他文物,在吐鲁番的收获就装满了一百多只箱子。

格伦威德尔曾告诫勒柯克,不要损坏柏孜克里克的壁画,他主张那些壁画应该放在原来的地方进行研究,可以拍照、测量、记录、临摹,而不应把它们搬走,而勒柯克却根本不听,他借口为了从当地寻宝人和******教徒对佛教偶像仇恨的破坏下,保护好这些壁画并安全地运往欧洲,就背着格伦威德尔大肆揭去吐鲁番各千佛洞的精彩壁画。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以后在库车的发掘中。

勒柯克的野蛮挖掘,连他的同道斯坦因都深为不满。斯坦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德国人曾以独特的方式挖掘,并且所有地方都挖掘得很彻底。大寺院、庙宇都是用学术盗宝者的方式挖掘的,简直没有使用任何考古学应有的周密仔细的方法。”

正当勒柯克在吐鲁番取得重大收获时,收到了格伦威德尔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身体已完全康复,正在前往喀什的路上,他让勒柯克和巴图斯前往喀什同他会合。勒柯克动身前,又听到敦煌有一个石窟群,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藏有大量古代文献的藏经洞的惊人消息。后来勒柯克没有被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所左右,还是决定去喀什同上司格伦威德尔会合。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敦煌获取重大而珍贵文物的机会,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斯坦因,使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敦煌秘室的旷世珍品。

勒柯克起初不知道格伦威德尔的意图,在喀什会合后,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库车。当他们在库车一出现,就发生了前文所说俄国人武力威胁的事情。

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克孜尔千佛洞的考察上,在这里获取的壁画等文物,可以说是德国官方派遣的四次中亚考察队收获最丰富的一次,也是所有中亚艺术品中价值最高、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次。

在随波逐流、不甘落后的奔腾声中,木札提河和克孜尔河汇成浪涛滚滚的渭干河。河流入峡处,雀尔达格山耸峙于南,断崖交错的明屋达格山环抱于北,中间谷地绿树丛丛、阡陌纵横。开凿在山体陡壁上的克孜尔千佛洞,如蜂房罗布,绵延隐现。

勒柯克、克伦威德尔和巴图斯一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这荒漠深处的佛国仙境。当他们走进一个个洞窟时,那鲜丽奇妙的景象一下把他们带入到古远的时代。古刹中的佛殿,洞窟中五彩斑斓的壁画,随处可见的栩栩如生的佛和菩萨雕塑,文书抄本以及意想不到的各种文物,使他们目不暇接,欢喜若狂。

“我们在那里热烈而高兴地进行挖掘,因为没有一天没有新发现。”勒柯克写道,“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说中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几乎都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的特征。”

每当看到一张杰出的壁画,格伦威德尔就坐下来临摹、速写或对洞窟的全景进行测绘。而勒柯克则带着巴图斯到另外的地方,“寻找和挖掘那些激动人心的文物”。

勒柯克沿着临河流的悬崖洞窟前的通道,进入一个个佛室、经堂和满壁生辉的绘画艺术世界。拿出狐尾锯、鹤嘴锄、匕首、锤子和凿子,取下一尊尊雕塑,剥下一幅幅价值连城的古代壁画。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幅龟兹男供养人壁画,这幅画的惊人之处,是男供养人两腿分开、用脚尖着地而立,穿着美丽的锦缎和精致的刺绣衣服,腰中挂环佩和宝剑,另一侧挂匕首,整个打扮装饰具有欧洲“哥特式”和“斯基泰”的骑士风格。

男供养人旁边的女供养人的穿着也很特别,紧身背心的前襟很短,衣袖是喇叭袖,前胸绘有图案,装饰着小铃铛。她们肩膀微微向后而使胸脯挺起,长长的纱裙一直拖到地面。勒柯克看到男女供养人的形象与欧洲骑士和妇女的装扮很相似。而这些装扮形式实际上是波斯或突厥式的,因而勒柯克十分震惊地感叹道:“原来这些服装都来源于东方的这里,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些服装比欧洲的长一些,只不过传人欧洲时截短了些而已。”

接着,勒柯克又发现了一幅画,让勒柯克想起了欧洲名画“死亡之舞”。特别精美的是两位女乐师图,令人称奇的是画家把这两位漂亮的女乐师一个绘成白皮肤,另一个绘成黑皮肤,画面色彩对比强烈,充满动态感。

三个德国探险家在雀尔塔格山和明屋塔格山间艰难攀登,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洞窟。陆续发现了“佛涅槃图”和“焚棺图”等精彩壁画。一幅佛壁画中,佛身边哀痛的弟子们都穿着库车当地人的服装,他们用一些夸张的、过度的表情来哀悼,其中一个弟子用匕首刺破自己的前额,这种自残脸面表达悲痛的方式,在西域很普遍,谓之“磬面”风俗。另一幅“焚棺图”中描绘的是佛陀的弟子迦叶正在吻释迦牟尼的脚。这是一个佛传故事,是说佛涅檗后,焚化尸身的柴火一直点不着,后来迦叶发愿并吻了佛的脚之后,火焰才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