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是国际知名的胸外科大夫。他曾在西班牙组织血库，到前线为战士输血。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在加拿大为穷人和失业者治病。他在中国创建了“国际和平医院”。
白求恩来找何明清帮忙。何去了北京，但是只弄到很少的一点药品。白和何商量，如果何能把他带进燕京大学，和那里的人谈谈，也许会得到更多的药品。后来他们去和聂荣臻商量，聂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于是何只好一个人上了路。
想不到这是何明清和白求恩的一次诀别。
这一次，何明清弄到了一大批药品，足足装了两驴车。
但是在过保定时，日本人堵住了所有的路口，任何车辆都要通过城里。何明清的心蹦蹦直跳。这时，一名女警察笑着对日本鬼子说：“她是大大的良民。”就这样，车上的药品没有检查，鬼子一挥手就让车子过去了。
但是，在出城门时，鬼子命令伪军把药品往下搬。何明清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因为这一次她为晋察冀政府带了无线电器材。不过，这一次伪军又帮了忙。那个伪军刚卸下几个箱Y-就说何明清是传教士。车子被放行了。
一路上，何明清吃尽了千辛万苦，敌机不时地扫荡，上山下坡时，她还得把药品器材搬上又搬下。但是药品和器材终于送到了边区和医院，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它们对伤病员来说不啻及时雨。日本人发现了何明清帮助八路军弄药品的事实后，向英国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把何驱逐出中国。何想着怎样逃到西山后再回到晋察冀，但是她又想到，她的存在已对他人构成危险。于是，她就去了香港。
在香港，何明清和一位也姓HALL的红衣主教谈了话。然后她被介绍与宋庆龄相识。何明清在香港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又入境来到了贵阳。贵阳是“红十字会”总部的所在地，又是男女青年志愿者的训练中心。何明清随着运送药品的车子来到重庆。在那里，她见到了李德全和冯玉祥。过黄河的艰难无法形容，但是由于领队的机智，他们终于闯了过来。不幸的是，何明清得了严重的脚气。虽然老百姓对她很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她认为再下去就要成为负担。在西安养了几天病后，何明清回到了新西兰。
回国后，何明清总想再为中国做点事。她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把中国的真相告诉新西兰人民，敦促政府和官员援助中国的抗战。她加入了“新西兰海外援助委员会”，为他们献计献策。当她得知一名名叫ISOBELEASTON的的护士愿意去中国的解放区工作时欣喜万分。在何明清的帮助下，这位护士到了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后来，她还在山丹的培黎学校建立了医院，训练了很多医务人员。
在何明清等一些热心于帮助中国抗战人士的发起下，“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于1952年正式成立。
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
“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是一个与中国进行友好交往的民间组织。她现有12个分会，会员近2 000人。该会的宗旨是促进新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多年来，新中友协通过组织访华团、举办座谈演讲、发行简报，及时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文化处在使馆里是负责友协和友好城市工作的，新中友协各级领导在文化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把这个组织当作文化处的左膀右臂。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郭惠兰告诉我，1949年新中国诞生，新西兰的友好人士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但是，在那个西方国家惟美英马首是瞻的年代里，新西兰是不会承认这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的。在一大批友好人士的努力下，“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于1952年正式成立。
1972年，中国与新西兰建交，友协的成员欣喜万分，他们自发地为建立大使馆的先遣人员找住处、选馆址，还提供了很多信息和情况。
说起新中友协，不能不提到路易·艾黎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艾黎做出的贡献暂且不提，就说他在山丹建立的培黎学校，新中友协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派出教师去学校任课，他们还自发地捐钱捐款为学校购置教学器材。培黎学校每年可以向新西兰派一名学生，轮流住在友协会员的家里，其生活费用由友协提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纷纷与外国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我到任之初，中新两国已建立了8对友好城币，它们是：
厦门一惠灵顿；广州一奥克兰；无锡一汉米尔顿；烟台一陶朗加
甘肃一基督城；贵阳一北帕；桂林一海斯廷斯；连云港——内皮尔
我在任的3年多时间里，又协助了4对友好城市结好：黄石一奈尔逊；上海一达内丁；宁波一怀特克里；长春一马斯特顿
还有北京市，本应与首都惠灵顿结好，因为厦门结好在前，而“一个姑娘不能许两个婆家”，所以北京和惠灵顿是一种“首都一首都”的友好关系。
友好城市的建立像找对象一样，要“门当户对”、“脾性相合”，才能取得促进友谊和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目的。
长春与马斯特顿的结好正好在我的任期内，所以，我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双方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先开展一些人员的交流（如外语教师和学生），两市对对方做了深入的了解。马市是新西兰首都附近的一个海滨小城市，农牧业比较发达；长春虽是我国东北的工业城市，但郊区的农业经济也有相当规模。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它们终于结为友好城市。
1995年4月，长春市派出了以常务副市长尹文为首的友好代表团去马斯特顿参加结好仪式。马市的市长给黄大使写信，邀请他参加庆典。由于大使工作另有安排，所以委派我作为使馆的代表前去祝贺。新中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率领的惠灵顿的执委们也开了车前去与会。
结好的事在马市引起了轰动。市民们像迎接远方来的亲人一样高兴。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自发地来到市政厅。市政厅安排了毛利舞蹈演出，双方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市长还邀请了从这个选区选出的国会议员（教育部长），他也讲了一番祝贺的话。
郭惠兰——南茜
在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的每次活动中，人们总能看见一位身高不到1．50米的华裔老太太。她总是忙忙碌碌，但从不喜欢出头露面。她是NANCY GODDARD夫人——新中友协秘书长。不知道是她娘家姓“郭”，还是因为她丈夫的姓“GODDARD”发音很像“郭”，所以，她有一个很标准的中国名字——郭惠兰。不过我和友协的所有会员一样喜欢叫她“南茜”。
新中友协的主席很像一个“甩手掌柜”，什么事都由秘书长办理。由于我和南茜工作上接触多，对她的身世和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
南茜已年逾古稀，祖籍广东。她爷爷年轻时为了生计飘洋过海到了新西兰。那时的华人都是男人出来挣钱，挣到了钱回家盖房买地。后来，他又把儿子——南茜的父亲带了出来。南茜的父亲是惠灵顿地区的侨领。他总是维护华人的利益，每逢地震和自然灾害，他就四处筹集救济金，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国民党曾在新西兰设立领事馆。一次，总领事上任时还接见过他。那时，南茜只有四五岁，小小的个子，站在父亲身边。南茜至今还保存着那张照片。南茜自嘲地说：“国民党的父亲却生出了一个共产党的女儿！”
南茜的婚姻很有点浪漫色彩。她父母虽然身在西方社会里，但头脑里绝对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那时，“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不能上大学。别看南茜小小的个子，她可是个“造反派”。经过一番斗争，南茜上了大学（这可能与新西兰与1893年通过妇女有选举权的立法有关）。在大学时，南茜居然甩开父母自由恋了爱。南茜个子小，胆子也小，所以每天步行上学时，总有一些男孩子欺负她。这时出来一个“护花使者”，他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GEORGE GODDARD（乔治·郭达德）。乔治每天总是在离她家几十米的隐蔽处等她；晚上放了学，他又把她送回家。天长日久，两人产生了爱情。
南茜和乔治恋爱的消息传到父母的耳朵里后，家里就像炸开了油锅一样。因为乔治不是中国人（实际上，他是有毛利血统的欧洲人的后裔），所以父母坚决反对。他们宣布与南茜断绝关系，但是南茜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动摇。
后来，他们结了婚。南茜生了大儿子以后，她与父母的关系才有所缓和，父母同意让她回娘家。
乔治是新西兰码头212会的领导人，新共党员。在乔治的帮助下，南茜也加入了共产党（南茜说，他们的孩子也是党员）。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尖锐的斗争。新共领袖威尔科克斯站到了苏联的立场上，南茜是坚定的****派。
1966年，南茜作为新共代表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反核大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日本政府把南茜等“****派”驱逐出境。南茜他们逃到北京。******总理接见了这些“****派”。后来，威尔科克斯把南茜等人开除出了新西兰共产党。他们成了新中友协的骨干力量。再后来，新西兰政府宣布“新共”为“非法组织”。
乔治得了糖尿病，1994年他被锯去一条腿。1995年，他病情恶化，又被锯了一条腿。好在有公费医疗，乔治免费住着一个很大的单间病房。我曾几次去看望过他。南茜虽然不用照料孙儿孙女，但友协的工作全得由她操办，所以老太太很忙。乔治住院后，南茜每天都要去护理。可能因为有病，乔治的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对她吆五喝六。南茜对他很理解。由于医治无效，乔治于1995年逝世。可能因为乔治身上有毛利血统，也因为南茜多年来义务为毛利法庭工作的缘故，乔治的逝世使惠灵顿的毛利人十分悲痛。他们在他们的“马拉埃”（毛利人的会堂，隆重的婚丧嫁娶在那里举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有3个儿子。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艰苦。孩子们的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时甚至衣食不继，她让孩子们到门口的海湾里钓鱼来充饥。
南茜有8个姐妹和1个弟弟。可能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父母直到“九九归一”得了个儿子才收场。南茜行三。她的大姐二姐都已去世。其他的妹妹们大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少照顾父母。尽管南茜当年因为婚姻和父母闹到“绝交”的地步，但在二老生命垂危的时刻，只有南茜在病榻边端饭送水，直到为他们送终。南茜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做个榜样。正因为有了好榜样，南茜的大儿子对父母也很孝顺。1996年，大儿子让她把旧房子卖掉，又给她买了一栋200多平方米的带院子的房子。南茜不但没有花一分钱，儿子还把卖房子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了她。
南茜的例子使我思考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的子女孝顺父母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进步的时候，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要子女丢开工作去照顾老人显然已不现实。在西方国家，现在有很多家庭问题交给社会去解决，如老人有托老院。但再好的托老院总不如家里好，所以有一些不愿去托老院的老人死在家里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鱼和熊掌兼得”，这大概是全世界社会学家们头疼的问题。
迪格·艾黎
很多中国人知道，路易·艾黎来自新西兰。他从20几岁到达上海，直到1988年在北京逝世，他的60个春秋在中国度过，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艾黎在新西兰的同辈兄弟姐妹中，除了一个90多岁的小妹妹还健在，一个101岁的弟妹也还活着，其他人都已经作古。
但是艾黎有一个堂弟，原来是新中友协塔那朗基5-Y会的主席。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我们成了好朋友。
艾黎的这位堂弟叫“DIGGER G ALLEY”。其实，DIGGER（迪格）是他的外号（意思是“挖土人”），他的真名是GEORGE（乔治）。他很喜欢这个外号，所以，人们把他的真名倒忘记了。
迪格比艾黎小20多岁。难怪使馆里的人都以为他是艾黎的侄子。我到任后，他“郑重”地向我声明，他是艾黎的“堂弟”，并要求我为他“正名”。从此，他的辈分就长了一级。
我和迪格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夫人的葬礼上。那是1995年秋天，迪格夫人经过与癌症这个恶魔抗争了几年后去世。考虑到迪格是使馆的老朋友，又是新中友协的一级领导，所以使馆领导委派我随友协总部的领导和执委一起去吊唁。我给惠灵顿的花店打了个电话，订了一束鲜花，要他们于某月某日送到某某教堂。
我们的车子在青山绿水中走了三四个小时，来到了迪格居住的城市——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葬礼正要开始时，我见到了电话上已相识几个月的迪格，真好像有点“一见如故”。由于是这样一种场合，我只是代表大使对他夫人的逝世表示哀悼，随即跟着人群进了教堂。我一眼看见了我预订的花束放在那里，我对新西兰服务行业的态度和质量深感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