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认为，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道德哲学的不同，是中西文化趋于不同路向的原委所在，是辨析中西文化哲学基础差异的三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辗转相传的是直觉型的思维模式；西方文化则是理智型的思维模式。西方文化的兴奋点在物质之利上，价值观念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着眼点则在伦理之善上，价值观念具有超功利主义的特点。西方道德哲学是以“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中国道德哲学则是以“伦理本位”的唯爱论为核心的。梁漱溟断言，由于中国的道德哲学比西方的来得高明，因此，中国文化要优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3．生命哲学
梁漱溟在批判“五四”后流行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时，就是借助于西方的生命哲学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的。梁漱溟直接以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认为生命是整个宇宙的根源，世界的本质不过是生命的绵延或“相续”。“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之所现。”梁漱溟将宇宙看成是一个大生命，认为一切生物、自然都是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是大生命的表现。
梁漱溟试图以生命哲学来阐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其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谛。梁漱溟将人界定为宇宙大生命的核心，而且以生命哲学来诠释孔子。在梁漱溟看来，孔子儒家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孔子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一个“生”字，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生发，而宇宙本质上恰恰是一不断向前继发的生命。因此，以孔子的哲学去生活，万物欲生，即任其生，必能与宇宙契合。其二，孑L子儒家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不认定”。
梁漱溟认为，所谓“不认定”，就是不用理智概念去描述生活、规定宇宙。因此，放弃理智，就能达到宇宙的真实——中道调和。
其三，孑L子儒家哲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计虑”。梁漱溟认为，所谓“不计虑”，就是一切听任自己的本然直觉。由于宇宙是流动不息的生命，而生命即是人此时此刻的当下存在，因此，听任直觉，随感而应，便能与宇宙大生命融而为一。
（二）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论述是比较多的，一般认为，从梁漱溟文化思想来看，不能简单地用诸如“自由主义者”、“新儒家”或“新佛家”的概念来归类定义（曹跃明，1997；熊吕茂，2000；肖良武，2000）。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上，先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取向。
人们普遍认为，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之一。
他早年曾经有过对佛学的信仰阶段，1921年，其代表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他实现由佛转儒的最终标志。梁漱溟也多次说明自己“由佛入儒”的转变，但实际上其思想体系的构成并非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直白简单。梁漱溟对佛学的信仰从早年产生以来，实际上是终生秉持、从未放弃，乃至先生晚年时还曾反复谈及诸如“我是佛家弟子”、“其实我是信佛教的”此类的话。
1985年，梁漱溟在接受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宗昱先生的访谈时说：“其实我一直是佛家思想，至今仍然如此……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是我的心愿，只是总做不够。”这与当年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自序中所说“我始终认为只有佛家生活是对的，只有佛家生活是我心里愿意做的，我不愿意舍掉他而屈从大家去做旁的生活”是完全吻合的。虽然，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第八版自序中写道：“这本书的思想差不多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但我们依旧不能粗糙地得出先生思想自此“由佛转儒”的结论。
梁漱溟自称自己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同时又表白自己“一直是持佛家思想”，这是一种自相矛盾、互为抵牾的说法吗？事实上，梁漱溟的由佛转儒，虽然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更大程度上则是他“为生民立命”的人文关怀和“为往圣继绝学”的社会关怀的终极承诺和极好实践。梁漱溟完成由佛转儒思想的转变，并非彻底抛弃了儒学。正如他后来回忆道，他的思想的转变，与其说是弃佛就儒，不如说随顺儒学而在佛法指点下得到一种“方便”。
至于“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的流露，其根本是表达了先生为佛家文化笼罩下的一种“方便”的人生态度，并不表现他对佛法信仰的实质性否定。从思想深处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其看待问题的方式而言是佛家的，而解决问题的动机却是儒家的；以儒家精神济世，以佛家境界立身。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梁漱溟的佛学信仰可谓秉持终生，逾老弥坚。
梁漱溟在佛儒兼容的文化思想理念中构建自己关于世界文化的特别逻辑。他认为，所谓文化，只不过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即“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同时，意欲的不同又形成了人生的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与这三个问题相关联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代表西方的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第一路向，代表中国的是意欲“调整和持中”的第二路向，代表印度的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第三路向。梁漱溟明确提出，在继中国文化复兴之后，或“最近未来”之后的“较远未来之复兴”的世界文化，必将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他说：“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梁漱溟坚信不移印度化及佛教的思想价值，把佛教思想的复兴推至“较远的未来”，彰显了他对佛教思想文化价值的一种独特的理解。
这种理解的特征，则是要特别着重于佛教思想的超绝性质。先生津津乐道的“出世”，就是这种佛教超绝性质的代名词。在他来看，佛教是超绝的是因为它和一般思想文化不处在同一思想层面，因此只要是那“较远的未来”尚未真真切切地来到，任何把佛教运用于现实生活的做法，都必然会把佛教和一般文化混淆于同一层次，必然是对佛教真实面目的改造。
有意思的是，尽管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视作由三种生活态度、三种生活路向演化出来的三大文化派系，但他并不认为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在这三条线上的不断延伸。在梁漱溟看来，合理的生活态度、生活路向及由之根源的文化是随人类生活问题的转移而相应变化的，整个人类文化的合理演进应该是西方、中国、印度这三期文化的次第重现。他指出：“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又指出：“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时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按照梁漱溟的此种分析，西方文化虽辉煌一时，但现已近穷途末路，世界最近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的复兴。
（三）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被介绍和研究较早的一个部分。它是先生自己在自学、讲学、办学和乡村建设中，坚持和倡导按照孔家文化教育思想践形尽性的实际经验的总结或理论概括，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大”，即大生命、大功能、大系统。
1．教育的大生命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以生命哲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的。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有生命的，宇宙即生命，即生活的相续。而生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只是生活自身，即是生命的自然流畅通达。梁漱溟认为，教育是为宇宙的大生命服务的，它的本质与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全人类的个体生命和社会整体生命同时成为智慧的生命，以实现全人类大同的理想。
2．教育的大功能
梁漱溟认为，社会本位教育的大功能便是绵延文化，求社会进步，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能。具体说来，第一，“平时要在能为社会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为此，办正统的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大学和研究院等，着眼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研究、发展文化学术，是为社会改造和未来新社会的建立培养各类人才，以尽教育之功能。第二，“变时（改造时期）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限度于其后”。
为此，要在办各类正统学校教育的同时，更要大办图书馆、博物馆、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等社会教育，着眼于对社会成人的教育，以便发动、组织和培养民众自觉主动地参加社会改革运动，不用或少用武力来完成社会改造任务。第三，“变后即建立新社会后”，“社会本位”的教育理应与“伦理本位”的新社会相适应，这是建设新社会的唯一方法和途径。
3．教育的大系统
梁漱溟把他教育的大生命、大功能的根本办学指导思想、方针和方向，具体落实到社会本位的大教育系统方案上。为此，他推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和“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三项宗旨；并强调指出，在中国办教育，“必须理会以上三根本点”，否则，“必无从尽其应负荷之任务，必失其教育之功用，而不免转为社会病”。《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是梁漱溟的教育纲领，它标志着梁漱溟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成熟。
（四）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
梁漱溟力辟时论，率先从现代理论需要的角度肯定儒家思想的价值。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很高，对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心态，梁漱溟力排众议，予以强有力的回应。他在北京大学向蔡元培校长明确地表示：“我此来除替释迦、孑L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他旗帜鲜明地弘扬东方文化，发掘儒家的时代价值。他严肃地指出，西方文化决非如先进的中国人原来想象得那么美妙。尽管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远不如西方，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具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优长。与此同时，他接受西方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影响，选择了主体主义的哲学立场。基于主体主义的哲学立场，狭义新儒家崇陆、王而贬程、朱，以发挥内圣学为基本宗旨。由于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启发，梁漱溟采取生命的进路诠释儒家哲学，后来成为狭义新儒家的基本理论风格。梁漱溟在回顾自己新儒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时说：“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
人们通常将梁漱溟归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梁漱溟不仅拒绝国粹派维护旧有文化的努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体会。他在审慎地探讨东西方文化得失及根源的基础上，主张排斥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路向，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根本改造”，批判地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未能成就它应该成就的东西，按此意欲持中路向自然独立发展，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梁漱溟文化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缺陷，如他最终把孑L子儒学当作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兴旺发达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注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
梁漱溟反对“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与哲学没有区别”、“科学就是哲学”的观点，对科学主义思潮也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科学本身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如果对它不加以必要的节制，其结果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会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的丧失。梁漱溟认为，新儒学既不是一种礼仪规范，也不是什么社会自然科学，而是一种“自己学”。所谓“自己学”，就是“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他创造性地援引柏格森生命哲学人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创立“新孔学”。
综上可见，近些年来，对梁漱溟的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对其文化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较盛，而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明显较为薄弱，乃至刚刚起步，需要研究者开展深入的争鸣和讨论、探索和研究，才能对这位世纪哲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有效地发掘，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客观、公正地评价梁漱溟先生，才能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