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穿越岁月的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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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浏阳磷矿——我心中永远的记忆(3)

九、修旧利废

自从我爱人调来永和,一家人团聚以后,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心扑在工作上,班里的同事选我担任了班长。在实际的修理过程中,我发现原材料的浪费很大,成本控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分配制度不完善,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收入和生产的产量直接挂钩,生产任务完成将好坏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收入。而生产成本方面虽然也倡导节约,也制定了原材料消耗的奖罚制度,但这个奖罚的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职工的重视。汽车的某个零部件坏了,领个新的装上又快又保险,例如自卸车的升降油泵坏了,往往就是密封圈的过度磨损,造成油泵高压腔漏油而使油泵不工作,拆下升降油泵分解、清洗,换上新密封圈,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密封圈就几元钱,而一个升降油泵要上千元,这个账却没有人去算。望着换下的成堆的配件,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当时我就在班里说:“能够修好的配件一定要想办法修好,我们修理工不是简单的换件工,一定要做到物尽其用。”班里有些司机和修理工就说:“修复旧的,耽误时间,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减少个人的收入。”怎样来解决既修旧利废,又不耽误汽车出勤呢?我想,班里有十几名修理工,从中抽调2-3名专门从事修旧利废工作,把平时换下的零配件修好,储放在班里,到时只要把修复的零配件换上去,这既不耽误时间又节约成本。我们班坚持修旧利废一年,这一年我们班生产任务完成是全工段四个主修班中最好的,而原材料消耗比其他班组下降了10多万元,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充分说明,修旧利废和完成生产任务并不矛盾,只要合理安排则两者都可兼得。

后来,工区召开了班组成本核算分析会,工区领导要我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班在节约成本方面的一些做法,并肯定了我们这些做法是对的,要求在全工区50多个班组中推广,健全和完善班组成本核算制度,加大对节约成本奖励,要求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把生产成本降下来。

十、艰苦为生计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当工人的除了几十元工资,其他什么收入也没有,人们的生活普遍都比较困难。那时我老想着全家安身度日的几间破旧房子和在屋檐下做饭的困境,到哪里去赚点钱把这居住条件改善一下呢?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徐徐吹来,我们磷矿的分配政策也有所改变。磷矿的黄磷车间,生产黄磷需要高品位的磷矿石,这种高品位的磷矿石靠机械采矿是达不到品位要求的,一直以来都是请民工手挖肩挑进行人工采矿。当时我们二工区领导为了解决一些家住农村职工的生活困难,根据生产的需要,就组织了一个职工采矿队,每批十几个人,为期三个月,采取计件的方式,上不封顶,给予劳动报酬。职工到了采矿队,就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干满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大概是平时上班的3-4倍,所以有劳力的职工都争着要去采矿队。但由于工区主要是照顾家住农村的“半边户”职工,我们双职工很少安排,到了“双抢”时间,“半边户”职工大多都要回家帮助“双抢”,我趁这个机会也参加了采矿队。

这是1982年7月份,正值酷暑季节,头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都发晕,人工采矿都是手挖肩挑,这里挖两担,那里采两撮(箕),挑到采场的公路边,然后再装汽车运往黄磷车间。人工采矿劳动强度大,加上又是三伏天,整天身上汗流得没一根干纱,有的职工干脆打赤膊,晒得身上脱去一层皮,这种艰辛真叫人难以忍受。没有办法,为了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多赚几个钱,我硬是坚持干满了三个月。

我有一个姓曾的朋友,他是个体锻工,他给七宝山硫铁矿加工井下钢轨连接板螺栓,他锻出毛坯,要我给螺栓绞丝,每个螺栓给我的加工费为0.1元,每晚加工30个螺栓,赚得3元钱。16毫米的螺栓,不用点力气是绞不动的,一晚下来,手臂都感觉很是疼痛,我也给他加工了几个月的螺栓。当时干这种私活还不能声张,不然就会挨批评。我就是利用这些机会赚了一点外水,加上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一点钱,1983年我把永和老街的旧房子拆了,盖成了两层的楼房,改善了一下居住条件。房子宽敞了一些,心情自然也好。

十一、我与三位徒弟

在我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期间,一共带过三个徒弟,首先带的是张天佑,他是永和街上人,参加过南疆边境反击战,1985年转业到浏阳磷矿,分配在我们汽修工段跟我学徒。当时他父母还郑重其事地举办了拜师宴。他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比较富裕了,但张天佑没有坐享其成,他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用到了工作上,在汽修工这个岗位上不怕脏不怕累,他的这种工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在浏阳磷矿工作10年以后,他就辞职下海经商去了,首先在浏阳市公交公司从事汽车配件经营,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是到广州打拼去了。

第二位徒弟是曾维奇,他是磷矿的职工子弟,大概是1988年跟我学徒。曾维奇聪明能干,工作上刻苦耐劳,在汽修工段工作几年以后,由于他有文化,又有实践工作经验,后来调到矿部政治处担任宣传干事。磷矿改制以后,他与人合作,继续从事采矿业,干出了一番事业,现在又投入到了新组建的公司,也算是功成名就了。

第三个徒弟是朱艳平,一个大小伙子似乎起了个女孩名字,他是湘潭人,也是磷矿职工子弟。朱艳平是1990年跟我学徒的,他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16岁就顶替父亲招工到了浏阳磷矿。他谦虚好学,工作踏实,进步很快。1992年我调化工二厂工作后,他已经能独立操作了,自从在磷矿下岗后,听说他一直在星沙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见面了。

我对这几位徒弟,要求都很严格,当时我是班长又是劳模,我的徒弟都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很感激他们当年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当年对他们技术上的传授和生活上的关心等方面难免有欠缺之处,我至今深感愧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没有消沉,个个都有所成就,这也使我心感欣慰。

十二、上海接车

1989年,我们工区在上海重型汽车制造厂购买了三台重型自卸车,按照惯例,汽车应走火车发运到长沙,再从长沙开回矿里。可那年火车运输十分紧张,汽车迟迟不能到货。后来矿里决定派司机去上海把汽车开回来,由矿设备处晏升山同志带队,我们工区去三位汽车司机,我作为修理工也一同前往。

我们一行5人于7月6日从矿里坐汽车到达长沙,当天坐火车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一晚,第二天从武汉坐轮船去南京。我是第一次坐轮船,这轮船很大,共分6层,可载2000多人,我们坐的是三等舱,一间房子有4张上下两层的双人床,房子里有书桌、椅子,可以打牌、下象棋。轮船行驶很平稳,没有摇晃或晕船的感觉,经过29个小时的航行到达了南京。因为晏升山同志要在南京办事,我和何茂林、周建立、何宗楼4人就在南京玩了一天,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中山陵、灵谷寺等景点,晚上乘火车到达苏州,在苏州住了一晚。晏升山同志在苏州同样有业务,我们4人又在苏州游览了虎丘、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等,于当晚乘火车抵达上海。

抵达上海后,我们入住了上海四方锅炉厂招待所,这里离上海重汽近。晏升山同志找了我矿驻上海办事处的袁国良,交谈提车事宜。袁国良同志对我们说:“因汽车供应紧张,我矿订购的3台车已被别单位提走,必须等下一批,具体提货日期不能确定,你们就安心等待吧。”我们在上海一等就是10天,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去外滩、南京路、人民公园、第一百货大楼玩。有一天,我们跟晏升山同志去浦东办事,是坐轮渡过黄浦江的,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菜地和农田。

到了7月20日,我们终于提到了汽车,当天下午4时离开上海,经嘉兴晚上9时才到达杭州,在杭州住了一晚。当时,酷暑难熬,39摄氏度的高温,把人烤得像热气腾腾的馒头,大家商定,下午3点上路,晚上行车(当时的汽车没有空调)。吃过早饭,我问大家去不去西湖玩,大家都说天气太热,在旅社休息,不去玩了。我觉得到了杭州,有时间不去西湖玩,那太遗憾了。于是我一个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戴着墨镜,坐公交车来到西湖,看了三潭印月和花港观鱼。然后乘公交车到了岳王庙,凭吊了中国历史上这位伟大的抗金英雄——岳飞,然后又继续前行,来到灵隐寺,参观了这座江南名刹。

回到旅社,车队正准备出发,上路后,由于不熟悉路况,行驶了半个小时后竟又回转到了旅社,接下来我们只好每到岔路就下车问路,好不容易才出了杭州城。当时,浙江经安徽到江西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走走停停,在江西一个叫田贩街的小集镇住了一晚,由于天气太热,何宗楼同志突然中暑了,我们只得在江西九江市停了下来,把何师傅送到医院打点滴。第二天,留下周建立照顾病人,我们3人就上了庐山,游了仙人洞、龙泉等景点。说到庐山的气候,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山下热浪滚滚,38摄氏度的高温令人窒息,一登上庐山即凉风习习。我们看见山上采茶的村民都是穿两件衣服,我们只穿了短袖衬衣,感觉有点凉意。庐山不高,我们站在山上往下看,能清楚地看见农民在田野耕作,这么短的距离,温度相差十几度,庐山真是一台天然空调。

何师傅打了一晚一天的点滴,病就好了。7月26日清晨6点,我们从九江出发,经瑞昌到修水,在修水吃了午饭,稍事休息又继续赶路,终于在晚上8点回到了矿里。

这次去上海接车,正处盛夏时节,加上延期交车,历时20天,回矿一报账,每人用亏了140余元,相当于当时两个月的工资。我心里亦坦然,就权当是出门旅游了一回。

十三、参与企业管理

1990年,我作为职工代表被推选参加了矿里的企业管理委员会(简称企管会),企管会就是在矿务会的班底上增加了2-3名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就是代表职工的意志和利益参与企业管理。

1991年底,正是全矿进行总结评比的时候,我们二工区被评为矿里的先进单位,恰在这时,我工区一个叫李承湘的职工在去采场上班途中,被汽车撞死,为此,矿里准备取消二工区的先进单位称号。一天晚上,工区领导找到我,说明天矿里要召开企管会,最终审定全矿1991年度的评先名单,要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因为交通故事不应该影响到评先,并说评先不但是个荣誉,还关系到全工区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被评为先进单位,人均有40元的奖金。我工区有600多职工,就是2万多元的奖金。当时,我也为难,我只是职工代表,能说得过矿里的头头们吗?

第二天在企管会上,讨论通过先进单位时,我谈了我的看法:“一次交通事故不能抹杀我们工区600多名职工一年的工作成绩,如果是生产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也无话可说。”最后领导们还是同意二工区评为先进单位,并对我开玩笑说:“这下你满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