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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官场社交之道(1)

官场社交的原则只八个字:真诚为人,圆转涉世。如果交往中没有一点真诚恳切的心意,就会变成一个绣花枕头,不论作任何事情都不实在。但如果没有一点圆通灵活和随机应变的情趣,就等于是一个木头人,不论作任何事情都会处处遇到阻碍。

一、官场社交,圆转涉世

(一)顺水推舟,道理自明

李鸿章有个远房亲戚,胸无点墨而热衷科举,考场上打开试卷,竟有一多半字不认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眼看交卷时间就要到了,该人灵机一动,在试卷上写道:“我乃李鸿章中堂大人的亲妻(戚)。”当主考官批阅这份考卷时,不禁拈须微笑,提笔在卷上批道:“所以本官不娶你。”主考官巧借李某一个错字,顺水推舟,来个“错”批,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运用顺水推舟法,能达到许多目的。

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爱打猎,非常喜欢养老鹰捉兔子。一次,烛邹不慎让一只鹰逃走了,景公下令把烛邹推出斩了。晏子为了营救烛邹,立即上前拜见景公说:“烛邹有三大罪状,哪能这么轻易杀了呢?请让我一条条数出来后再杀他,可以吗?”齐晏公说:“可以。”晏子指着烛邹的鼻子说:“烛邹,你为大王养鸟,却让鸟逃走,这是第一条罪状;你使得大王为了鸟的原因要杀人,这是第二条罪状;把你杀了,天下诸侯都会责怪大王重鸟轻士,这是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对晏子说:“别杀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就这样,避免了烛邹的杀身之祸。

上面例子正话反说术恰恰是反战之术在这方面的运用。晏子运用假设“罪状”的方法对没有罪的烛邹设立了三条明显违背常理的罪名,并数给齐王听。而这些罪名又明显是从齐王的角度来设立的,因而使齐王作为旁观者,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并明白了晏子的用意,放过了烛邹。

(二)寸土必争,立场坚定

古时候,有个大财主订了个规矩:庄子里人遇到他,都要敬礼,否则便要挨鞭子。

一天,阿凡提在街上行走,碰上了大财主。“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穷小子!”大财主怒不可遏。“我为什么要向你敬礼?”“我最有钱。有钱就有势。穷小子,你得向我敬礼,否则我就打你。”

阿凡提站着不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财主有点心虚,便压低声对阿凡提说:“这样吧,我口袋里有100块钱。我给你50块,你就给我敬个礼吧!”阿凡提慢慢悠悠地把钱装进兜里,说:“现在你有50块钱,我也有50块钱,凭什么非要向你行礼不可呢?”周围的人大笑起来。大财主又气又急,一下子把剩下的50块也抽了出来:“听着,如果你听我的,那我就把这50块钱也送给你!”阿凡提又把50块钱收下,接着严肃地说:“好啦,现在我有100块,你却一分钱也没有了,有钱就有势,向我行礼吧!”大财主目瞪口呆。

当你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让步都施舍给了对方时,那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再向对方推销了。在任何场合,你都不要给对方太大的让步。经验表明,你让步越大,对方对你的产品怀疑越多,而你就更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大财主就是一让再让,从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反被愚弄。我们在不该让步时,绝不可为求眼下一时之安,而让步妥协,而是应绝不让步,站稳立场。

(三)广揽谋士,助己决策

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听到诸葛亮对于天下形势的分析,形成“三足鼎立取其一”的战略规则,这一想法终于使刘备能够雄踞一方,为争夺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职场一般都是非常重视谋士型的人才的。历史证明,大凡夺得天下者,大凡善治天下者,身边都有一大批多谋善断的谋士。从张仪、萧何、陈平、魏征,到赵普、朱升、范文程等等,无不为皇帝出过无数奇谋,帮助其主人渡过无数的危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竭力辅佐,其主人就很难夺得天下,更不要说坐稳天下了。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统治者都提出,欲得天下必广揽贤才,这其中谋士便占了很重要的成分。

谋士可以弥补领导的智力不足。一个领导不可能是处处超群出众的,他可能有胆识、有气魄、有决断和有远见,甚至只是因为有正统血脉,但他决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料到,都通晓。而谋士型的人才一般都是智力超群,胸有奇谋,令领导者茅塞顿开,幡然惊醒。谋士型人才能够帮助领导看清当前的形势格局,看清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并能帮助领导采取最恰当的办法。

对于领导来说,一个谋士恐怕还不足以使领导事事成功,但是,谋士的一点看法,往往却能点破迷津,确定大局,使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有了谋士之后,领导的工作剩下来的有两种:一种是你作为领导者所必须做的,另一种是你的部下应该做的。

下一步就是把所有部下能做的工作恰到好处地委派给他们。这是惟一能使你避免在细节问题上耗费精力,而又在不影响最终效果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的办法。在授权部下的同时,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种适当控制手段,即发生什么差错时能立刻采取补救措施。

(四)以诚等人,忌心不在焉

楚汉相争时,韩信在项羽军中未受到重用,于是投奔汉营。但是在刘邦军中,开始仍然没有受到重用,于是韩信在一气之下逃离汉营,从而演出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

萧何追回了韩信,极力地向汉王刘邦推荐。刘邦对韩信本无信任可言,只是经不住萧何的再三保举,这才答应接见韩信。韩信应招进帐来见刘邦,可是一见之下,韩信对刘邦当时的行为便极为反感。原来刘邦正在洗脚,见了韩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仍然悠闲自得地呈享受状,对韩信也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韩信将眉头皱着,回头便走。若不是萧何不放心守在帐外,再者若不是韩信一心想借汉王之势建功立业,刘邦便会因此失去一员为他争得天下的大将,那么楚汉相争最终将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韩信对刘邦的反感,正是由于刘邦在接见韩信时心不在焉,虚与委蛇。也许,韩信在为刘家争得天下之后便起了造反之心,也正是由于当时的反感而埋下的种子呢?

这类人,一般在应酬中都缺乏诚意,常会引起应酬对象的反感。因此在日常应酬中,不论你的身份如何,也不论你的应酬对象与你的身份地位有多大的差异,在你与对方的应酬过程中,一旦你表现出了心不在焉的神态,对方同样会对你失去好感,同样会对你虚与委蛇。这样的应酬,将毫无意义。

(五)以人为贵,礼让为先

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处世”,首先是要“做人”,“做人”即是立身处世。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与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

1.礼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家庭内部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

2.以诚相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

3.守信用,重然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贵和”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另一显著特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在中国古代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恪守本分互不干涉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是一种“和”。

一个颇负盛誉的企业名人,在一次内部培训会上传授了他从业十余年的成功秘诀时说道:“事业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如何处世做人。”的确,处世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今天我们要能立足于社会,就得先从如何做人开始。明白怎样做人,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待人接物才能通达合理,这确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打开处世之道的第一把钥匙:“与人共事,礼让为先”,病态的人际交往,使许多现代人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信义友善关系,是我们人人所希求的。既然人心同此向往,只要有人迈出真诚改善的一步,定会有人相感而动,在您身边聚集一群互利、互助的同事、朋友。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桐城的张廷玉在京城做官。家人在桐城建相府时与邻居发生争执,彼此为三尺宅基地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里。张家总管连忙送信给张廷玉,盼望他给县令写信通融。张廷玉见家书后,复诗一首寄回:“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总管接信后,深深领会张廷玉和睦礼让、豁达明理的胸襟,立即让出三尺地。邻居看见张家退让三尺,也随即后退三尺,两家不仅化解了争论,还为过往行人留下了一条六尺宽的通行巷道,大大地方便了邻里乡亲。

以德礼让,可以消弭许多纷争。如能常常这样做,你就在社会上建立了公信力,人们乐于找你共事,也就是事业发展的机会多;你需要别人帮助办事时,也会有很多人拥护协助。礼让是自利利他的相处之道,是真正的双赢,且谚语常说:“量大福大”,以宽大的胸怀、礼让于对方,往往是后福无穷。而这种例子,不妨从己身做起,来验证“量大福大”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郭子仪对于心术不正的小人来见他,纵然他的地位很卑微(郭子仪那时已封王),他一定见,而且一定坐得很端庄,穿上礼服来接见。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就问他:“许多达官贵人来见你,你都很随便,为什么这些小职员来见你,你这样严肃?”郭子仪回答道:“这些人心术不正又很聪明,还很会巴结,不能得罪,万一他将来做了大官,得了志,我们得罪他,他怀恨在心会报复。”

他的话后来果然应验,擅长于巴结的这些人,很容易讨得主子的欢心,凡是得罪他的人,在他得志的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有仇必报。郭子仪一生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他有他的一套学问见识。在中国古人身上,有许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处事谨慎,临事不危,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三思而行,这是必然的。但要做好却不容易。做到谨慎,重要的是把握分寸,留有余地。

王刚和同事因为某些工作上的小事而吵嘴,弄得两人很不愉快,王刚对他的同事说:“从今天起,我们断绝所有关系,彼此毫无瓜葛……”说完话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同事就晋升成为他的上司,然而王刚因为当时话讲的过重,只好另谋他就。

谨慎也当留有余地。之所以说做人不是事事当谨慎,是说谨慎到一定情况当换一种形式,或叫果敢,或叫灵活。

刘邦在鸿门宴上,被张良叫了出来,实际已离虎口。如果想要逃走,又谨慎地履行礼节,去向项羽、亚父告别,无异于送肉上砧板。这时,刘邦既已出门,该撒腿就跑,而讲礼数去辞行就是愚蠢。所以樊哙说:“大行不拘小谨,大礼不辞小让”。

谨慎,留有余地,不说过头话,不做心力用尽的事,则随时可以应付意外情况。因为于人本身,强中自有强中手,而于事态发展,也时有不测风云。因此,但凡做事就要留有余地,会让你在人际交往中进退自如。

人们往往把大海比做宽广的胸怀,因为大海能广纳百川,也不拒暴雨和巨浪。人们在一个单位或集体中工作学习,难免会产生一些意见或矛盾。但是,如果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甘拜下风,以致大打出手,事后静下心来想想,当时若能忍让三分,自会风平浪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汉朝时有一位叫刘宽的人,为人宽厚仁慈。他在南阳当太守时,小吏、老百姓做了错事,为了以示惩戒,他只是让差役用蒲草鞭责打,使之不再重犯,此举深得民心。刘宽的夫人为了试探他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仁厚,便让婢女在他和属下集体办公的时候捧出肉汤,故作不小心把肉汤洒在他的官服上。要是一般的人,必定会把婢女毒打一顿,至少也要怒斥一番。但是刘宽不仅没发脾气,反而问婢女:“肉羹有没有烫着你的手?”由此足见刘宽为人宽容之肚量确实超乎一般人。

这就是有理让三分的做法,刘宽的肚量可谓不小。他感化了人心,也赢得了人心。人人都有自尊心和好胜心,在生活中,对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应该主动显示出自己比他人更有容人之雅量。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难免会偶有过失,因此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原谅的时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谦和、礼让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当你在狭窄的路上行走时,要给别人留一点余地,先停住脚步让对方先过去,是种礼貌的体现。在生活中,除了原则问题须坚持外,对小事互相谦让会使个人的身心保持愉快。

得理不让人,让对方走投无路,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择手段”,这对你自己将造成伤害,好比老鼠关在房间内,不让其逃出,老鼠为了求生,会咬坏你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条生路,它“逃命”要紧,便不会对你的利益造成破坏。对方“无理”,自知理亏,你在“理”字已明之下,放他一条生路,他会心存感激,来日自当图报。就算不会如此,也不太可能再度与你为敌。这就是人性。

世界很大也很小,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的事情常有发生。你今天得理不让人,哪知他日你们二人又会狭路相逢。“得理让人”,这也是为自己以后做人留条后路。今日的朋友,也许将成为明日的仇敌;而今天的对手,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让对方先过,哪怕是宽阔的道路也要留给别人足够的空间。你会发现,既是为他人着想,又能为自己留条后路。

宽以待人,要有主动“让道”精神,宽容让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常常会因为个性、脾气、爱好、要求的不统一,价值观念的差异就会产生矛盾或冲突,此时我们应记住一位哲人的话:“航行中有一条公认的规则,操纵灵敏的船应该给不太灵敏的船让道。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是应遵循的一条规律。”

做一个能理解、容纳他人优点和缺点的人,才会受到他人的欢迎。相反,那些只知道对人吹毛求疵,又没完没了地批评说教的人,怎么会拥有亲密的朋友呢?人们对他只有敬而远之。将心比心,才能做到宽以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