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认识哲学不同于西方古代的认识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其认识往往是与政治、社会和人生密切不可分的，从其认识理论中既可以看出它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观点，也可以窥见它的人生意识。尤其是，它视认识为人生修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和环节，认识过程和人生的修养过程原本就是一体的，原来就是一个过程。有论者说，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曾有过独立意义上的认识沦。这一论断如果仅就上述特点而言，则显然不无道理。道家的认识哲学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
道家的认识哲学也即道家的认识论或知识论。它除了具有为中国古代的认识哲学所共同具有的一般特点外，还有着不同于儒、墨认识论的独有特色。儒、墨皆尚智，道家则有着明显的反智倾向；儒、墨皆讲求认识的层次，讲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道家则表现出排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倾向；儒家注重为学，墨家注重概念的分析，道家则注重为道，并摒弃概念的分析；儒家常在是非问题上“叫真”，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道家则认为是非无定准，主张齐同是非。此外，道家还特别就语言的局限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作了揭示和探讨，这显然是为儒、墨所不及的。
下面，我们就道家认识哲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问题作出论述和评析。从这种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特点和得失所在。
一、反智与真智
******先生曾着重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就中国古代的反智论作出探讨，他认为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仅限于政治的领域。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却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反智的传统则是确定不疑的。什么是反智论？确实不易于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照余先生的看法，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
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他称抱此种态度的人为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l．）。反智沦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他称采取此种态度的人为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在他看来，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概念上，在实践上这两者却是难以分辩的。从此种认识出发，他对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谓儒家是主智论者、道家和法家都是反智沦者。
根据余先生的考察，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关涉最少。“先秦时代孔、孟、荀三家都是本于学术文化的立场来论政的，所以礼乐、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抱什么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礼乐’、‘教化’足离不开知识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不但不反智，而且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儒家重智性的态度具体表现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议政的问题上。孔子是主张知识分子从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并赞成和鼓励他的弟子们有机会去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当然这种参政是有原则的，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同时，他强调当政者应当随时注意选拔贤才，而选拔贤才显然也是离不开知识修养的。孟子认为政治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提出“幼而学，壮而行”，主张“专家政治”。荀子则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项，而认此三者的划分标准正在于学问知识的深浅，指出唯有“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担负最高的政治责任，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儒家重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在于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孔子承继古代士、庶人议政的传统，而提出人民可以批评政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句话的反面意思即是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孔子不仅主张“庶人议”，而且他自己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议”，他留下一部系统的议政的著作，即《春秋》。孟子的批评政治较之孔子，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孟的批评精神在其后的儒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东汉的太学清议、宋代的太学生议政和明代的东林运动，都是此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明清之际黄宗羲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要人民不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并且要天子不敢自为是非。他又认为学校不应仅为养士之地，更应为批评政治是非的所在。他担心知识分子变成天子所驯养的政治工具，要知识分子负担起批评政治的使命，这显然是古代“庶人议政”精神的进一步发挥。
关于道家和法家对待智性及知识分子的态度，余先生认为，他们正好站在儒家的对立面。道家尚自然而轻文化，对于智性以及知识根本不看重。这一点在老子那里有显著的体现，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是公开地主张“愚民”，因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他提倡“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他不但不要一般人民有知识，甚至也不愿意为臣者有太多的知识，所以他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他不愿意看见因政府“尚贤”所造成的人民之间的才智竞争。余先生又认为，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无论就摧残智性或压制知识分子言，法家的主张都是最彻底的。虽说老子已具有明显的愚民思想，但以老子与法家相比，则前者只提出了一种高度抽象的原则，而后者则策划了一套具体的实施办法。韩非指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即是说，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包括历史记载（先王之语）
都在禁绝之列，当然更没有人敢在“法”的范围以外乱说乱动了。韩非的言论不是空话，后来秦始皇和李斯根据韩非的主张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焚书”和“坑儒”便是法家反智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最后归宿。
余先生关于反智论之内涵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道家的反智问题是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同时，余先生关于儒、道、法三家对待智性和知识分子之态度的论述和看法，特别就儒、法而言，也是大体不误，可以成立的。不过，有两点值得商榷的是：第一，余先生坚持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仅是一种态度或政治态度。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反智”既是～种态度，也是一种学说和理论，它不只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还具有认识层面的意义，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学说，同时还是一种认识态度和认识主张、学说。并且这几者还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在探讨和论述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第二，余先生将道家的“反智”言论归结为反智论的范畴，认老子是反智论的始作俑者。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道家老庄特别是老子确实说过许久表面看来属于“反智”的言论，这是客观的事实，没有否定的余地和必要。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言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说的？或者说，老庄所反的究为什么样的“智”？对此却是必须特别加以辩析的，否则势必会因误解而冤屈了老庄。固然，道家的“反智”言论与法家的反智论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因此而反证老庄就是反智论者，因为事实上，后者不过是从前者出发，作出表面性的理解，而向右的方面加以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显然是一种“恶”的结果，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无疑也只能是一种“恶”的影响，但这就不能归咎于道家了。
请看道家的“反智”言论：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智慧出，有大伪。
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按胡哲敷先生的解释，此“明”字是“智”之动词，与别处所云“明”字其义不同）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乌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冒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
举贤****相轧，任智****相盗。
这些言论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在反对智慧，提倡愚民。通常人们正是这样去认识和把握的。然而照笔者的理解，老庄所反对之“智”并非真智，它乃是指枝枝节节的机巧智谋的意思；老庄所提倡之“愚”也非真愚，它乃是指人类固有的天真素朴的意思。按老庄的意见，机巧伪诈之智的泛滥，必将导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无尽的争斗，弄得鸡犬不宁、天下大乱，以至奇物滋起，人民不得安息，人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对于此类残害人性的巧诈之智，老庄当然是要予以竭力反对的。
老庄一方面反对巧诈之智，一方面又突出一个“明”字。由这“明”字的提倡，亦可知他们并不是要泯灭真知，并不是主张愚民。且看老庄论“明”：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知和曰常，知常日明。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胡哲敷先生解释说：“‘明’就是我们本性中固有的聪明，当其寂然不动未起作用的时期，就叫它做‘滑疑之耀’，或者叫它做‘葆光’。起了作用，就叫做‘明’。智者知人，明者自知，这是智字与明字的显著分辨。明是因其自然而有之作用，故日‘袭明’，日‘以明’。都是承袭因任之意，而没有人工作为，智则不免于作为了。所以无辙迹而名日善行，不用筹策而名日善计，无关键无绳约，而名日善闭善结，此中奥妙并无其他，只是因人固有之‘明’，大公无私，与物无忤，就可以体此境界。惟是此理至微，人所易忽，故日见小日明，小即微渺之意，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祝，恐惧乎其所不闻，又日：智机其神乎？又日：智者见于未萌。‘不者见’，‘不闻’，‘知机’，‘未萌’，都是此处‘小’的意思。然虽如此微渺，究其理有一定之常，故又日：知常日明。人能复归其明，自然知道是非本无，而不致铄乱了。如此还能说他们是倡导愚民政策吗？”胡先生的解释和说明可谓深得老庄之意。总之，老庄讲求的“明”乃是依人类固有的天真素朴而自然生发出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虽名之日“明”，实亦就是老庄所说的“真知”或“大知”，它与作为巧伪之智和小聪明的世俗之智立于截然相反的境地，不可以混为一谈。此种“明”，此种“真知”或“大知”，就表面看来，似乎“若愚”，然“若愚”却非真愚，老子谓“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成语“大智若愚”即本于此。因此，说世俗所谓智为大愚，说老庄所谓愚为大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