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理论，也反映了他的宗教神性思想。他倡导，人的德性有三种，即理智的德性、实践的德性和神性的德性。理智的德性和实践的德性统称为现实的德性。人的现实的德性，无论是理智的德性或实践的德性，它们在人的一生中永不健全。虽然通过努力可以使人们日益完善。得到世俗生活中的幸福，但是这种完善毕竟是有限的，低级的，暂时的，达不到与上帝接近的超然脱俗的极乐境界。要达到这种幸福，就要依靠神性的德性，与神性联系起来。神性的德性要有三种形式，也就是要有：信仰、希望、仁爱。唯有神的世界有信心，有希望，才是超越了人的一切现实德性。而这又必须具有“仁爱”，最根本的则是要爱上帝。显然，上帝的仁爱、信心和希望，既是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又是人性向神性转化过程中的必备的德性条件。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的本性和神性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的人性，使人具有现实的德性，具体表现为智慧、学识、直观、谨慎、公正、节制等形式。“一个人能够由其本性的原理而达到幸福。然而，卡耐基对此批评道：这种幸福是低级的。人只有通过仁爱、信心和希望，分享了神性的一种的德性。成为‘神圣的本性的享有者’，才能获得高级的、超然脱俗的幸福。”人性屈从受制于神性，同时，人性又可能转化为神性。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神性学说的基本内容。其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完全放弃现实生活中的财富、荣誉及一切物质享乐的困惑，而去实行禁欲主义，寻求那“永恒”的虚无缥缈的神的世界。
历史发展到14世纪末，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卡耐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挖掘、整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方式，来宣传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的伦理道德观点。掀起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会和宗教神学。当时最著名的思想潮流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倡导人性反对神灰心生失望，失望生动摇，动摇生失败。
——[英］培根性，以人道主义反对神遭主义，以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人性至上、个性至上、理性至上。资产阶级思潮倡导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性在于人的自然属性，道德来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一切符合人的感官享乐的就是道德，反之，就是庸俗堕落的。所以，他们提倡利己主义，号召人们去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既抨击了禁欲主义，又揭露了僧侣放荡淫逸；荷兰的爱拉斯谟在《疯狂颂》中以犀利的笔锋对僧侣的纵情声色给予了辛辣讽刺和鞭挞，充分揭露了宗教神学的伪善。法国的蒙台涅认为，一个能够真正地享受自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善的人。诸如此类。总之，人道主义者以人性反神性，反对基督教神学把人说成是神造的，反对把人神化为没有七情六欲的神人。它使人们的视线从虚幻的神移到了现实中的人，把人的本质从神那里移到了人自己的理性或感性欲望上，所以，这在当时确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启蒙。
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这表现在许多人的著作中还保留了对上帝的默许。爱拉斯谟在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的同时，但又说：知识的程度，决定于人接近上帝的程度。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力量力不从心，所以，它纵然想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抗神道，然而这种反抗毕竟力不从心，这样的力不足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所谈论的人、人性是抽象的，是抽去社会和阶级内容的。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所说的人，形式上是全人类，实际上就是指资产阶级；他们所说的人性，实际上是争取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人性。所以，卡耐基说，这种人道主义的人性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片面性。
对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历史上中西方哲学家都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在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上，西方哲学家远不及中国哲学家。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论述人性善恶问题时，基本上均是从伦理学意义上来进行演绎的。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火连绵，阶级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激烈尖锐。在日趋白热化的斗争中，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或言而有信，或信口开河；或温良恭俭，或互相倾轧；或以诚相待，或尔虞我诈，各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均彻底充分的显现了出来。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环绕着人性是善或恶的问题百家争鸣，百花争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孟轲则以其“性善”论，阐述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实行其“以德服人”的“仁政”而服之。他说，人生下来便存“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仁、义、礼、智萌芽于以上“四端”，从而，“四端”便可成为“四德”，人便可以成为圣人。显然，根据孟子的论证只能推断出人性可以为善的结论，而他却牵强附会到人性是善，这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并且，将人性善恶看作是先天的，生而有之的，从伦理学角度讲，也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论。然而孟子的“性善”论似乎入情入理。从人性论角度看，第一，他所说的人有。四端”主要是“恻隐之心”，这已认识到了人有同类意识，这是对人性理论的一个贡献。第二，孟子在论证人性善时，认为“四端”只是人本性中善的萌芽，人要成为圣人还有赖于后天的教育，这体现了他论证上还是谨慎的，同时，这为他解释人的“不善”留下了余地。
自我信任是成功的第一个秘诀。
——[美］爱默生与孟子性善论针锋相对的是苟子的性恶说。荀子生活的年代较孟子稍晚，出于巩固封建等级秩序作理论说明，制造理论根据，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苟子指出，人的本性的发展必然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这是人性恶的充分证明。荀子在他的论述中非常强调“伪”，而“伪”就是人为之意。但是，苟子说意即道德仁义是圣人创设的，其目的是“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荀子关于性的学说过于窄浅，只是将性特指为现实本能，在纠正了孟子排除人的自然属性不足的同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介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中的是性无善无恶说和性有善有恶说。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子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即所谓的“生”和“食色”。他说，这种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它犹如湍急的流水，总往低处流，何方低就往何处流。孟子的倡导，主要在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具有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孟子的缺点是不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他看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都是完全相同的性。默认了人与动物无别论，犯了无类逻辑的错误。
历史上最早提出性有善有恶说的人是战国初期的世硕。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与“恶”这样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种差别是与生俱来的。就如同气有阴与阳之分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怎样才能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善性呢？他说，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对予性的保持和发扬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后天养之善性，就能使善性不断增长，否则，恶性滋生，蔓延扩张。世硕的人性观点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后世关于人性善恶之争引起了热切关注。其学说也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推崇、赞同，并加以吸取、发挥。如东汉的王充就明确表示赞同世硕等人的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性三品说。
自汉至唐，一直较有影响的人性理论是性三品论。最早明确提出“三品”一词的是东汉的荀悦，而明确将人性分为三品的，则是韩愈。卡耐基指出，上品的人性天然是善的，中品的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下品的人性天然是恶的。为什么。人性会有上、中、下的差别呢？韩愈认为，这是由于构成人性的五项内容即仁、智、礼、义、信，所属纯度不同而定。上品的人性能以一德而兼其余四德，所以是天然善的，是最完善的人性；中品的人性某一德有不足或者有些违背，其余四德也含糊不清，下品的人性既违反某一德，又背离其余四德，所以是恶的。是最坏的人性。韩愈以伦理道德作为天生人性差异的依据，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同时，韩愈又说，这个上中下等级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显然，这体现出韩愈的人性论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但是，韩愈又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作为一位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愈，他不可能掌握科学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所以，看不到人性的阶级性内容。然而，因为他置身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深谷里徘徊，生活实践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具有等级差别、贵贱之分。自然他便将人性分为三品。韩愈的这一理论在性三品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成功，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以信心克服所有的障碍。
——[英］乔·吉拉德北宋著名的哲学家、理学的“宗祖”之一张载，于先人哲学思想上，借鉴并提出性二元论，使得中国的人性善恶之争出现重大转折。张载认为，人性应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先天就有的善的，是天理的体现。“气质之性”是人生下来之后所具有的身体特点、生理条件、物质欲望等因素的总和，是恶的起因。人和天地万物都具有“天地之性”，为此人性有善的一面。但人生下来之后又各种各样的物质欲求，由于这种“气质之性”羁绊着“天地之性”正常恢复和发展，从而使人由善变恶，由聪明变愚蠢，所以人性又有恶的一面。张载在人性善恶观上纠正了孟子、荀子各执一端的偏激，这是有价值的；他认为人性是发展变化的，后天学习、环境影响可以使人性变善、变美，这也有合理的因素。但张载改变气质之性的方法，即加强封建道德修养和善养浩然之气，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人性观。
二、人性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指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加以区别。而社会属性是人所独具的本质属性，从此，我们发现了人是人，而不是动物，亦不同于动物性。所以，探讨人的本质，必须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出发点。
千百年来，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性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百思千虑，着力求解。然而，这些睿智恢宏的头脑并未能探得真理的光芒。他们或者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之外……去寻找真理，或者只是从客体的或是直接的形式去理解。或者将自己的思维拴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只及一面，不及其余，其结果只能得到唯心的，抽象的，片面的结论。但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它使社会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也为人性学说建立了科学的基础。
信心是一种心境，有信心的人不会在转瞬间就消沉沮丧。
——[美］海伦·凯勒从西方伦理思想史来看，伦理思想家对人性问题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就其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不外乎两大派别。其一，是从古希腊的普罗塔戈拉开始的感性主义思想路线，他们认为人性在于人的感性欲望，并以此来说明道德的来源、内容和标准，指出求善修德的渠道；其二，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的理性主义思想路线，他们认为人性来源于人的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人性在于人的理性或神，并以此来说明道德的来源、内容和标准，指出人修身养性的渠道。两派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起过进步的，或保守、反动的作用。这两派思想，随着岁月沧的变化而逐渐演绎派生，到近代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无论是理论的深刻性，还是观点的鲜明性，两派的对峙均达到了高潮浪巅。
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为自己辩护说：当一人的生命遇到危险，假使说，他几天没有吃东西快要饿死的时候，他看到一块面包，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偷吃这块面包？他为此申辩说：追求自然，需要满足，是人的权利和幸福，所以，人有权利去偷吃一块面包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但是，人既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从而，他又辩解道，为了国家的普遍利益，为了民族的独立，牺牲个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以生命可贵来为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作辩护。黑格尔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招兵买马，树立威望。但在人性理论上，他一反以往人文主义学者只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忽视人的精神本性的偏激，强调人的精神性，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