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与其说是华盛顿宣布告别政坛，不如说是他对自己8年总统任期的全面总结，是华盛顿留给后继者们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也是他对国民发自内心的忠告和对共和国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告别词的中心内容是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党派斗争和与外国结盟的巨大危害性，告诫人们要严加提防。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国性的联合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具有“巨大价值”，大家应该爱护它、保护它；而党派纷争则会离间政府和人民，助长外国的阴谋，使少数蛊惑人心的政客兴风作浪。在外交政策上，华盛顿认为：“通过人为的纽带使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旋涡，与欧洲友好地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他要求人们不要“过分偏爱一个外国，过分讨厌另一个外国”。美国的外交准则应该是“尽可能扩大与他们的贸易联系，尽可能少地与他们保持政治联系”；“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告别词所体现的外交思想，对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早期孤立主义政策的依据。
面对1796年底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总统竞选运动，华盛顿采取了冷静而又平和的态度作壁上观，以防止由于他的介入而阻碍人民做出自己的选择。大选结果揭晓了：联邦党的候选人约翰·亚当斯仅以3票优势击败了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美国第二任总统，杰斐逊出任副总统。
1797年3月4日，华盛顿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参加了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当他走进众议院礼堂时，聚集在那里的人们挥舞起手帕、帽子向他发出由衷的欢呼。稍后，踌躇满志的新总统亚当斯身着华丽的礼服来到大厅，人们有礼貌地把目光转向了他，但众人的目光很快又回到了华盛顿的身上。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发现人们的眼睛都是湿润的。仪式上的一切表明，人们对华盛顿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并不因他的离职而减弱，反而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情景让正春风得意的新总统不能不产生几分妒意。
在将总统职务移交给亚当斯以后，华盛顿和夫人尽快起程，返回蒙特维尔庄园。1797年5月，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的退休生活：“岁月易逝，来日无多，在我的余年里，我的全部乐趣就是：每年制作和出售一些面粉，修缮那些快要倒塌的房屋，修建一间储存我所写的公务文献的库房，并以农事和村居活动自娱。如果……能够和我敬爱的朋友们时常叙谈，那就更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了。但是我必须在我自己的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和他们会晤。”然而，华盛顿所期盼的恬静的退隐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798年美、法两国交恶。亚当斯总统请求华盛顿接受中将军衔，统领即将建立的合众国新军。一年后，与法国的战争危机过去了，华盛顿又回到自己的山庄，重新过起闲适的生活。但数月之后，即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家中突然因病去世，享年65岁。在当地举行的最隆重的追悼仪式上，华盛顿生前的部属和战友亨利·李致悼词，其中有一段对华盛顿的颂词，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他在建立战功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和平建设的政绩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受人民怀念之深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约翰·亚当斯与美法“准战争”
1797年3月4日，61岁的约翰·亚当斯在费城宣誓就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向全世界表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和平地、有条不紊地实现了国家元首的更替。群众的欢呼多是向华盛顿而发的。当时，新总统的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未能赶到费城参加这一庆典。约翰便写信告诉她当时的情景说，华盛顿“好像觉得胜我一筹而感到非常得意。我似乎听到他说‘哈哈！我顺利地卸了任，你顺利地接了任！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是最得意的！’”
律师出身的亚当斯向来以博学多识和能言善辩著称，而他的就职演说更是雄辩滔滔，气势不凡。他在演说中首先回顾了从反英运动直至华盛顿当政这一美国建国的整个历程，接着阐述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宣称“我们在内政上要热爱平等的法律，崇尚公正和奉行人道；我们要推动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为人们提供便利，保障我们的国防；我们要公允而人道地对待美洲的土著部落，使他们对我们更为友好，也使我们的公民对他们更为友好，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与世界各国维持和平和严守正义，对于欧洲交战双方，我国政府向来奉行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方针，这种方针获得国会两院的庄严批准，受到各州议会和舆论的一致拥护，除非国会另作规定，我们不得加以改变。”亚当斯1735年10月30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今称“昆西”），16岁时开始就读于哈佛大学。自1763年后，他就一直在为反英和独立而积极奔走。独立战争爆发后，他被大陆会议指派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不久他出使欧洲，先后在法国和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到1788年才回国，故而未能亲历国内的许多重大事变。
但他在国内无疑仍拥有很高的声望，在1789年的首次总统选举中以得票居次而出任副总统。在他总共8年的副总统任职期间，亚当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华盛顿总统一边，尤其是当民主共和党人由于参议院批准和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而对华盛顿大肆攻击时，更是如此。8年后，亚当斯作为华盛顿的法定继承人被联邦党人推为总统候选人，经过与杰斐逊的一番艰苦角逐，终于当选为美国第二任总统。
在亚当斯执政期间，国内的大政方针已由华盛顿制定，他只需萧规曹随即可。他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来自与法国的关系。法国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和援助过美国，双方订有同盟条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联合起来加以干涉，法国要求美国依然信守过去的条约，对英国作战。但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以中立政策作出了回应。这令法国政府十分恼火。它扬言要捕获在大西洋从事中立贸易的美国商船，并拒不承认美国派往法国的使节。
1797年，继驻法大使平克尼后，美国又派出了两位代表去巴黎谋求法国对美国新政府的承认。不为美国所欣赏的法国外长塔列朗派了3位中间人与美代表谈判承认条件：要求亚当斯总统在国会收回对法国的抨击，美国向法国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赠送塔列朗及其随员25万美元的贿赂。平克尼等人向亚当斯总统写信报告了详情，并以“X、Y、Z”3个英文大写字母来称呼3名中间人。亚当斯宣称不再派公使去法国，并提请国会修改中立政策，以武装美国的商船。他的提议遭到民主共和党的反对，于是在1798年4月初亚当斯便把关于“X、Y、Z”事件的文件公诸于众，引起舆论大哗。人们高呼“宁付国防费千百万，不给一分纳贡钱”的口号，表示抗议。美法关系由此变得紧张起来，双方的海上武装力量在大西洋的部分海域发生了武装冲突，即所谓不宣而战的“准战争”。
当时，亚当斯恳请已退职的华盛顿出任新建立的美国军队总司令，敦促通过成立海军部的法案。海军初建时只有3艘战舰，而一年后便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9条战船的舰队了。当时，处在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国会，颇受恐惧战争心理的影响，又通过了《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授权政府逮捕任何威胁或反对联邦政府的外侨或美国公民。亚当斯政府凭借这些法令封闭了反对派的报馆，钳制了舆论，尽管这些做法明显侵犯了人权。
在美法“准战争”期间，亚当斯政府力图保持孤立姿态。当时，英国趁机拉拢美国，皮特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放松了贸易封锁，致使美国对外贸易额迅速上升，获利甚巨。许多联邦党人包括汉密尔顿主张与英国结盟，扩大对法战争。但是，亚当斯无意以一个美英同盟代替美法同盟，他决定谋求和平解决与法国的冲突的办法。法国方面也不愿同美国长久处于准战争状态。1799年底上台的拿破仑，鉴于当时不利于法国的国际态势，表示了与美国和解的意向。1800年9月，法美在巴黎郊外的莫特枫丹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准战争”。同时和约宣布废除1778年法美盟约，重申了海上自由的原则。美法战争危机的和平解决，是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一次成功运用。它最终摆脱了同法国结盟的牵累。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陷入同另一个大国的结盟。
然而，亚当斯的外交政策却引起了联邦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华盛顿因病去世后，汉密尔顿担任了总司令职务，他一心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建立辉煌的功绩，强烈反对亚当斯谋求和平解决美法争端的做法。在1800年的大选中，汉密尔顿等联邦党领袖竭力阻挠亚当斯竞选连任。
所以，亚当斯的失败自是意料中的事。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和他的竞选伙伴艾伦·伯尔均以73票对65票获得了竞选的胜利。
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亚当斯是在美国的新首都华盛顿特区办公的。
他和夫人搬进了当时尚未竣工的行政大厦，等待着众议院决定是由杰斐逊还是伯尔接任下届总统。在他即将离任的前一天晚上，亚当斯抓紧时间签署委任状，最后任命了一批联邦法院的法官。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华盛顿启程返回马萨诸塞州他的家园。他没有参加新总统杰斐逊的就职典礼。究竟是他心怀不满、故意不参加，还是他根本没有受到邀请，历史学家至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