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倾向于加强军事准备以应付法西斯国家对西半球的威胁，共和党孤立派领袖为了哗众取宠，转而指责罗斯福忽视国防建设。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国会纪录，白纸黑字，既改不掉，也禁不了。”接着他公开批评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纳里、参议员奈伊等人一贯的反对加强军备和反对禁运条款的立场。这次竞选结果虽不如上次，但他的票数还是远胜于对手。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在普选票方面，罗斯福27，307，819票对威尔基22，321，018票；在总统选举人票方面，两人的票数分别为449票和82票。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把他第三次当选看作美国人民对他的政策的认可了。这样他就可以放手推行他的外交政策了。随着战争和军火生产的加紧进行，新政面临的工厂开工不足、就业难等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个美国的工业实际上已向“兵工厂”过渡。
珍珠港之难
罗斯福就任第三届总统后，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白宫班子重新进行了调整。原副总统加纳和民主党主席、邮电总局局长法利因不满罗斯福的政策而离开了。副总统由华莱士担任，国务卿则继续由赫尔担任，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仍分别由小亨利·摩根索和帕金斯女士担任。而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则分别由对法西斯德国持强硬态度的共和党人****生和诺克斯担任。可以看出，罗斯福的战时内阁带有联合政府的性质。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谋班子，其成员主要有埃德温·沃森、威廉·哈西特、斯蒂芬·厄尔利、马文·麦金太尔和哈里·霍普金斯等。其中，霍普金斯担当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他在总统与内阁各部特别是与陆军部之间，有效地起着沟通作用；他常常代替总统处理许多事务，凡是他能够处理的，就不去麻烦罗斯福，他的忠诚和尽职使他得到罗斯福的信任。另外，白宫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和霍普金斯称得上是罗斯福的左膀右臂，卓有成效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1941年1月初，霍普金斯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英国，同丘吉尔首相和英国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增进了美英两国领导人的了解，对加深两国的军事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有力地支援盟国，罗斯福提出了《租借法案》，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采取的主要战略措施。这是丘吉尔的一封紧急求救信促成的。
丘吉尔在信中透露，英国的财政资源即将枯竭，称英国“不能再用现款支付运费和购买其他供给品的时刻即将到来。”英国手头上的现款不足20亿美元，而在美国工厂订货需要付款50亿。丘吉尔请求美国拨出几千架飞机、几百万吨的船只，他说，毋需美国出动一兵一卒，“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就会做好这件事”。
一段时间以来，罗斯福一直在仔细考虑将军需品出租给英国的想法，丘吉尔的来信又触动了这个念头。12月16日总统提出一项新的建议：根据战后归还原物或提供替代品的谅解出借武器。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把租借政策比喻成向房子着火的邻居出借花园的浇水管。他问道，在邻居着火的紧急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我不会在救火前对他说：‘老兄，这根浇水管花了15美元，你得按价付款后才能使用’”。在随后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直接向美国公众强调用参战以外的一切方式全力援助英国的重要性。
此后两个月，国会内外就租借法案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到1941年1月中旬，民意测验有70％的人赞成，即使冒卷入战争的危险也应援助英国；3月里国会唱名表决，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租借法》。
它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其防务对保卫合众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出租、借与”任何防务器材。该法同时还使美国各造船厂的设备可供那些国家使用。3月底，国会为《租借法》一次拨款70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在取得《租借法案》的重大胜利后，罗斯福抓住时机，趁热打铁。3月30日，总统下令将停泊在美国港口的84艘德国及其附属国的船只予以没收。在****生和诺克斯的敦促下，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海军把巡逻区域延伸到西经25度，在此区域内，美国海军为租借物资船只护航，并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力量。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美国迅速做出反应，继丘吉尔之后，罗斯福在6月23日宣布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次日，他撤销了对价值3，900万美元苏联资产的冻结。一个月后，美国把第一批价值2，2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运往苏联。同时，罗斯福派正在伦敦访问的特使霍普金斯宣布苏联为《租借法》受援国，美国将向其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与此同时，美英两国的战略合作也进一步加强。1941年8月，罗斯福在北大西洋上的一艘巡洋舰上，同丘吉尔会晤。这是同盟国战争时期第一次首脑会议。会议协调了在欧洲援苏方针和在亚洲加强对日政策。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发表了有关战争目的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声明两国反对侵略、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等原则。
9月4日，一艘德国潜艇在冰岛海面袭击了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但未击中。罗斯福谴责这种“海盗行为”，并命令海军对这些“大西洋响尾蛇”要“一经发现就开炮”。“格里尔号”事件后，大西洋上美、德舰艇之间不断发生冲突。10月，又有两艘美国军舰被德国潜艇击伤和击沉。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是谁放的第一枪”。
“希特勒的鱼雷直接对准着每一个人，不论他是生活在我们的海岸，还是最边远的角落。”总统的这些慷慨陈词并没有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宣战条件，只是促使国会两院在11月再次修改《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恢复美国船只开赴战区进行贸易的权利。这样，美国船只就可以把军火运到英国来了。需要指出，参众两院在通过中立法修正案时比数十分接近，可见国会的孤立派势力仍很强大。
说来促成美国参战的契机不是在大西洋，而是在太平洋。罗斯福在大西洋上竭力寻找的参战理由，却是在太平洋上不那么情愿地得到的。
1941年7月，日本开始向南亚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金兰湾的重要港口，距离新加坡只有750英里。日本一方面大举发动进攻，一方面用和平谈判的外交手段欺骗美国政府。到12月初，日本已经做好了进攻珍珠港的部署。罗斯福政府虽然已认识到美日战争即将爆发，并向珍珠港和马尼拉发出了“战争警讯”，指出日军可能要进攻菲律宾、泰国或马来半岛。但没有料到珍珠港将会受到袭击，只是指示驻夏威夷的美国陆军要预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军政要员并没有提高警惕，更没有做出必要的军事准备。直到12月6日，总统还亲自去电向日本裕仁天皇呼吁和平。同一天晚上，美国上下到处都是歌舞升平，欢度周末；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将军认为被截获的关于日本军舰动向的电报“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特别忧虑。他打电话给远东问题专家布拉顿，告诉他“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正与夫人在迈尔斯堡安静地度假。那天夜里，在华盛顿的内阁成员，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生，谁都没有料到日本特遣舰队正秘密地向珍珠港逼近。
在瓦胡岛，那里的情况也和华盛顿一样，夏威夷海、陆两军司令压根想不到珍珠港会遭到一场灭顶之灾。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在檀香山出席私人晚宴后，就上床睡觉，打算第二天上午同陆军司令肖特将军去打高尔夫球。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戒备令。因此，港内94艘舰艇上的大部分人员，除了少数值班外，都安然入寝。
1941年11月7日上午7时55分，瓦胡岛沉浸在星期日清晨的悠闲气氛中，无数炸弹突然从天而降了。到了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永世遗羞之日”的这可悲哀的、血腥的一天结束时，美国海员、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平民共有2，403人丧生，1，178人受伤；在陆地上或海面上被击毁的飞机共149架；主力舰“亚利桑那号”被击中沉没，“俄克拉何马号”中弹倾覆，“田纳西号”、“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沉入海底；“内华达号”为避免沉没驶上了滩头；两艘海军辅助舰被击毁；三艘驱逐舰和另外几只舰艇严重损坏。所幸航空母舰出海去了，总算逃过了这场浩劫，而且日本轰炸时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
当晚8时30分，内阁在白宫二楼召开紧急会议。罗斯福总统用庄严的语气宣布，这是自当年内战爆发时的那次会议以来最严肃的一次内阁会议。他首先列举了珍珠港的损失，然后用缓慢的速度宣读了他打算次日中午向国会提出的文告。
一个小时后，罗斯福把夏威夷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会的领袖们。
这骇人听闻的消息，令在场的人十分震惊和愤怒。总统说完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问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睡在梦里”。美国公众对此也非常不满，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我们知道了日本的密码，怎么还会出事呢！”
事后查明，美国虽然掌握了一幅非常完整的日军活动情报图，但有关部门，特别是军事首脑机关，没有认真进行研究，以使这幅画满锯齿形曲线的情报图能够揭示真相。另外，还有些零星的情报资料根本未加重视。就在12月7日早晨，一艘扫雷艇发现了港外一艘小型潜艇的潜望镜，并迅速将它击沉。但这份情报在轰炸数小时以后才送达海军各指挥所。空军方面也接到了若干可疑情况的报告，但全然未予理睬。
当地一位民航飞行员在早班飞行中发现了日本作战飞机，当他打电话向陆、空军司令部报告这一情况时，却遭到了嘲笑。雷达荧光屏上有关飞机逼近的报告，不是按常理被说成是从美国飞来的轰炸机后备队，便是被不耐烦地搁置不理。
国会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责任问题进行了许多次调查，最彻底的一次是在战后做的，收集的证词和报告共达40卷之多。调查委员会认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严厉斥责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及陆军作战部门负责人杰罗上将没有通知下属各战地司令官，彼此协调配合又太差；夏威夷军区海陆军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陆军上将被查明，一贯玩忽职守，未能坚持有效的侦察和进行必要的联络，没有认识到谍报和其他有用情报的重要意义。
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部门是曾经破译过日本的密电的，也一直在“窃阅”东京和日本驻外各使节之间的函件；美国政府知道，驻檀香山的日本领事馆一直都在发出有关美国舰只动向的情报，但是这类情报是日本领事们经常要从世界各重要港口加以收集的，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从檀香山发出的报告还确切地指明了珍珠港内的每一只军舰的停泊位置。华盛顿曾获悉强大的日本部队正在向南调动———这正是11月27日发出“战争警讯”的原因———但却没有谁当时曾想到，日本能够向东面发动另一次攻袭。不少官员甚至认为，南进的日本舰队是去进攻英国或荷兰的属地，而不是马上就冒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
由于这样，参谋长马歇尔将军12月7日虽曾接到会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警报，却并未放弃他星期日早晨的那趟骑马。海军部作战计划司的两位高级军官听到那骇人的消息后，决定去部里取出存放在保险柜里的秘密作战计划。他们懊恼地发现，保险柜上的定时暗码锁只能到星期一早上才可以开启。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珍珠港之难的责任在于行政当局，它扣压了日本舰队调动的消息，没有让珍珠港的司令官们知晓，其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十足的愚蠢，就是出于一种恶毒的意图，想将美国投入全面的战争当中。有人甚至认为，珍珠港之难就是总统所使的一种“苦肉计”。
可是，事情已过去了60多年，至今仍未发现真正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说。
最使人们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12月8日（东京时间）拂晓，日本军队在马来半岛的东海岸3个地方同时登陆。在同一天，日军还对马尼拉、关岛、中途岛和香港等地发动了攻击。至此，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指挥的空中力量几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