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刘备说：“我与曹操的为人犹如水、火一样不同，曹操为人急躁，我待人以宽缓；曹操对人暴虐，我待人以仁爱；曹操为人狡诈，我待人以忠厚。我处处与曹操相反，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其实，蜀相诸葛亮并非这样做的。
【事典】
有人说丞相诸葛亮是个善于赦免宽大的人，对此他的回答是：“治理天下要依靠大的德行，而不能靠小的恩惠。所以匡衡（汉元帝时任丞相）和吴汉（东汉光武帝时任大司马）都不愿意做赦免宽大的事。先帝（刘备）也说过：‘我曾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周旋了多年，每每看到他们的书告，对于治乱的道理谈得十分详尽，却从不涉及赦免宽大的事。如像刘景升（荆州刺史）父子那样，年年都在赦免宽大，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
诸葛亮去世以后，费祎等人执掌蜀国的政治，开始实行宽大的政策，好像是十分仁德了，但蜀国也就因此而削弱了。
冯梦龙评论道，子产对太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大制服老百姓，如果这不能，就不如严厉些。烈火熊熊，老百姓看见它就感到害怕，因而很容易想到玩火而死；而水看起来十分柔顺，老百姓就轻视它，常有人到水里玩耍，因此死在水里的人很多。所以宽大是很难的事。”太叔执政的时候，不忍心严厉而宽大无边，因此郑国的盗窃极多。太叔对此非常后悔。孔子说：“政策过于宽大，老百姓就会简便无礼，老百姓无礼了，就用严厉的刑法来纠正，刑法一严厉，老百姓就受到伤害，老百姓受到伤害了，就对他们实行宽大的政策。用宽大来补充严厉，用严厉来制约宽大，政治因此而和谐。”商鞅制定法律，看见有人把灰掉在路上，也要处以死刑，这过于残酷了；梁武帝看见有人被处以极刑，就泪流满面，把他放了，这又太宽大无边了。《论语》主张“赦小过”（赦免小的过失），《春秋》反对“肆大眚”（放纵大的罪过），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政治就能比较和谐，就是比较好的治国治民的方法了。
【评议】
宽严都不是办法，只有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至于什么情况下严，什么情况下宽，那只有靠执政的水平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