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公众人物的言行之间差距相当大，甚至超过了欧洲政党政治的欺骗性。李鸿章把越南北部战役的失败归因于广西巡抚的愚蠢和无知，也归因于中国政府不善用人的习惯。他谴责当时已经腐败的管理体系，说在治疗起作用之前必须换入健康新鲜的血液。这次李鸿章食言了，因为在1894年他任命的将领们不仅不是新鲜血液，还是腐败无能的老派官员，而文职中最重要的位子给了张佩纶和盛宫保这样的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多说1894年陆战中让人心痛的过程了。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们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日军发动战争留下余地，但表面上还要做出坚决抵抗的样子；天津的部队（从李鸿章的家乡安徽省招募来的）更关注从朝鲜打劫来的赃物，而不是如何与敌人交战。他们的指挥官是卫汝贵将军，此人是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之一，他的无能和软弱经常受到御史们的弹劾，并于11月份被斩首。叶志超将军是李鸿章的提拔对象和保护对象，此人以叛变求和以及在平壤溃逃而臭名昭著。唯一英勇作战的部队是山东回民左宝贵指挥的，他和同僚的观念相反，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最后战死在沙场上。
旅顺的防卫任务交给了卫汝贵的兄弟卫汝成，此人同样胆小无能。和他合作的是文官龚照玙，当日本人包围要塞时，他逃往了烟台，但随后又被山东巡抚逼迫返回自己的岗位。在这些指挥者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根本无望进行防御。这个耗资巨大并被德国专家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大要塞几乎在第一波攻击中就沦陷了。要塞驻军和往常一样抢夺码头的财宝和商店，以及平民的财产，然后准备好逃亡。指挥港口防御的军官在切断了布雷区的金属线后也逃走了。大量的鱼雷和地雷没有被引燃过一颗。实际上，日本的小松将军在10月24日登陆金州或在两周后夺得大连港时，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日军进入旅顺港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煤炭和弹药，防御工事被暴露在外面，码头的机械设备也没有毁掉。
旅顺港是李鸿章最显著的成就，是他一直以来自豪之处，它短暂的命运和不光彩的结局只是有助于强调李鸿章在30年前就有机会宣布的事实，即没有能干和勇敢的领导人，中国的士兵就不会打仗，而官僚中产生不了这样的领导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阶级偏见比他的信念更为坚定，所以他并没有奉行这种想法。
在经过战败的羞辱和国人的愤怒后，李鸿章还是没有进行实际的军事改革。12月初，当垂头丧气的清政府在失败后向日本派遣和平使节、向欧洲列强求助时仍抱有一丝希望，指望出现一个奇迹般的政策能够挽回局面。怀着这样的期望，总理衙门请来了冯·汉纳根先生，让他出主意。他来到了京城，和恭亲王和******进行了协商，献上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方案。这份方案就是迅速组织一支10万人的大清帝国（不是地方性的）军队，让2000名外国军官指挥。
德璀琳先生出使日本一无所获，当时恰好从日本回来，在出席这次会议时给总理衙门那些年老的权贵提供了一些有关财政和行政改革的良好忠告。他说这些改革必须马上进行，因为它们是任何合理的军事计划取得长期成功的基本的重要前提。衙门里的满洲大臣对此深信不疑，打算通过冯·汉纳根先生的建议，但汉人大臣却一致地反对了这个计划。当李鸿章被咨询意见时，他也站在了反对者一边。在他的指引下，其忠诚的仆人盛宫保递交了另一个“更为节省”的计划。因为有关各方都很清楚原因，所以他提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3万人），并给他们配备更多的枪炮。
李鸿章的提议得到了朝廷和大多数汉人高官的支持。他们这一方不会进行任何花费巨大的建军计划，尤其是在那些开支必须得到外国人严格监管却又没有利润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冯·汉纳根参与的这件事是一个魔术般的计划，该计划通常由那些行骗的游侠骑士向李鸿章提出，并用从未使用过的计谋打败日本人，这就是张之洞等一些人鼓吹的却没有细节的那种陷阱。但这些人希望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授予两千名外国军官权力，让他们能够限制官僚们自古以来就有的贪污、随意授职和以权谋私的行为。
李鸿章，这个伟大的进步者，在这件事上变成了反动派的领袖。他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由外国人重组军队，意味着受制于人，尤其是在武器购买方面被他人控制。换句话说，虽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满清官吏世袭的“回扣”权力。在李鸿章一个人身后，站着整个国家的官吏，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远胜过大清大清帝国的荣耀和安全。
当冯·汉纳根的建议最终被中国政府搁置时，李鸿章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头衔和荣誉，仅保留了属地的管辖权。他的老对手——湖南派的首领刘坤一，已经取代他被任命为中国海军和陆军的最高统帅。从所有表面现象来看，这个伟人落入了不幸；他的敌人们上门公开地嘲讽他。根据这些事实，密吉先生在辩解书里问到，李鸿章怎么能够制定并执行独立的反动军事政策，以及成功通过盛宫保来阻止冯·汉纳根的建议被采纳。显然合理的答案是，在他明显受屈辱的整个时期，他在幕后继续享有慈禧太后的保护，还有他的事业伙伴——李莲英，总是处在王权背后给予他不小的协助。
如果俄国没有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进行干涉，如果中国实际上已经被他鄙视的“倭人”夺取了大陆上的要塞和领土，如果李鸿章已经被要求对这些国耻做出解释的话，那么满洲人至少会努力采取一些类似冯·汉纳根建议过的严肃的军事改革计划以阻止崩溃的形势。但是一旦李鸿章成功完成“师夷制夷”的任务，日本将被迫退出旅顺港和威海卫——换句话说，战败的惩罚被无限期地免除——那么就连满洲亲王们也会打起精神，丢掉懊悔。于是人们大体上同意放弃了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很显然，中国可以暂时地喘口气，满清官吏的太阳还没有下山，李鸿章仍然能按他自己的想法利用机会去赚钱。
因此，当李鸿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时，他非常风光，他肯定知道在外国人的指导和控制下，重组中国军队的计划随着中国即将到来的险境就要被中止了。但他怀着平静的心情出发，他肯定当他回来的时候，北京和天津的局面仍会是老样子。那个时候会让他提出新计划，签订新协议，用新板条和泥灰修补官场伪装时的漏洞；旧事物可以被贴上新名字，新任务可以奉行旧习俗；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李鸿章的权力在若干年里都不会受到损害。
在此我们看到了李鸿章犬儒态度发挥到了极致，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激情控制着他。他对国家的利益毫不关心，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倡导的原则。所以在1894年大败后，李鸿章用大清帝国的未来命运为代价换取了他重新获得权力的计划。在这个事情上，和其他许多场合，他都是慈禧太后忠诚的追随者。
如果从欧洲人的观点看李鸿章的为官生涯，那么外国人不可能不把中国耻辱的失败和中国人民此后所遭遇不幸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李鸿章，即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的看法。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自己声称的信念不忠诚，对自己优越智慧的认识也不忠诚，因为他在知道不合理的基础上，还要去建立一个壮观而花费巨大的海军、陆军装备体系。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单受到了个人动机的驱使，而且同时希望让外国人产生一种中国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假象；此外他还遵守了本阶级的传统观念，觉得为国家服务首先是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但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遭到的谴责并不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对，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没有取得成功；当大多数国人考虑到他在公共服务方面值得赞扬的忠诚和成就时，就连这样的谴责也免除了。事实上，后人正在给予李鸿章那种他的同代人不曾给予他的公正评价。
中国人一般都不关心政治，他们把有关战争、和平、事务的管理交给官僚阶层。舆论经常以清朝的传统为一杆秤，来评价国家的大人物，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看这些人是否忠于传统，如果他们奉行古老的方式去行事，那么他就会按照传统得到大家的认可。官僚阶层的贪污是可被接受的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场的过分夸耀和弄虚作假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李鸿章总体来说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统治的技巧就在于精心地编织一个骗局，制造一个幻觉以及做好利益的分配。
欧洲人从李鸿章身上看到或者是自以为是地看到了中国官僚中的变数，认为他是能够带领中国人走向繁荣的新摩西。但中国人自己却把他视为弄虚作假的高手以及政治柔道的大师。最重要的是把他当做一个儒家学者和圣人训诫的忠实信徒。木质枪、虎头盾，纸上谈兵——很多世纪以来，这些东西在中国舍不得花钱的尚武精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鸿章不过是让这些“老习惯”改编为一项新安排的，从而制造一些引人注目的舞台效果。
如果说李鸿章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用的所有策略和计谋都没被证明是无效的，如果说他最终九死一生才能逃过失败所受的惩罚，那么他能够运用纯粹的性格力量（或运气）重新获得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离开权力的过程中还被大清大清帝国的女老板、外国人甚至是他的敌人承认为大清帝国最伟大的人物。
无疑，在中国人心中，时间老人的妙手已经抹去了李鸿章失败的记忆。按照官僚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是一个几乎一直成功的范例，是按照严格的传统方式得到的成功，期间有趣地转向了异国现代主义的岔道。外国人认为李鸿章对海军的管理一直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话题；但是在京城，李鸿章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在一年前，海军部在一份报告中向已故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建议，说希望在京城建立一座纪念馆，专门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这些中国海军的创建人，以期让海军军官悼念这些政治家。这份报告遵照惯例记述了中国海军的成长历程，一般人或许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海军迄今为止都是一个持久和辉煌的成功。报告中说，在前清最黑暗、保守的时代，左宗棠看到了沿海防御的必要性；他建立了福州船政局，推荐沈葆桢担任总指挥。后者建立了一所船政学校，建造了八艘炮艇，这都是中国海军的发端。后来，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由于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海军才能继续成长……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话，就能看出这个报告并没能够很好地证明李鸿章作为建设者所具有的品质和才能，它只能证明在大清统治下的官僚身上的那些特征，这些人身上有着无限的装腔作势的能力，是袁世凯喜欢坚持的“没有中断过的古代传统的延续”，并在国民时期得以奉行。当内政部同意上述提议时，他们敏锐地发现这个纪念馆抑制海军军官的热情和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恰恰相反的是，因为国家处于危机关头，政府可以利用这个纪念馆尽力去鼓励海军的尚武精神。于是李鸿章的纪念馆实际上（或将要，如果建立的话）成了坚持官僚传统的纪念碑。李鸿章“游荡在黄泉之下”的灵魂知道在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那种传统的灵魂还在奉行着古老的方式前进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他肯定还会像在生前一样露出和蔼的笑容，而他的笑容正是为了这个事情的特有结局，即在表达友好敬意的表面之下，功利性的目的暴露了出来。
“因此，该部（指海军部）建议给海军部军官建造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弄个花园，其中种些花草灌木，让它变得更加吸引人。在公务之后，海军军官可以在此聚会，和朋友进行活动。花园里造一个纪念馆，在此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海军部将提供献祭以表示对这些中国海军创建者的缅怀之情。”
不知道李鸿章自己是否能够给自己找一块更加适合的地方来建造他的纪念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报告并不一定代表了当时中国有关李鸿章的普遍观点，因为袁世凯总统作为李鸿章的追随者，一定显示出对李鸿章的尊敬之情，所以要为这种祭祀行为安排一个适合的场所。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僚的传统。
如果我们不能同情这个传统，如果我们不能欣赏东方的“文化”体制，那么在这种制度下，文字早就不再和事实发生联系；如果我们因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没能把和这种文化形式相反的体制用于中国军事管理而以此谴责李鸿章，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在一代人的短暂时间里改造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阶级的传统。最后，让我们记住，中国的统治制度和掌握这种制度的阶级，是从儒家哲学中获得的知识，这比欧洲国家从基督教中获得的知识的时间要长很多。中国的制度建立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所以密吉先生的说法很对，他说“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力量所怀有的错误观念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就连折中的方法都没有用，其中一个必定永久地误解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