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喜欢给科学初级读本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作序，这些读本的出版是由赫德爵士牵头的，为预备学校所准备。他用最经典的文风，为他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著作写赞扬的前言。家谱学、化学、外科学或高等数学全都得到了李鸿章的关爱。但是，他只要抓住机会便会在宣扬科学培训的时候暗示，世界上并未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西方的智慧是中国天生就有的，早在黄帝的黄金时期，这些知识就以不同的形式和名字而在中国存在了。所以在为一本由在华的传教士医生所著的医学书作序时，他表扬了外国在配药和处方上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但他又提醒读者一千八百年前由张仲景所记载的医学理论，现在读来还是对人类有用的。
李鸿章劝说中国学生不要因为西方医学新观念奇怪而拒绝接受，应该把西方医学和葛洪与孙思邈的文章放在同等价值的位置上，应努力在医疗技术上做到中西合璧。在说到细节时，他强调说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知识的源头，是因为中国早在汉代对《周礼》的评注中就发现了东方解剖学的本质。我们很难找到什么东西能够比这些说法更适合表达李鸿章的思维习惯了。这种习惯让他煞费苦心地教诲他的翻译员和发言人文章。
的确，在李鸿章巡游国外期间，罗丰禄有个习惯，就是在中国圣人的著作中找出和欧洲科学知识相对应的部分，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枯燥乏味；医圣张仲景的灵魂总是要出现在每一篇演讲中，作为各种学问会提及从政治学、经济学到航空学等每一种知识。
为了让中国人从西方获得机械技术，李鸿章提出和外国人自由交往并让自己身体力行，雇佣了许多欧洲顾问和技术专家，这让他树敌颇多，因为他这么做冒犯了中国倨傲排外的传统。在实施这个明智的政策时，他发现受教育的国人中没有人同情或支持他；但他还是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实施着这个政策。通过明智地雇佣欧洲顾问，通过把年轻人送到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了解到了日本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他还知道了中国对外国专家的需求更加紧迫，他做好了挑战保守思想的准备。
赫德爵士和马格里爵士带给中国的杰出服务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两人在公共服务中无私的忠诚和廉洁的品质。但是李鸿章官僚的思想不可能让他把充分的行政权交给他最了解、最信任的外国人，尽管这样能让他们为中国提供真正的服务，并产生深远的价值。在和对手、抨击者打交道的时候，他总体上来说是心胸开阔、慷慨大方的，对自己的人难得地丢弃了东方阴险嫉妒的弱点；但和在华当高官的外国人打交道时，他常常表现出攻击性的怀疑和嫉妒。在戈登的事例中，他很自然地渴望把这个勇敢军官的成就最小化，因为此事关系到中国政府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功绩。此外，他和白齐文之间不幸的交往过程也让他害怕把独立行政权交给任何一个外国人。但在赫德的事情中，李鸿章没有理由对这个为中国付出了很多的人表现出不信任，或是偶尔敌对的态度。
在李鸿章坚定的头脑里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肯给予任何欧洲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哪怕那个人拥有了25年左右的可靠信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一直不喜欢也不信任根据治外法权授给外国人的特权地位；因为在他自己及其可能产生的不满的背后有着公使团的影子。但这也关乎自尊问题；他讨厌政府的主张，即应该对外国人委以独立权力和责任，这样的思想正好打击到了官僚阶层自尊的基础。所以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赫德完全适合将海关有效的组织方式扩展到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危害，但他还是反对扩大这个总税务司的权限。当遇到麻烦时，他很乐意让赫德冲到外交战斗的最前线（比如在签订《烟台条约》或1885年和法国谈判时），这个总督不止一次地有充分的理由对在京城为他忠诚工作的、聪明机智的爱尔兰人表示感谢。
1885年，赫德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正是李鸿章坚决反对允许赫德任命其总税务司的继承人，并提议在这个岗位上任命一位值得尊敬却没有能力的中国人时，海关管理很快变得不成样子了。此外，当重组朝鲜财政和确立中国在此地的宗主国权力势在必行时，李鸿章反对用赫德的人和方法管理朝鲜事务。他任命了学究气很浓、不讲实际的冯·莫伦道夫男爵去管理朝鲜，宁可让隐士王国随便在什么官员的治理之下无目标地漂移着。最后在1891年，他或多或少直接参与了一个阴谋，目的是策划解除赫德爵士的职务，任命一个中国高官上任总税务司这个职位。该活动是由李鸿章和几个受过外国教育的广州籍副官策划的，这些人既有智慧又有学识，比如唐绍仪和梁孟亭。
李鸿章肯定非常清楚，海关管理中的那个口号——“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将会迅速摧毁大清帝国唯一的税收资源；但是他对赫德地位和权力的嫉妒驱使他同意了这个阴谋，并努力削弱了这个总税务司手下不止一个官员的忠心。但这种努力没有多大力量，而这些人的企图太过明显，赫德爵士的能力更胜阴谋者一筹。李鸿章很快就撇清了自己的责任，与这个注定失败的计划脱离了关系，他和总税务司的关系表面上还是好朋友，还是互相信任的。但是阴谋的野心只是受到了阻碍却没有消失；1906年5月野心再一次表露出来，当时唐绍仪担任外务部次长，他位居高位发出攻击，想把赫德爵士和海关管理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最后中国最能干最忠诚的顾问被迫辞职了。
我说过，由于李鸿章自己的地位，他对戈登的嫉妒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所流露的方式暴露了一种狭隘的性情，和所有在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打交道时他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只要太平天国的军队还没有被击败，李鸿章就要依靠“常胜军”作为大清军队的脊梁，而一旦太平天国的瓦解指日可待，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外国人应得的报酬和荣誉，尽可能用廉价的条件摆脱他们，而仅留下几个专家在马格里博士（后来成为哈里戴爵士）手下的金陵机器局供职。
戈登在记载中说当他即将结束在李鸿章手下服务时，后者表现出有意阻挠和令人不快的态度。巴夏礼爵士也描述了同样的印象，李鸿章在给予阿思本上校狡诈和不礼貌的待遇时也没有减少这种印象。这个性格坦率的水手因为李鸿章对待戈登的态度而感到不满，所以拒绝让他的舰队作为一支地方力量去服务政府，并进一步宣称，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英国军官都不可能再在李鸿章手下工作。很多次当李鸿章和戈登出现激烈分歧时，尤其是在杀害太平军首领后，赫德先生（后来的鹭宾爵士）用他聪明的技巧让两人重归就好。此后李鸿章间接地让赫德代替了李泰国先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因为正是李鸿章明确拒绝接受李泰国——阿思本舰队而导致李泰国先生被取而代之。
只要事关外国人，李鸿章通常会容易忘记所接受的好处，但绝不会忘他给予对方的好处。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大概赫德在国外的名声达到了偶尔盖过自己名声的程度，当这个总税务司在政策问题上被迫和他意见矛盾时，李鸿章往往强调古代知恩图报的传统，并埋怨这个爱尔兰人自作主张。说句公道话，赫德爵士在1900年因危机而被削弱权力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把自己在爬摸滚打中学得的好方法如数教给了李鸿章，但他将其半独立性的权力伸到了中国的各种内外事务中，这足以让李总督感到妒忌的恐惧。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大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足以危害到他们以亲密友善的合作方式在一起共事。
除了对身居高位的外国人心存嫉妒性的怀疑外，李鸿章和那些一起共事或在其管辖之下为中国服务的外国人相处时，双方的关系都是让人满意的。的确他和慈禧太后一样有着难以形容的个人魅力和和蔼的样子，这让为他服务的那些人保持对他的忠心。他还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看透别人的性格；他选人首要的标准是看人品，其次才看技术素养。他通常不以一个人的专长为标准来安排职务，但结果往往证明了他对人性方程式适应力的看法是正确的。
有几个事例表明李鸿章和外国雇员之间的关系接近于亲密的友谊，这缩小了东西方思想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的德国人得到了李鸿章的尊重和信任，作为回报自愿为其服务，他们四人分别是欧文博士、亚历山大·密吉先生、毕德格先生（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和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先生。除了依靠德璀琳先生从各国公使团那里获得有关京城人事方面的精确消息外，李鸿章还委托他负责许多微妙的谈判。欧文博士（有关他的任命尽管李鸿章的家族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医生）和毕德格先生也许比其他欧洲人在他身上观察到了更多的人性，而少一些官僚作风。据他们所言，李总督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他按照东方家长制的方式去热爱家庭，即慷慨又和蔼。尽管俄国采用了种种外交手段试图让人取代欧文博士，但他后来还是陪同李鸿章到欧洲巡游；国务方面的紧急事件和女眷们的强烈抗议都没能让李鸿章割断他和这个爱尔兰人的亲密关系。
在许多场合，当那些为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成为外交牺牲品或是被选为在京城进一步发展成高级政策的替罪羊时，李鸿章对他们都会表现出公平、真诚的爱。正是这样的品质，让李鸿章在天津的外国居民中受到了欢迎和尊敬。
在李鸿章前往莫斯科的前天晚上，天津当局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这些欧洲人对他表达了看法。当时，宴会主持人祝贺这个老人“成功地度过了公众侮辱的风暴时期，这反而成了这位政治家的最大荣誉”。在天津的人非常明白中国惨败的真正原因，也完全清楚李鸿章对海陆军管理中的腐败行为所负有的责任，他们在表达这种看法时，有意或无意地描述了他们对李鸿章作为一个按良心来做事的优秀官员的欣赏。
这位老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刚毅和优雅、从容中，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义和团运动证明的那样，这种美德一般从儒家哲学的良种中生长出来，而和土壤的质量没有关系。对宫廷政治和政党政治来说，李鸿章如果没有太后的保护，他的巨大财富不会是防御而会成为危险之源。他完全了解太后冲动和多疑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她听信了端郡王或其他政敌的劝告而与他为敌的话，他的命运和生活将陷入危机。然而他虽然清楚这些，仍然从容地稳步向前，不愿为了大众的呼声或个人的阴谋而牺牲掉他那些不多的做事原则。
关于勇气，李鸿章有着更为引人注目的道德品质。这是因为李鸿章往往因为其成功的冒险而为人所知。在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与捻军的对抗中，他通常不会在炮口下追求虚名，或者带领部队亲自上战场。他坦言钦佩曾国藩、左宗棠和戈登身上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里对笔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剑的喜爱，他认为在战场上的苦难经历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值得的。他意识到必须有人去面对这些苦难，他知道军事上的荣耀或许是掌握权力的最好捷径，但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里，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为国家为自己保住性命，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如此宝贵。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让个人遭受危险的因素总是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妥协或逃避的倾向。他用沉稳的勇气玩着治国之术的游戏，好像去冒险一般，即使这些危险有着激怒慈禧太后的可能性。
李鸿章在事业的发端时期，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文人学士的对立面做了一件事，这引人注目地表现出了他的道德力量，这件事即1867年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著名奏折，其中讨论了中国对外关系（已在此前引用过）。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奏折中公开谴责了太后并警告她说不要再和义和团做疯狂的事情。这篇文章的已经在《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被翻译过来，但它值得在这里再次引用，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弄清李鸿章的性格，以及他在国家危难时表现出的高尚勇气：
“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