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高层建筑的诞生
顺河商业街带给吴乃田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三百万的利润。那是足够他兴奋上一段时间的。可惜的是，那兴奋没有几天就被一件足够大的烦恼代替了。
市中区地处济南市繁华地带，是商埠区和省市委、大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但区委区政府多年一直被人称为“流亡政府”：办公室没有一间，机关化整为零，靠借下属单位房子过日子，几年搬了几次家；宿舍只有两座楼，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流落无所。一九八三年，前任区委班子千方百计、求爷爷告奶奶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干起了一座七层办公楼和能住几十户人家的宿舍工程。工程牵动着机关上下的心，随着大楼的隆起和宿舍日近竣工，人们焦灼枯萎的目光里，日渐露出了亮色和希冀。
就在这时，老班子离任，新班子上马，王丕俊、吴乃田等人执掌起市中区的帅印。这伙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憋着一股劲，要干一番事业，要振兴市中区，可研究来研究去，竟然一点抓手也找不到：抓工业，区里原有的几十个厂子，几年前被一纸公文全部调走了，现有的小厂很难形成气候；上新项目，市区中心地带人口稠密机关林立，污染的不允许，叮叮扰民的不能干；更重要的还是钱，没有钱，区里的账面上总共只有十六万七千元，买降温茶，大概够机关干部职工每人分上一斤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工巧匠盖不起纸糊的大厦，王丕俊、吴乃田靠什么、凭什么干一番事业和振兴市中区？巨大的问题搅得王丕俊、吴乃田坐卧不宁，他们的眼睛开始四处巡视，渐渐地，竟然集中到即将竣工的办公楼上了。
这么好、这么高的办公楼（那在当时即属高层建筑，只有市委办公楼可以与之媲美）住上去固然是好，可两手空空，还不照样是个穷光蛋吗？还不是捧着金碗要饭吃吗？如果办公楼不要了，卖了，能不能多赚几个钱？如果能，手头上会不会活泛一点？手头上活泛了，市中区好地方有的是，还怕建不起办公楼来？如果再带上一两个职工宿舍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不更值得吗？这种想法一露头，耳朵自然变得灵通起来，一家新近成立的省级银行正为没有地方办公犯愁的消息，随之传进王丕俊、吴乃田耳朵里。
“怎么样，办公楼咱别上了，让给人家吧？”一次晚饭坐到一起，吴乃田提出了设想。这个人出身童工，在工厂打过十几年铁，又当过车间主任、书记、市二轻局副局长和郊区区长；看上去像个粗壮的莽汉，心里却自有精明之处。“咱们是有房没有钱，人家是有钱没有房，两下将就将就正好。”
“关键是人家肯出多少钱。”王丕俊心里也在算着一笔账。“能多赚点，干点实事，上下都还好说，要不这个马蜂窝一捅，咱俩可够喝一壶的。”做为区委书记，办公楼和宿舍在干部职工心目中的地位，他是再清楚不过的。
“我已经摸了摸底，使点劲、争取争取，能卖这么个数。”吴乃田伸出一个指头。
“多少？一千万？有这个可能吗？”王丕俊惊喜交并。二百四十万建的办公楼，如果能卖回将近四倍的价钱，那可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那或许会成为市中区振兴发达的基石呢！
“那好！全力争取！如果能谈成，再大的风险也值得！”王丕俊急切而坚定地说。
几经谈判，一千万终于拍板，但事情一提到区委会议上立即炸了营。拥护者击掌叫好，反对者拍案怒喝。“你们这是创业还是败家？”“你们这样干怎么向老同志交待？怎么向全区干部群众交待？”“不行！两千万也不行！党政机关卖办公楼这不是穷疯了吗？……”尽管王丕俊、吴乃田苦口婆心地说明解释，会议还是难以形成决议，而会议刚刚结束区机关就一片沸沸扬扬，有人就告到市里，而市里有的领导就打来电话，点名要王丕俊、吴乃田慎重从事。
王丕俊、吴乃田一嘀咕，决定先召开机关干部大会——稳住人心，那可是第一个至关紧要的事情啊！“再坚持两三年，赚他这笔钱，办他几件事，重点解决干部住房难。”吴乃田在会上念起了顺口溜。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好好的讲话稿能让他念得支离破碎，但一撇开稿，又出口成章头头是道。
干部大会使舆论稍微有所平息，王丕俊、吴乃田又收回想干点别的事业的心思，提出卖办公楼的钱一分不向外借，一分不向别处花，全部用来建办公楼和宿舍的意见，区委才总算通过了卖楼的提议。协议签字，为了避免上下追问再生事端，王丕俊连夜打发吴乃田登上火车，到深圳“考察”去了。
从深圳回来，卖楼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吴乃田又提出把刚刚竣工的区委宿舍也一起卖给那家银行。王丕俊认定是件好事，同时也清楚一旦提到区委会议上所必然造成的后果。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干脆来了绝的：不研究、不通气，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只派一位副区长去签了字，把四百万块钱抓到手里。
有了一千四百万，吴乃田开始筹划起建办公楼和宿舍的事情来。宿舍好办，关键是办公楼。他打算选一个好地方，拿出三百万，照卖掉的楼原样建起来。选来选去总算选中了地方，可向规划局一报，人家说那是控制地区，建可以，不得少于二十三层。二十三层，那要多少钱！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啊！可那地方实在难得，不少好心的同志也劝吴乃田豁上去来一个高层的，给市中区和济南市争争脸面。
吴乃田心动了，对王丕俊说：“既然建，就来他个十年二十年不落后的，反正败家子的名声咱俩也背上了，干脆背到底算了。”
王丕俊说：“超前我赞成，可建起那么高来干什么得琢磨好。”
吴乃田说：“不是发展第三产业吗？上边办公下边经营出租，南方很多单位都是这么干的。”
“行，这个法行！”王丕俊顿时来了兴致，踱着，一步一板地说：“这把咱们原先的想法也纳进来了，既建了办公楼，又开发了实业门路。就这么办！”
决心下定钱可是个问号，算来算去，除去建宿舍的资金——宿舍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二十三层的大厦无论如何也建不起来。吴乃田可不愿意让大厦成为“胡子工程”，他需要的是让机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搬进大厦，让大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到钱：那是有关新班子威信和机关稳定全区发展的事情啊！
那就只有压缩高度！吴乃田跑市建委、跑规划局，人家告诉他控制区建筑物的高度必须经省会城市规划专家组讨论，没有专家组的意见任何人都无权决定。于是又跑专家组，逐一向专家们作揖求情。专家组讨论来讨论去，勉强同意压缩，但限定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二十层。
二十层就二十层！吴乃田牙一咬认了账。
消息传开，有人指着吴乃田的鼻子斥责说：“你腐败！你区里建这么高的楼不是腐败是什么！”但这一次吴乃田心不惊肉不跳，区委领导成员意见统一，机关干部绝大多数也抱赞赏态度。吴乃田担心的倒是上边，那时省委和大军区都在五十年代建的旧楼上办公，一个区级机关这么张扬，人家心里会怎么想呢？
恰在这时，姜春云到区里视察工作，他听过汇报、看过图纸模型后说：“你们很有眼光。希望你们把大厦建成区里的重点、市里的样板，抢在省委办公大楼前边！”并且要求大楼要建得漂漂亮亮，外观不能少于三种颜色。
省委副书记的话，把吴乃田的心落到了实处。
两年零三个月的奋斗，一座造型别致、蔚为壮观的大厦——济南大厦，出现在蓝天绿地之间。这是济南有史以来第一座高层建筑。当市中区的干部们带着满面的笑容和自豪走进电梯，走进敞亮幽雅的办公室会议室，透过整型玻璃门窗饱览全城景色时，吴乃田念了一段“一年一座楼，职工不用愁”的顺口溜之后犹觉不足，于是郑郑重重写了一首题为《颂济南大厦》的诗：
大厦展雄姿 又添泉城美
祥云浮紫阁 桥堂依相邻
窗前能留月 楼高不遮云
借得青山秀 迎来气象新
燕贺迁新居 莺歌大地春
芳室芝兰茂 喜气溢盈门
群情千里志 融融报国心
江山多壮美 更应惜寸阴
那诗在机关干部大会上朗诵之后，赢得了哄堂大笑和好一阵掌声。
还应该补充的是，事隔几年吴乃田在接受采访时，以无限惋惜的语气给我们讲起了他的两个“错误”：大厦压缩了三层和撤销了中央空调。“要是大厦再高出三层，中央空调也按原计划安上了，那就更漂亮、更有超前意识了。”他感叹：“看来咱们还是思想不解放，眼睛看得不远哪！”
面对吴乃田的“检讨”，我们能说什么呢？
耍龙头的人们
盖房子要有图纸，修桥筑路要有图纸，建公园造宾馆要有图纸，这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事儿。以此去观察领会，规划也就成了常识。所不同的是盖房子、修桥筑路、建公园造宾馆的图纸属于具体设计之列，而规划要决定的则是房子在哪儿盖、盖成什么样式功能，桥要建成平交还是立交，路要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公园宾馆要建几个，怎样布局和相互补充区分，以及城市的长期和近期目标等等。规划也是设计，大设计、总体设计而已。
城市规划是同城市一起诞生人世的。据史书记载，东周时城市规划已达到相当程度和水平，九经九纬便是从那时开始形成，并经由历代统治者和规划师逐步完善起来的古代规划理论。前朝（廷）、后市（场）、左宗（庙）、右社（祀）、中皇城，那体现的是至高无上、至尊至贵的皇权思想。京都如此，州府亦如此，无非是变一变名称名目：左司（布政使司）、右署（提刑按察使署）、中王府。但济南的古代规划师们并不只是一伙因循守旧的腐儒，他们因山就势、因形就势，确有打破既有理论和定势的惊人胆识和创造。“四门不对”可谓骇世惊俗；以大明湖为中心，以千佛山、马鞍山为对应点，以鹊山、华山为另一对应点形成的两个大三角结构，更可谓鹰视雄阔，出手非凡。只可惜的是，他们全然没有留下名字和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记载。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倘若一座大楼、一架桥梁是一支乐曲，一条街道、一个小区就是一支协奏曲，一座城市，尤其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大型城市，就是一部大型交响乐；而总体规划和制订实行总体规划的人们，无疑就是这部大型交响乐的总谱和总指挥。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总规划师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权威，可以不受任何个人或政治势力的左右。可在中国、在现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们是在怎样地工作和生活着的啊！
胡道远的头于书典的尾
规划局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张国梁，张国梁第一个谈到的是牟易之。
牟易之是有来头的人，沂蒙山里打过游击，北京城里当过司长，据说与朱德、邓小平一起骑过毛驴，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也过往甚密。一九五〇年因为警卫员开枪打死了人，被降职到济南担任城建局长时，肖华特意送给他一辆美国吉普。他是坐着那辆美国吉普，在济南开始他的开创性事业的。
那时战争创伤刚刚医平，济南正像一张白纸，在等待着人们描图作画。而牟易之恰恰有着足够的才华和激情。
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都市规划纲要》。一个没有总体规划的城市，就像一只没有罗盘和航向的轮船，才华和激情是很难找到去处的。他请出的是一位留美归来的规划专家，曾任国共合作三人小组成员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胡道远。他让胡道远坐着他的美国吉普，在市里市外转了不下几个月，终于转出了一份《纲要》。没等《纲要》由文字变成图纸，他便率领一队队人马，在城区东部开出十几条道路，建起了几座大学，同时开始了王舍人庄工业区和西南工业区的筹划，打响了西郊北太平河疏浚排涝会战。
《都市规划纲要》勾划了济南的远景和布局，而牟易之行雷走地般的动作，使那远景和布局旋即便在大地上留下了钢打铁铸般的印记，以至后来的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了《纲要》的某些致命弱点——两大工业区恰巧处在济南冬春两季的主导风向上——试图纠正时，已经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济南的今天和明天，几百万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和生存境地，就这样被一位共产党的干将和一位国民党的专家，须臾间界划和决定了。
如果说还有第三位参与者，那就是张国梁。这更是一个奇特人物。日本鬼子占据济南时考上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从学校毕业，在鬼子统治下干过几天技佐（工程师），鬼子投降后作为留用人员，成了国民党公务局的技士（主任工程师）和科长。四七年济南解放他又做为留用人员，担任了共产党的规划科长。他是胡道远的助手，也是牟易之的左右臂。五八年，后任城建局长王善志请来建设部和苏联的专家，对《都市规划纲要》进行调整补充，并且制成挂图在大明湖公园公开展览，张国梁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位三朝元老、一辈子不过问政治的老工程师，偏偏又栽在政治上。苏联专家与中国姑娘亲亲热热他看着不舒坦，说：“大姑娘小媳妇都叫苏联专家弄去了，咱到现在还搂着一个脚趾头（小脚）的老婆睡觉。”报上说苏联产的钻石牌自行车如何如何优良，他听着扎耳，说：“我骑着猫牌（日本产品）就比钻石牌结实。”济南钢厂规划时有意避开铁路，一位省委领导人说了句：“沈阳有个铁东铁西，咱就不兴来个铁南铁北？”一句话，厂区和宿舍区硬硬被分割至铁路两边。他忿忿然，说：“千规划万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几件事加到一起，他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没等规划展览结束就被“改行”扫起了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