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戊戌变政的一大举措
1898年新政变革的一个大举措，便是当年7月3日的“诏立京师大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开办的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原先的官书局与译书局均合并人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梁启超也于此年入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与当时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设想相联系的，它是作为逐步改革科举制度的一个步骤予以实施。与之相联系的，是废八股，改试策论，最后以新式的综合性大学以取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本意即在于以新式的大学引进和宣扬西学，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袭的旧式教育。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总理衙门起草了一个题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件，该文件确定了这所未来大学的高标准：“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在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的同时，政府通令各省、府、厅、州、县，将所有的旧式大、小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1898年7月20日，清政府明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应该说，这是当日大胆也很果断的一个改革措施。
作为维新变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成立的初衷，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当时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着眼于培养多方面的综合的可实际有用的人才。从它所设的学科门类来看，已经显示出新型的“综合大学”的趋向。可惜这种设想随着那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无法实行。
戊戌政变之后，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而成为“幸存者”。这是当局者为减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他们真的赞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种非常时刻，它的原先拟想的内容当然也无法实行。政变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学生不过十余人：“兢兢以圣学理学诏学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所以，大学堂的名称是新的，而内容则依然是旧书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见，随着那场改革的破灭，原先的腐朽势力也猖獗地反扑过来，重新占领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无疑问，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得以保存却是一个胜利。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团烈火。点燃在那个漫漫长夜的尽头，预示着新世纪的希望。正如后来一位哲人说的：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这所学校，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烟，它坚硬如石，炽热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
钟声第一次鸣响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年头都是灾难，不独1898年。1900年，八国联军开进这个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学堂当然是难以开学了。过了两年，即1902年学校复学，增设预科班（政科、艺科）及速成科，设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习馆，毕业生授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头衔，也算是半新半旧的面目。但却是比先前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前进了一步。
也就是1903年，中国和俄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关系紧张。先是，俄国沙皇交还营口到期，他们违约拒不撤兵。4月18日俄国大使普拉蒿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建立所谓“黄色俄罗斯”。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他们的举动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消息传到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义勇队，与北京学子相呼应。
这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师生的第一个爱国行动。对这所成立于一百年前的全国最高学府而言，1903年的那次集会是历史性的。那时敲响的钟声，一直震荡在古老中国苍茫的上空，成为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发出恒久的警钟的象征。1903年的这声钟鸣同时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光荣的第一页记载。在这里求学的莘莘学子，他们无疑是把这里作为接受教育、增长才识以期将来报效社会的场所，同时，逐渐形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在求学和研习期间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从这里开始，也实践着以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关切和愿望。
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又有变化。学校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这种改设，接近戊戌年最初设计的模型。可见，经历了世变，历史又弯曲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对中国来说，这种迂曲的前进乃是一种常态。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1912年，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废除清朝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的富有远见的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于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更由于他崇高的人格所获有的崇高的威望，在蔡元培卓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一任管学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自清朝到民国，还任命过几任校长，孙家鼐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绪皇帝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还未有校长的称呼，管学大臣应相当于校长的职务。孙家鼐当时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清廷把这个“新生事物”委派给这样一位重臣，可箅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一件非凡的举措了。
光绪皇帝十分重视教育的变革，在他思考教育的问题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他下《明定国是诏》中，特别强调这所学校的建立。经过与顽固派的多方较量，严令军机处迅速筹办大学堂之事。当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物色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负责人时，毅然选中了孙家鼐，可见对这一个新生的大学的重视。孙家鼐于咸丰九年（1859年）三十二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于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三月、六月又兼刑部尚书，并于十一月被授为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0891》三月、六月又兼礼部尚 书工部尚书，并迅即被补为顺天府。在短短的时间，如此频繁地迁要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器重这个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人才。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达。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奏上的《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得以“凌抗中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了各种学科的专门人才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若要振兴，决非当日那些旧式的各类学馆所能承担。那些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培养不出新式的能够掌握先进学问的人才。
同时，孙家鼐也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学，确实规制井然，但也有缺点，其病在于“道器分形，略于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孙家鼐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行事，取中国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使之集于一身。他提出的办学六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他的主张是独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独立长处而为我所用的：“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不论孙家鼐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他一开始便体现出与这所大学地位相称的独特风格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基于自主独立而又开放的思考。早在他督办官书局时，孙家鼐就力主广泛翻译国外那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著作以开阔国人的视野，这便是最早的学术自由的思想。
孙家鼐虽然是个旧式官员，但是在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中，他却是一位对事物有着自己敏锐而独立的看法的开明人物。除了他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划和主持中屡有新见之外，还对当日的新闻改革起过明显的推进作用。他曾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在提出这一动议时，他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论治之患，不在贫弱不均，而在于壅蔽之患。“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王，亦不问可知”。他还进一步认为只《上海时务报》一家改官报还不够，还应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诸地的督抚将当地各报馆的报纸均呈送督察院和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录呈御览。可见孙家鼐的这些“改官报”的主张，其目的不在控制舆论，而在于当政者开阔视野、通达民情，收兼听则明之效。
清廷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之后，选派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这种遴选，不论就孙在政界和学界的地位，还是就孙本人的学识，特别是对各种事物的开放和开明的观点而言，无疑都是非常适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日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在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上是极端重视的。
选学界泰斗为校长
继孙家鼐之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之职的严复，更是当日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要是说，孙家鼐是一位旧式官僚，他的好处是不拘守旧制和通达时政，因而，他是一位在整个保守思想体系中的开明人士，他的整个建树，在于从维护统治利益的角度而收到推进新事物的效果。而他的继任者严复的文化背景就与此迥然有异了。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省闽侯县）人，生于1853年1月，卒于1921年10月。严复的出生地位于闽江的入海口，是滨海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终年气候温湿，四季长绿，遍地生长着葱郁的花木。因为地处江海结合部，地理位置决定了与外界有频繁的交往，形成了那里的人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自然和人文环境地理综合，更造就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汇的先驱人物，严复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严复幼年受到旧学熏陶，父早逝，家境贫寒。1867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录取，于1871年毕业。在船政学堂的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箅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科目。这造成他与旧式文人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严复于是成为第一代既有广泛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又掌握了当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拥有综合知识的学者。而尤为特殊的是，严复还有非常丰富的、对于现代技术操作的经验，这在同代人中更显得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