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是中国文学史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又是一位诗人。林庚先生对古代诗歌有深刻的研究，应当说，他是非常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究竟的人。但据我所知，林先生是不写旧诗的——至少是我没有读到。他是一位始终如一的、真真切切的现代诗人！深厚的古典诗歌造诣与真切的现代诗实践，构成了林庚先生的特殊魅力。
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已是一门很成熟的学科。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近世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接，特别是在时代背景下考察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至于文学和诗歌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抽象和概括，而对于诗歌深层的审美价值的探究，则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林庚先生不同，即使是在思想非常禁锢的时代，他也是一位敢于谈论艺术、而且敢于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
林庚先生的诗歌研究是全面的。从大的方面讲，他非常重视诗歌艺术风格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联。他对一个时代诗歌的总体精神有许多精彩独到的概括和把握。如他用“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来概括产生那些诗歌的时代之艺术精神和艺术性格，便是极有个性的和极有创造性的表达和阐释。他认为建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艺术解放的时代。至于盛唐诗歌，在林先生那里更有美轮美奂的热情描写。林先生在做这些历史性的巨大总结的时候，不仅是投入他对于诗的特殊领悟力，充分地展示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信仰，而且融入了他健旺的生命力。
林庚先生对古典诗歌的艺术把握，不仅重视精神层面的诗与时代气质的联系，而且也重视诗体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变迁，并深入到语言结构和节奏感，以及诗的气韵生成等层面。林先生在关于古典诗歌从楚辞到唐诗的研究方面，有很多惊人的发现和独到的总结。例如，他对从“二字尾”到“三字尾”演变中分析出由于新节奏的出现所带给诗的创新意义，他关于诗的语言形式的成熟、以及诗的语言诗化的过程对于诗的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等，都是一些极富启发性的理论发现。“五言诗带来了建安时代的高峰，而更高峰则要到七言诗也继之成熟的唐诗的黄金时代”，林先生认为，这种成熟的进程是诗的语言诗化的进程带来的。
林庚先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在中国诗人中，像林先生这样既对古典诗歌有深刻的研究，又始终坚持新诗写作的人是很少的。在新诗与旧诗之间，林先生保持了一种别人少有的独特的姿态：一方面，是非常深入地探究旧诗的发展规律，从时代精神到艺术流变，甚至是某一个诗人的某一首诗、某一首诗的某一个词的阐释；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他又一以贯之地坚持新诗的写作，而且坚持他的新体格律诗的试验和实践。
林先生的“九言体”是中国新诗持续最久的一种诗体实践。不管诗界的潮流有多么频繁的变化，林庚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林先生不仅不写旧诗，而且不写他的“九言体”以外的新诗一当然除了早年的自由体创作之外。我们不妨把这种以九言为基本格式的诗体称为“林庚体”。林先生格律诗的主张积极地推动着新诗的建设。它是新诗，因为它立足于以现代汉语来写作，而且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它是对于“五四”新诗传统的坚定维护。但是，林先生这种关于格律诗的坚定态度，却是针对着早期新诗“散漫无章”弊端的反拨；而关于“林庚体”这一切构想的资源，从节奏、章节，到神韵，却是来源于他对古典诗的悉心研究，可以说是得其神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先生作为一个新派人物，却没有人们容易患的文化上虛无主义的毛病。
林庚先生是一位绝对地不守旧的现代诗人。但他又是深入旧诗的“虎穴”取得足以滋养新诗的“虎子”的“盗宝者”。我常感叹世上奢言古为今用者甚多，而付诸实行、且见到成效者甚少。像林先生这样深入到古典的精髓中去，而又不陷入其中，探得那些至宝，切切实实地将那些古典的精华用以建设他所钟情的新诗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了。中国旧诗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更是 一种永恒的诱惑。许多原先写新诗的人，而且是原先甚至到底也不懂旧诗的人，到了后来都很自然地“皈依”了旧诗，写起了自以为是的既不合平仄、更不合诗律的“旧诗”来。而林先生决不，他是深知旧诗、而且完全有条件写好旧诗的，但他没有随众，始终坚持着他独立的艺术精神！
在这里，我看到的就不仅是题目所标出的——“林庚的诗歌精神”，而是“林庚的人格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