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贻锨先生
那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我这里来，他一般不进屋，只在园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当这时，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者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没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时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读者他——总没有忘了让我分享他的创作的喜悦。这时我请他进屋，我们一道喝茶品诗，或者欣赏他的书法，往往到了灯火阑珊的时节。也有的时候他并不进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骑车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们的这种交往在他的《梅棣庵诗词集》里留有痕迹，其中《访谢冕谈诗不遇》：“新诗改罢待评论，相访高楼子应门。道是阿爹忙教学，昨朝冒雨下黄村”，记的就是许多这类交往中的一次。
我们习惯了都喊他“大师兄”。其实我们当学生时，他已是教师身份，给我们讲过课，也辅导过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只不过是北大中文系有个特点，大多数同事都毕业于本系，都是先后的师生、同学的关系，在称谓上老师辈均称先生，同学辈则直呼其名，这是惯例。这样就出现了“标准”的问题，陈贻掀先生于是就成了“师生”还是“同学”的“分界线”。在他以前是年纪较长的，即自冯钟芸、吴小如先生以上直至游国恩、王力先生等，是师辈；陈贻掀先生往下是同辈。“大师兄”就这样叫开了。
其实“大师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们这样称呼他除了有同辈的亲切之外，还含有对师辈的尊敬在内。陈先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始终是让我敬重的师长，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这样，他以亦师亦友的身份走进了我漫长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长，毕业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师兄，我总觉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显然并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喜欢这称呼。不论怎么说，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这一生中无可替代的、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也经常邀我去他那里喝茶。那时他住镜春园。一座清雅的小园，门前是一道垂花门，进屋穿过一条不长的游廊，直抵他的书房。我们被围在四厢的书中，享受着周遭的寂静。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临窗，考古论今，不觉日斜西山，蛙声起于四野。像我这样能够经常流连于陈先生的书房的人，恐怕不会很多。我诚何幸，能够有此殊荣！
陈先生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而我的专业则是现当代文学。常言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我们中间隔着长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些古典文学的辉煌！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经常性的话则题是诗和文学，也时常论说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论世，总以格调和气节为品评的标准。奇怪的是，我们的见解竟是这样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气相投”这样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学的专家，又是诗人。他写的是旧诗，各体都写，而且各体都写得顺手娴熟。有一段时间他痴心于写五言排律，他在这种智慧的文字运作中得到满足。陈先生一面教学做研究，一面又创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一般做学问人的那种“愁苦”，他总是充满了乐趣——探知的乐趣，理解的乐趣，创造的乐趣。
他的诗颇得唐人神韵。也许是我的偏爱，我以为在古今各体中，他的七绝不仅写得清丽，而且韵味深长。陈先生知道我不会写诗，但他认为我懂诗。所以他有了新的创作总没有忘了找我，听取我的意见。他的这种信任感，很让我感动。我通常也不辜负他的这种信任。我总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闪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当此时，我们都有一种“知音”的欣喜。这种对于诗的寻觅和理解，无形中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认识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陈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关心和谙熟中国当代文学，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是很突出的。他不仅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中国当今创作的实况。更为让人惊喜的是，除了写旧体诗之外，他还写小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我在当时的《北京文学》上读过他的历史题材小说《曲江踏青》。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陈先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不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对象，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进入了古人生活的时空，感知他们的品性与情感，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他是始终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潇洒，王维的淡泊，李商隐的瑰丽，都融进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学问。
其实在开始时，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说不上深交。我们的来往多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学校里的秩序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以后。这种“不正常”，简而言之，即是不让学生正常地学习，不让教师正常地研究和教学。不间断地、变着花样地驱赶着师生从事各种各样与学习不相干的“运动”。我和陈贻掀那时都置身于这样非正常的环境中。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接连不断的学术批判运动，反而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非常时期，也没能中断联结我们心灵的纽带。
那时我们的处境大抵相似：头上有悬剑，以“带罪之身”做事。我们一方面要承受着不断变着花样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样的指令干活。我常叹当日的我们，甚至比一边挨着鞭子、一边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为牲口没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们都没有忘了我们的教师身份，不论处境如何，只要是事关教书育人的，我们总尽心地、甚至是忍着屈辱地去做。记得当年，工农兵学员进校了，要进行“开门办学”，这事轮到了我和陈先生的头上。我们都做了，我去了云南，他去了山西。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我放牛，他用牛。我们的友谊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结下的。
动乱的岁月结束了，我和陈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来。日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社会大动荡一结束，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 了书桌前，摈弃一切的应酬，以惊人的意志与毅力，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自1979年至1984年，历时五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百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尽管有李庆粤先生的全力支持，他还是为此而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
我们都在忙各商的事。但不论多么忙碌，我们来往依旧，谈诗和欣赏书法依旧。他从镜春园迁家朗润园，朗润园的书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为我们之间这种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历时四十余载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但风云不测，人事无常，终于有一天，人们告诉我：大师兄病了！陈先生身材魁梧，体魄强健，声如洪钟，乐观放达，充满了生活情趣，不论从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我是不会安慰人的，对于至亲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他、念着他、在心的深处默默地祝祷着他。我盼着他的康复，盼着有一天，我们重新坐在朗润园他那竹影摇弋的窗前品诗论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给我的飘着香气的茶！我一直这么幻想着。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边遇到他——他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可是，陈先生已经认不出我了！这是一次让我绝望的打击。也许是我自私，我想，药物既不能唤醒陈先生对以往一切的记忆，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伤感又能有甚么？大师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洒脱，你该不会责怪我对你的“忘却”的吧！
那时，陈先生还在他的静静的湖边的一隅，过着他静静的病中的日子。那时，恰好我接受了一个任务，为纪念中国文学五十年的发展而选编一本诗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敬意，在这本有意义的书中，我选进了他的诗。这一切，也许大师兄病中并不知情，但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为他做的，也只能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别大厅！大师兄躺在鲜花之中，他已经无知无觉、不悲不喜。而在我，却是永远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师和朋友！我多么惭愧，我和他神交数十载，谈诗无数，终究不能从他那里学到做诗的本领。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葛晓音写的悼诗，她说：“慈训何时敢忘之，终惭驽钝不能诗。”然而，她毕竟写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终究未能！
2001年4月30日，为陈贻锨先生百日祭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