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文物的情况
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还有为数不少的金器、玉器和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文物15404件，其中有8件被定为国宝级。
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两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一对、联座壶一对、冰鉴一对、尊盘一套两件及盥缶4件等。
青铜器中还有一件后来被专家定名为“鹿鹤”的，造型别致，引人注目。它是一只体态修长的仙鹤，头上长着两只鹿角，似乎在引吭高歌，展翅欲飞。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
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
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16节龙凤玉挂饰。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两百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其品类之全，器型之大，风格之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竹简，共240枚，共6696字。
当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古墓出土了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古代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现藏于武汉市的湖北省博物馆内。这套编钟为青铜铸造，共65件，包括楚惠王送的礼品镈，重两千五百多公斤，设计精巧，造型壮观。
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四百多年，但编钟的音质还是很好。编钟的出土令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优秀结晶，它的出土填补了我国在考古学、音乐史和冶炼史上的许多空白，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后，随县也因此而被称为“古乐之乡”。
（二）曾侯乙尊盘
尊盘是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的一套酒器，是国宝级文物。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器。尊置于盘中，是用来冰酒或者温酒的。其中尊通高30.1厘米，口径为25厘米；盘通高23.5厘米，口径为58厘米。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代表着我国青铜器时代巅峰时期的技艺，而这件铜尊更是精品中的极品，堪称典范。该尊盘内共饰有84条龙和80条蟠螭，即龙的一种。
尊的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向外翻折，上饰玲珑剔透的有着透空的花纹，外表形状好像朵朵云彩在上下交叠着。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尊颈与腹之间装饰着四条圆雕豹形状的伏兽，躯体由蟠螭纹构成，兽沿着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纹路，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整体看来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都装饰着蟠纹，与尊口风格基本相同。
在四耳的下方各有两条扁形镂空的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圆形雕式的蟠龙，首伏在尊口的边沿，与盘腹蟠纹互相辉映，从而突破了装饰蟠螭纹常有的过于丰满的僵硬感。
尤为重要的是，尊盘口沿上的镂空蟠螭纹装饰是用失蜡法铸造而成。镂空蟠螭纹装饰分高低两层，内外两圈，每圈有16个花纹，每个花纹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螭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盘内底的铭文有打磨痕迹，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字样。说明此器是曾侯乙从先君曾侯那里继承下来的。
尊和盘在口的边缘的制作的手法也已经十分的精细，用纹饰来进行单独的铸造、加工并且焊接，组成几大组带有小纹饰的单元，再经过铜的焊接在内层托架的顶端。
这样来看，整个尊、盘口的边缘纹饰圈的制作工艺应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先采用多个单独的范铸制出大量的小纹饰。再按照设计的要求，将小纹饰所凸出的侧面打磨光滑之后，利用切割、焊接等技术，将小纹饰分别与不同铜梗焊接，而将铜梗的另一头，直接与铜框焊接，或将几条铜梗焊接在一起，再焊于尊盘的口缘上。最后，将圈足、腹部、颈部焊为一体。单独铸制之后，再分别铸接到整个尊的表面上。
这种化整为零的散件铸造的方式，从程序上明显简化了工艺难度，有效地避免了整器废品。
将数百零部件组装成为一件完整器具，至关重要是焊接技术的高超以及合理的统筹程序的安排。分型制模、分模制范、分型铸造、加工组装的工艺组合，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的主流技术。
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有上百件，其组装数量和复杂程度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
（三）曾侯乙铜鉴缶
鉴缶是古代用来冰酒或温酒的器具。鉴缶由鉴和缶组成，缶在鉴中。曾侯乙墓共出两套鉴缶，形制纹饰相同。它们都由方鉴与方缶组成。
曾侯乙墓鉴缶鉴的高63.2厘米，边长62厘米，缶高51.8厘米，共重170公斤。鉴和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且都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
鉴的圈座附四兽形足，四角，四边共一个攀伏的龙形耳，方形和曲尺形的附加装饰镂空，方盖面中空，以容纳方尊、缶颈，盖饰变形蟠龙纹、浮雕盘龙纹和沟连纹，鉴口沿、颈部、腹部及圈足分别饰以蟠龙纹和蕉叶纹。缶盖呈方形隆起，四角附坚环钮，直口，方唇，溜肩，鼓腹下折内收，圈足缶身腹部四边各有一坚环耳。
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四）金盏和漏匕
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过去很少发现金器。在曾侯乙墓东室内却出土了金盏、漏匕、金杯、金镇、金带钩共九件，还出土了大量用于装饰的金箔。
盏是用于饮食的器具，金盏略呈半球形，弧腹，圆底，直口，盏体上有对称环形耳；下有三足，呈倒置凤首形；配有圆盖，盖面微鼓，顶部中心有环状钮，以四柱与盖面相连。
这件金盏带盖，出土时盏内还有一把勺子。金盏全器饰有蟠螭纹、绹纹、雷纹、涡云纹等。同时出土的那把金勺子，一端缕空成变异的龙纹，所以又被称作金漏匕，非常精美。金盏重达2156克，是先秦最重的金器。金漏匕重56.4544克。
曾国作为南方的一个小国，而随葬品却如此丰富，说明了战国时期各地诸侯的穷奢极侈和当时的厚葬风气。该墓所出部分青铜器上刻有“曾侯乙乍”铭文，证明墓主是战国早期的一位曾国国君，根据墓中所出竹简和青铜器铭文显示，曾侯与楚王以及楚国王公贵族关系密切，故此器可能与楚国工匠有关。
曾国不见于史籍记载，但随县及邻近地区屡有曾国铜器出土，因此有人认为曾国应指史籍记载之随国。
由于金银器原料相当的贵重，所以收藏金银器与收藏其它的文物有所不同，在鉴别的时候，除了需要注意其年代早晚外，还应对材料质地加以鉴别，以防造假者用其它材料冒充金银，这应是金银器收藏的必备知识。
以目前的科技发达程度，鉴别金银器质地并非难事，对其具体含量亦可作极精确的测定，例如这件金盏的含金量就是经电镜扫描检测，其精度可达百分之零点零几。
金盏造型端庄，形体厚重，尺寸虽不甚大，但极具体量感；纹饰精致规整，以带状二方连续的形式表现出极强的秩序感，富有规律。整体看来颇有商周青铜器的风韵。
金盏及金匕皆铸造成形，其中盖钮及盏足先分铸，然后与盖及盏身合范一次浇铸而成，花纹也系铸出，且均为商周青铜器常见纹样。这种制作工艺和装饰，显然与青铜器的铸造有着极深的渊源，说明金银器尤其是器皿在其初始阶段应是受到了青铜器的影响。
（五）铜鹿角立鹤
中国古代把鹤、鹿看作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媒介。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出土时放置在东室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
作品采用了楚艺术中常用的夸张变形的手法，生长在凤头的一对对称的鹿角呈圆弧形从两侧向中间合拢，完全改变了鹿角的自然形态，立凤伸出的长颈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比例失调。然而正是这些夸张变形，把一个神奇的巨鸟表现了出来。
整个作品突出了线条的造型功能，弧形的鹿角，长长的凤颈，拱起的凤背以及立凤那双有力的翅膀、双腿、双爪都由流畅的线条构成。弧线与直线的穿插运动，使整个作品具有了一种音乐的旋律美。
整个器物由鹤身、鹤腿、鹿角、两翅、座板共八个部分组装而成。座板都是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然后采用子母榫扣接的方式连成整体，造型非常别致。
鹤引颈昂首伫立，钩形长嘴，两翼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两长腿粗壮有力，下各有三爪立于长方形座板上。
鹤头左右两侧的鹿角向上呈圆弧状，并分出数支分杈。鹤头、颈与鹿角上饰涡云纹、三角云纹和圆圈纹；腹背饰斜宽道的羽毛状纹中夹以勾连三角纹和凸形脊纹；翅上铸浮雕的蟠螭纹和小圆圈纹；座板上铸勾连云纹、蟠螭纹、凤纹等。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和双翅的周边镶嵌着绿松石。
鹤嘴右侧有铭文七个字：“曾侯乙作持用终。”迄今为止，鹿角立鹤在我国只发现了这么一件，属于国宝级文物。
鹿角立鹤出土时，位于主棺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立鹤”亭亭玉立。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亦禽亦兽的动物，显然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鹿、鹤在古代都被视为吉祥动物，而在古代长江流域中游，曾经生长着大量的鹿群。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也许，这个鹿角立鹤就是准备驮着主人升天的神鸟。
将鹿、鹤铸接在一起是有深刻寓意的，古人寓鹿表示吉祥，鹤则象征长寿。因此，人们往往把鹿、鹤看成是吉庆祥瑞之物。这里将鹿角、鹤身铸接在一起无疑也是这个意思。古人把仙人乘鹤称之为“鹤驾”。
（六）曾侯乙竹简
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堆放车马器、兵器、皮甲等物的北室中，发现了一批竹简。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竹简，共约240枚，共6696字。大部分完整或基本完整，残断的简有些能够拼接，经整理后，全部有字的简，包括一枚只有方块形段落号的简，共编了215号。在已发现的古代竹木简中，这是年代最早的一批。
从简上残存的编绳痕迹看，这批简原来是用上下两道绳编组起来的。绳痕上下的两个字，间距较大，可见是先编后写的。由于编绳早已朽断，并且有些简已经严重残损，各简原来的编次难以完全恢复。
曾侯乙墓竹简记载车名是最多的。在全国已出土的竹简上，共记载有近六十种车名，曾侯乙墓竹简就占了四十多种。
简文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和为它们配备的车马器、兵器、甲胄等物的种类和数量，还往往标明某车为何人所御，某车、某马为何人所赠。
竹简大体包括；一、车马的组成，记述什么人的什么马，共驾乘什么车，属于哪一个机构。二、驭车者的组成，记述什么人驭什么车以及驭什么人的什么车。三、各种车辆的装备，包括甲胄、兵器和配件、饰物。所记车马，凡说是什么人的，当为他人所赠，此外应是死者家室自备的。
简文所记赠车者中有王、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等人。鲁阳、阳城等都是楚邑，王、太子、令尹无疑也是楚国的。
简文以“大莫敖偋为适豧之春”记时，大莫敖也应指楚的莫敖。可见曾在当时已经成为完全附属于楚的附庸小国。竹简字体的作风也跟楚国文字一致。
曾侯墓竹简所记的车马和兵器，数量相当多。据现存的几条统计车数的简文，他人所赠之车共26乘，自备之车共43乘，总共69乘。在其它简文里还可以看到少量不能归入这个总数的车子。
许多车子所驾的马和所载的兵器，简文里没有统计数字。据有关简文初步统计，马超过200匹，20件，包括50个左右戈头，戈为40余件，其它兵器尚未统计。
由于竹简已有残损，原来的数字当更大些。这些车马兵器应该就是曾侯乙葬仪中所缴的东西，可以跟古书的有关记载相印证。墓中所出的戈头和会都多于简文所记的数量，箭链估计也多于简文所记的矢数。看来简文所记的大量兵器基本上已埋入墓内。墓中只有车马器而没有车马。
从《周礼》等书有关的记载来看，简文所记的车马大概多数不会用来从葬。但是像曾侯这样身份的人，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遣车马埋在墓外的车马坑里。
这批竹简虽是“遣策”，但记载了用于葬礼的车、马和为它们配备的车马器、兵器等，也记载了赠车过程等事件和其它重要的历史信息，如曾楚关系、曾国的官制、古代车马兵甲及其使用配置、古代埋葬礼仪等情况。这批竹简是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七）木竹类用具
木制用具主要出自东室与中室，少量出自北室及西室。有箱，箱里面包括：衣箱、食具箱、酒具箱等，案、几、盒、杯、豆等。其中有不少工艺水平很高的器物。
五件衣箱出自东室，箱内物品已朽烂。器身为长方形，箱盖隆起，盖与身的四角均有把手。箱外以黑漆为地，绘红彩花纹；内辅红漆或黑漆。
其中一件箱盖上阴刻“紫锦之衣”的字样。并绘有扶桑树、太阳、鸟、兽、蛇和人持弓射鸟的形象。一个角上还有漆书20个字。另有一件衣箱盖上，围绕北斗标有二十八宿的名称位置，旁边画有青龙、白虎图像。这是发现的我国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
两件食具箱出自中室。长方形，盖、底同大。盖、底两旁均钉铜扣，大概是便于拴绳携带。器表里均望黑漆。一件内装铜鼎两件，铜盒两件，铜盒置于铜鼎的三足之间；一件内装四环钮铜罐一件，铜勺一件，木盒笼格三层，方形高筒盒一个，竹灾一件。
一件酒具箱出自中室。长方盒形，外探黑漆，内读红漆。箱内装漆耳怀16件，圆木盒一件，小方盒四件，木勺两件，竹企两件。
一件几出自中室。由三块木板撤掉接成。竖立两块木板为几足，平嵌一块木板作几面。立板内侧有很糟、根眼，平板两端有掉头。全身黑漆为地，加简单的朱漆图案。
两件桶均出自北室。有一件保存较好，分盖与身两部分，身为一整木横凿雕成，即将一截整木凿成圆形，再将内部潜空。底平，边缘下留三矮足，上部留下子口承盖，盖隆起。全身内望朱漆，外施黑漆，身部上中阴刻三组图案。当中一组主要为三角几何纹，上下两组及盖为变异的云雷纹。
16件豆出自东室与中室。分有盖与无盖两种。无盖豆又有高、矮两种。东室所出四件盖豆较为精致。其中一件，口椭圆形，胎较厚，盖隆起，盘较浅。豆盘两侧，附加两方形大耳，豆柄上粗下细，座大底平。盘、耳、柄、座是分别作成的，保存较好。
盖顶及耳上仿铜浮雕盘龙纹，衬以鲜艳的彩绘。豆满身以黑漆为地朱绘变形凤纹、棱形纹、网格纹等，少数地方加描金黄色。
竹制的用具主要有竹席、竹筒、竹筒等，都已朽残。在停盖顶上，中室的停底板上和棺内以及有的器物上，都有“人”字形纹的竹席。
竹筒出在东室和中室，有的内装瑟码。东室有一件小竹筒，盖已残破，器身长方形，用细菌编作“人”字形纹，在口部、肩部用宽蔑加固，出土时，内装木梳一把，小铜带钩一件，小圆木棒三根。
（八）曾侯乙编磬
与曾侯乙编钟相伴而出的一套编磬，是古编磬中的杰出代表。青铜镏金的磬架，高1.09米、宽2.15米，呈单面变层结构。
一对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铜立柱，咬合着两根铜杆，杆底等有焊铸铜环，用于挂磬钩。
青铜错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
据研究，全架编磬原有41块，每磬发一音，为12半音音列，音域跨3个8度，音色清脆明亮而独具特色。
磬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
其精美的磬架、众多的磬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还有配套的装磬之匣和磬槌，均为迄今仅见。
曾侯乙编磬的规模最大，制作工艺是最高超的，音乐性能是最好和最完善的，并有精美的磬架，亦可看出编列方式，为前所未见。磬音铿锵、清越、明亮、穿透力强；音量虽不如钟大，但不易被钟声所掩；余韵不及钟长，却越发显得清晰并击发敏捷。
撞钟击磬，是诸乐中的旗舰。磬宛如新月，厚薄匀称，表面磨制得光滑透亮，玉、石之磬因悦耳动听而得名。故此，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倍受研究者的观注，其不仅有形、有声，还有俊丽秀美的铭文书法吸引音乐研究者高度关注。曾侯乙编磬的音律、音程关系在曾国音乐系列中，起到音阶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曾侯乙编磬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丰富的半音显示了旋宕转调的功能。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的最高音竟与钢琴的最上一键相同。
它与编钟合奏，真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充分反映了古代设计制造定音乐器方面的辉煌成就，也加深了我们对古代宫廷乐队音域范围和演奏水平的认识。
（九）镈钟
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65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自成一体，它叫镈钟。这件镈钟悬挂在巨大的曲尺形钟架最下层中间最显眼的位置。
镈钟高92.5厘米，重134.8公斤。其形制独特，花纹繁缛，制作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品。镈钟中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其意思是说，公元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
经研究，学者们发现，铭文的内容与其它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是涉及乐律方面的。说明镈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的，可能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的，它把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挤掉了。将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表示对楚国的尊重，楚国给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说明曾楚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同一般。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七雄中的强国，在楚怀王以前，楚国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苏秦说：“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支十年。”如此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给小小的曾侯送那么厚重的礼品呢？
《史记》和《楚世家》都记载了楚昭王奔随这个故事：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他的兄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五战获胜，最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即现在的江陵。
当时，吴国手握军事大权的统帅伍子胥也参与了这次伐楚战争，占领楚国后，伍子胥和伯嬉嚭大夫为了报杀父之仇，于是命士兵将楚平王的坟墓掘开，拖尸于棺外，用皮鞭抽打其尸体，然后暴尸于荒野。
破城之时，楚昭王慌忙从郢都逃到云梦泽，被吴军射伤。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来不及喘息，再次逃到随国，这就是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
吴王阖闾听说楚昭王逃到随国，立即率众兵赶往随国。这时候随侯，即曾侯，紧闭城门，调遣兵力，加强防卫。
吴王阖闾赶至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你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还是早点把他交出来，让我杀掉他。”
吴王阖闾要率兵亲自进城寻找，随侯坚决不肯，并说：“随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
吴王没有办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回楚都郢去了。就这样随侯保护了楚昭王，楚昭王因此而感激随侯。
恰在这时，楚国的援军赶到了，将吴军打得大败，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见大势已去，自己带兵回到吴国自立为王了。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了楚国的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回国复位。
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正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他的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了曾侯乙。
江汉诸姬尽灭于楚，唯曾独存，也可能就是因为曾、楚两国世代友好的原因。
（十）鸳鸯形漆盒
曾侯乙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长20.1厘米，宽12.5厘米，高16.5厘米。
据文献记载，远在四千多年前的虞夏时代，我国就已开始出现漆器。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出现了油漆技术的萌芽。至商代，我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漆器。
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漆膜的防腐保护作用。油漆的用途大大扩展了，除了食器和祭器以外，车辆、乐器、棺椁和一些日用品也开始用油漆来涂饰。除了木胎漆器之外，皮胎和夹胎，即用麻布做胎的漆器也出现了。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彩绘乐舞图鸳鸯漆盒形如一鸳鸯，颈下有一圆形榫头，嵌入器身颈部的卯孔内，使头可以自由旋转。器身肥硕，由两半胶合而成，内部挖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浮雕夔龙盖。翅膀微上翘，尾部平伸，足作蜷曲状。
全身以黑漆为地，施以艳丽的鳞纹、锯齿纹、菱格纹等。器腹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
器腹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不分地域、不分疆土、不分国界、不分古今，是人类最通行最充满智慧的语言。
用声音的起伏和音调的高低快慢变化作为语言来表达叙述世间的万事万物，这种语言是富有智慧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把世间万物都铸造为青铜，铸成编钟，再用钟声叙说事物的变迁、历史的变化，它吸引了所有人的惊艳的目光，曾侯乙墓的编钟及其它乐器学术价值已为世界上所公认的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乐器。从这些看来，也是宫中歌舞的记载。
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舞器，也证明了当时乐舞艺术的水平。“舞器”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券官宗伯》，书中写道：司干掌管宫中舞用器具。举行祭社典礼时，舞蹈者摆好位置，司干将舞器授予他们，舞罢，将其收回来，宴飨宾客时也是这样。举行丧葬大典，先将舞器陈列好，到了下葬时，护送到墓扩将其藏入棺榜中。
舞器就是舞者在跳舞时在手中所拿的东西，就像今天跳舞的时候的舞蹈道具，也有称为舞具的。此墓出土不少舞器，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是专门为舞者所做之器，如竹扇、竹杖、走戈、木秘金钩、小木弓、小皮盾等。
另一类则是一器多用的，如兵器中的短戈、短矛、漆盾等，既是兵器，跳武舞时也可用作舞器。同样，乐器中的排萧、竹篱、手鼓、钟褪、钟棒等，既是乐器，同时也是舞器，边作乐边舞。
这些东西的用祛，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铜器刻纹中屡见人鲜，这些都是曾国乐舞艺术繁荣发展的佐证。
（十一）大尊缶
1978年，曾侯乙墓被发现，发掘出土了著名的青铜大编钟等珍贵文物，这件铜尊缶只是无数珍宝中的一件。同样的铜尊缶实际上发现了两件。
两件大尊缶造型一样，大小相近，花纹相同，分别高126厘米、125厘米，腹径100厘米、102厘米，重292公斤、327.5公斤。中国国家博物馆征调的是其中重达327.5公斤的一件，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
大尊缶不仅是盛酒的器皿，更是两千五百多年前曾国实力的象征。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其造型起源与古代陶缶。这件大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这件器物的纹饰也显示了当时的时尚与新的装饰技巧。
盖面、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绹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其特点是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且是一组一组构成的。这种繁复的花纹单纯用人工雕刻或者制模是难以想象的。
印模法虽然在技术上能有效地提高器物的精确度，但也会导致装饰纹样刻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器物造型的艺术价值。而这件大尊击的花纹却富于变化，没有太多刻板之感。
曾侯乙墓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考古大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残留着历经几千年的酒液，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
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土士贵族的豪饮之风。
（十二）升鼎
这尊战国升鼎口径45.8厘米，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开始大量铸造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使我国古代青铜铸造业进入了继商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此时的楚国迅速崛起，楚器的风格也开始形成。其中尤以升鼎最具地域特色，并反映了楚人标新立异的精神。鼎居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无不集中体现在铜鼎上。楚式鼎中尤以升鼎最有代表性。
升鼎因为这种鼎上的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侈口，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平底。有的还在器身满饰文饰，腹壁等距离装饰4或者6只爬兽。这是楚人新创的一种鼎式。
“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楚人把对人体审美的喜好，结合到了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并充分体现了楚国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和装饰工艺水平。图中此鼎出土于曾侯乙墓，做工精良，腹壁等距装饰的4只爬兽即是使用铸镶法制成。属于升鼎中最好的其中一种。
直口方唇，短頸，方附耳，鼓腹，平底，三個蹄形高足。腹部設兩個環鈕，頸腹之間有一道凸弦紋，器身飾蟠龍紋和垂葉紋，耳飾幾何雲紋。足飾獸面渦雲紋。
曾侯乙墓共出土升鼎九件，造型与装饰完全相同而大小有别，这就是周礼中的列鼎制度。在此制度下，天子是正鼎九、陪鼎三和簋八，诸侯只能用正鼎七、簋六。
而仅为一隅君侯的曾侯乙却以九鼎八簋陪葬，是明显的越礼行为。但这并不是说他本人有什么蔑视王权的胆识，而是表明了他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的情势，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楚人的附庸了。
（十三）玉器
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等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
由于墓下葬年代清楚，为公元前433年或更晚一点，即战国早期，因而这批玉器就具有明确的年代界标作用。加之这批玉器数量大，品类多，有的制作又特别讲究，意义更非同一般。
墓中所出的玉器的种类繁多，按用途也可分为配饰、葬玉和其它三类。
配饰既是生前用于佩带的玉饰，也可以用于随葬，主要有璧、环、璜、块、琼、力调、挂饰、孤、剑及琢成环管状或人形的串饰等。
葬玉是专用于随葬的一种玉器，多放置在死者的口中或其它部位，目的是为了尸体不腐。葬玉主要有玉衣、玉琀、玉握、九窍玉塞、玉枕、玄璧、镶玉棺等。
墓中出土的玉雕小动物为葬玉。将玉石雕刻成小动物，放置在死者的口中叫“玉晗”，塞于口、鼻、耳内的叫“玉塞”。
古人有一种迷信的思想，似乎以玉塞之，则尸体可以不朽。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其实，这些都是封建迷信，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小动物的雕琢也很精致，小巧玲拢，形象生动，形状稍微大的也不过就好像一粒豌豆那么大而已，体积稍微小的仅是一粒米粒的大小。
玉器的琢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作，需要经过选料、开料、造型、琢纹、抛光及钻孔、楼空和难度较大的分雕连接等工艺才能做成。
此墓玉器在选择材料上都做到了因材施艺，根据工料外形设计切台题材的器物，连残损玉器和边角余料也加以利用。同时，继承发扬了传统的巧用工料调色的工艺，将玉料上的暇疵杂色巧妙地安排在物件的特殊部位，使之浑然一体。
曾侯乙墓共出土玉佩24件，其中16件玉佩器形为单龙形。单龙玉佩中有五件谷纹卷龙形玉佩，分属两对和一个单件。较大的一对谷纹卷龙形玉佩，玉料呈青黄色，两件器形大同小异，龙体较窄，龙作俯首张口状，独角，躯体作回旋状。龙身伸出四足。龙体周边雕弦纹斜线轮廓周线，两面雕琢平面虺纹。
龙体中腹各钻一孔径为0.3厘米的小孔供系佩之用。左侧的玉佩长11.5厘米，宽8厘米，厚0.6厘米；右侧的玉佩长11.3厘米，宽7.7厘米，厚0.6厘米。谷纹卷龙形玉佩中较小的那对玉佩右侧的那枚，玉料呈黄白色，龙体较窄。此对小玉佩两器大小基本相同，分别长10.6厘米、10.8厘米、宽4.7厘米、孔径0.3厘米、厚0.5厘米。
墓中所出土的玉器也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化的物品，不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实用角度看，这些玉器都达到了既美观又实用的效果，这些也是当时南方工艺美术品的典型代表。
这些玉器的造型设计、图案布局、雕琢技巧等都显示了战国时期玉器工艺的高度成就。战国时期堪称是中国玉器最辉煌最发达的时代。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造型构思巧妙独特，纹饰多种多样，雕琢丰富精巧。
玉器的造型也有特色，一类为扁平体透雕或浮雕，一类为立体圆雕，前者居多，主要为佩饰；后一类较少，主要为葬玉。
历来的所有玉器造型大多数是一坯一器，即用一块玉料制作一件固定的玉器，但是，在曾侯乙墓中却出现了多件由多块玉料多层套雕编缀在一起的组台活动的玉器，如16节龙凤饰、4节龙凤佩，均能活动折卷，造型新颖，构思奇特，不愧为光秦玉雕艺术的珍品。
16节龙凤饰，青色，用5块玉料分别雕出16节龙、凤、璧、环形饰件，再用3个椭圆形活环及一根玉销钉将其连接成一串，可以折卷。活环上均有榫头和铜销钉。镂空和浮雕龙蛇、凤、鸟，身饰蚕纹，间杂弦纹、云纹和绳纹等。是战国玉器中环节较多、纹饰复杂的一件，堪称玉雕之杰作。
墓中出土镂空多节玉佩，这件玉组佩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风格统一，透雕、浮雕、线刻、活环等技术炉火纯青。玉组佩始见于西周，到战国趋于全盛，成为极具特色的玉器品类。多节玉佩正是战国玉佩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的典型风格。
依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三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小饰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但从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它出土的组佩不同，这就为我们探讨战国的佩饰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
关于此件玉组佩的佩带方式，还有一点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身上的佩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冠上的坠饰。
镂空多节玉佩由5块玉料分别琢制而成，共26节，分为5组，由3个带金属销钉的镂空椭圆玉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联缀，可拆可合。
每组内各玉片之间则经以玉套环相联。各部分均以镂空、浮雕及线刻手法，饰龙蛇，凤鸟纹，并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作为辅助纹饰。其繁复的纹饰，还带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玉器装饰的风格。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
墓中还出土圆雕玉器，圆雕玉器的最大特点是，要求玉石原料比较完美，有一定的档次；雕刻具有一定的功力，越简单越难雕；能雕刻简洁大方，突出重点，恰好到位的圆雕，并与浮雕、立体雕、透空雕和镂空雕等雕刻方法有机的结合，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玉石的温润和晶莹，衬托物表达出主题和较高的意境。
另外还有一些立体圆雕玉器，大多数为动物的形状，特别富有动态。生动活泼的动物，活灵活现，极具形态，从墓中出土的可以看出做工的细致精巧。
战国玉器是我国玉雕史上的一个高峰，曾侯乙墓玉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曾侯乙墓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473年，属战国早期。其所出大量玉器质美工精，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发展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