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同性婚姻还有困难，但我们肯定能一致认同：我们同性恋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能探望他们住院的爱人、选择他们的生活，而不遭受歧视。
你们知道，人们可能因为移民政策而愤怒，但我不知道当一个母亲和她的婴孩分离，或是一个雇主雇黑工来降低工资时，究竟有谁能由此获益。
不过这些同样是美国承诺的一部分，承诺了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使我们能找到力量和善意来弥合分歧，共同努力团结在一起。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拥有的财产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并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才富有。我们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但这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才有力量。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文化为全世界所羡慕，但这不是全世界都走向我们的理由。
其实，是美国精神，美国的承诺，在道路不明朗时仍把我们推向前进，虽然我们各不相同但仍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不是纠缠于已知，而是放眼未知，那未知中的美好世界。
这个承诺是我们继承的最大遗产。当我每晚给女儿盖好被子时给她们的承诺，也是你们给你们孩子的承诺。这个承诺使那些移民漂洋过海，使那些拓荒者走向西部，这个承诺使工人们走上街头，使女人们拿起选票。
这个承诺在45年前的今天，把这片土地上各个角落的人带到一起，站在华盛顿的广场，林肯纪念堂的前面，听着一个年轻的佐治亚牧师来讲述他的梦想。
那天聚在那里的男男女女可能曾听到很多事情，他们或许曾听到愤怒和争吵，他们可能曾被劝说要屈服于恐惧和挫折，很多梦想都曾这样被阻碍。但是那天他们听到的并非如此，而是——不同信仰、不同肤色、来自各地的人们，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可以有共同的梦想。
那个牧师高喊着：“我们不能独行。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
美利坚，我们不能后退。
我们还有很多事业未完，我们还有这么多孩子要受教育，我们有这么多老兵需要关照，我们还要修复经济，我们还要重建城市，我们还要拯救农场，我们还有这么多家庭需要保护，这么多人的生活需要弥补。
美利坚，我们不能后退，我们不能独行。
此时此刻，在这场选举中，我们必须再一次保证要勇往直前，让我们坚持这个承诺，这个美国的承诺，如《圣经》所说，“坚守我们所认同的希望，毫不动摇”。
谢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奥巴马费城演讲：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联邦……
221年前，在对面街角那座至今仍旧巍然挺立的大厅中，美国自由的先驱聚集在一起，用简单的言辞，启动了在当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民主试验。这些为逃避暴虐与压迫而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的农场主、学者、政治家和爱国者终于在1787年春天的费城会议上将独立从宣言变为现实。
这份文件最终签署，但事实上从未完成，它沾上了这个国家奴隶制的原罪。在那个不得不妥协的（是否保留奴隶制）的问题上各殖民地莫衷一是，将整个会议引入夭折的泥潭。联邦的创建者们选择将这个问题留给后人来解决，一个至少允许奴隶制存在20年的妥协一直延续了220多年。
从一开始，奴隶制问题的答案就已深埋于宪法之中了——我们宪法的核心就是法律之下的平等理想，它保证其人民自由、公正，以及能够并且应该随着时间而不断趋向完善的联邦。
但是，羊皮纸上的词句却不曾让奴隶们挣脱束缚，完整地赋予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人们作为合众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仁人志士用大街小巷的奔走抗议、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甚至诉诸战争与对抗，冒着巨大的风险——去缩小承诺与现实的差距。
从一开始我们就将建国先父们的美好愿望融入到这次竞选之中——继续前人的长征，继续这个旨在建立更加公正、平等、自由、博爱、繁荣美利坚的长征。我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坚信，除非我们能将这个时代的问题一起解决，除非我们能完善这个联邦，否则美国将寸步难行。必须认识到：生活的故事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希望只有一个；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相貌与肤色的我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子孙们更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我对美国人民高尚与宽容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来自于我自己的美国故事。
我的父亲是肯尼亚黑人，母亲是堪萨斯白人，从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抚养下长大。外祖父经历过大萧条、打过二战，有幸曾在巴顿将军的队伍里服役，外祖母则在里文沃斯堡的一个炮弹生产线上工作，他们都是对美国有贡献和最深感受的人。我既接受过美国的精英教育，也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生活过，最后与一个奴隶和奴隶主的后代结合，把这条传奇血脉传给了我的两个宝贝女儿。我的兄弟姐妹遍及世界三个大洲，他们肤色各异、种族不同。在地球上，我的故事是唯一的。
这段唯一的故事把我和其他的候选人区别开来，也在我的心中烙下了对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理解——“合众为一”。
这场竞选的第一年里，所有相反的预测被美国人民对于这种团结的渴望所超越。尽管有人试图通过种族的有色眼镜来歪曲这次竞选，在这个国家白人州里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让所有质疑变得苍白无力。在那邦联旗帜永屹的南卡罗来州，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一起站在我的身后摇旗呐喊。
肤色分歧在投票中的弥合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不再是这次竞选的一个议题。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都有评论者说我“太黑”或“不够黑”。种族问题的泡泡在南卡罗来州初选的前一周浮到了表面。新闻界哪会放过任何一片关于种族问题的腐肉，初选过后的残羹冷炙中，他们费心地搜寻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甚至黑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罅隙。
但是，直到最近几个星期，有关种族的讨论才变得特别尖锐和具有攻击性。汹涌而来的各种极端指责不过传达了一个声音，即我迄今为止在竞选中所获得的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安抚，不过是自由派廉价求购种族调和表象的伎俩。在另一极端，我原来的牧师耶利米·赖特则使用更具煽动性和攻击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些语言不仅有加深种族矛盾的倾向，还侮辱了这个国家的伟大和善良，没有一个种族可以独善其身。
我明确地谴责了赖特这些引发了巨大争议的言论。然而，不管我怎么表述，一些人仍不满足。我是否知道他有抨击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记录？知道。我以前坐在教堂里时有没有听到过他发表争议性的讲话？有。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和他的政治观点保持距离？当然——你们中的许多人肯定都曾从牧师、神父或拉比那里听过不可苟同的言论，我想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然而，这些引发铺天盖地争论的言论不仅仅是观点不同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走火入魔的自弹自唱，而是将这个国家彻底地、极度地扭曲——这种看法认为白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把美国所有问题的根节置诸这个伟大国家的种种优点之上；它还认为中东冲突的症结在于我们坚定盟友以色列的胡作非为，而非源自伊斯兰极端主义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
赖特充满了种族怨怒的语言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是大家走到一起解决重大问题的勇气，我们面临的困难太多：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威胁、摇摇欲坠的经济、旷日持久的医保危机，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不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人或者亚裔人哪一群人所要面对的，也不是哪一群人能独自解决的，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
由于我个人背景、政治经历、价值观和理想的缘故，不论我怎么谴责赖特，总会有人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会和如此极端的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年朋友？为什么我不加入另一个教会？坦白讲，你们可能是对的，如果我对赖特牧师的全部了解仅限于那些在电视和YouTube上循环播放的布道片断，如果三一联合基督教堂仅仅是某些评论者所恶意歪曲的那般模样的话。
但是据我了解，赖特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是这样一个人，他使我皈依了基督信仰，教导我与众人相亲相爱，交给我照顾病人帮助弱小的责任。他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家服役，曾在这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和神学院学习并讲学。主持教堂工作三十多年期间，他勤恳地服务当地社区，按上帝的旨意在人世广播福祉——收留无家可归的人，救人于疾苦，提供婴幼儿日托服务，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到监狱探视犯人并为他们祷告，还向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伸出援助之手。
在我的第一本书《父亲的梦想》里，我描述了三一教堂第一次参加礼拜的经历：“人们开始从座位上站起来，呼喊声、掌声，疾风一般将那位牧师的声音带上房椽……简单的一句‘希望’，掷地有声、余音绕梁；十字架下，全城千百个教堂里，普通黑人在我的想象中也成为圣经故事里的角色，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摩西和法老的故事、基督徒在狮子坑的故事，以及《以西结书》中满是骨骸的大地。这些关于生存、自由和希望的故事，也渐渐成为我们的故事、我的故事，故事里抛洒的热血是我们的热血，挥洒的是我们的眼泪，晴朗的天空下，黑人教堂就好像一艘航船，满载着一个民族的故事缓缓驶进我们的后代，驶向更加宽广的世界。我们的历史立刻变得独特却又普遍，既是黑人的又不仅仅是黑人的。自然而然的，我们将这些黑人化的圣经故事当做是自己的历史，把它们当做是我们的经历来学习和珍惜，有了这些故事，我们才能重建自己的过去。”
这就是我在三一教堂的经历。和全国其他地方以黑人信徒为主的教堂一样，三一教堂就是一个完整的黑人社区——有医生也有接受社会救济的母亲，有模范学生也有黑帮混混。和其他黑人教堂一样，三一教堂的礼拜充满喧闹的笑声，不时还有些荤秽的打趣。他们跳舞、拍手、尖叫或是喧闹，不常来的人还真的会受不了。这些教堂将美国黑人的一切囊括其中，仁慈与残忍、绝顶智慧与浑浑噩噩、奋争与成功、爱与恨，以及痛苦与偏见。
也许这些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他也许并不完美，但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家里的一员。他坚定了我的信仰，主持过我的婚礼，为我的女儿作了洗礼。我从来没听到过他用贬损的语言贬低其他族裔，他从来都是用礼貌和敬意来对待与他交往的白人。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好好坏坏——就像他多年勤奋服务的社区一样。
和他断绝关系就等于和整个黑人社区隔绝；和他断绝关系，就好比与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白人外祖母，一位曾为我一再作出牺牲，一位爱我胜过世界上任何人，一位曾向我坦言她在街上会对身边走过的黑人男子感到害怕，并曾经不止一次将那些令人恐惧的种族偏见挂在嘴边的亲人断绝关系。
这些人都是我声明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个我深爱着的国家的一部分。
这样说并不是在单纯评判这些不可饶恕的言论，或是为其寻找托词。相信我，不是这样的。在这件事情上，保全政治名誉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冷处理，让它随着时间慢慢淡去。我们大可将赖特看做是个思想偏激或是蛊惑人心的人，就好像某些人对待杰拉尔丁·费拉罗那样，将他们的种族言论归因于心中深藏的种族偏见，因而将他们当做无可救药的人漠然置之。
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直接面对的程度了。若不如此，我们就会犯和赖特一样的错误——简单化、脸谱化，将消极面放大到足以扭曲真实的程度。
实际情况是，这些过去几周浮出水面的言论和话题反映了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我们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联邦需要完善的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将它搁置起来，默默地回到自己的角落，我们将永远无法再走到一起来，解决诸如医保、教育和工作等问题。
要认识这一现实，需要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陷入今天之困境的。威廉·福克纳曾写道：“过去既没有死去也没有被埋葬。甚至，它根本就还没有过去。”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复述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的历史。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今天美国非裔社区里存在的众多不公正现象可以直接追溯到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时期代代遗传下来的种族问题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