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幻想着绍兴奶奶颠着“粽子”脚，提着用草纸包、红带子扎的绍兴香糕走向毛头家的路上。乓铛——那只盛梅干菜蒸肥肉的大瓷碗在青砖上跳着舞蹈，梅干菜黑红色的浓烈的汤汁像污水般蔓延开来。我回过神来，毛头的影子在巷口那株桂花树下闪了下便无影了。绍兴奶奶眼里是愤怒悲苍的目光。绍兴奶奶气鼓鼓地瘪着小嘴。肥猪伸出带黑毛的猪手，捏了捏鼻子，擤出一长串“面条”。他一定是吃了****，说，有句老话“师爷出绍兴，憨子在东北”——肥猪哪里是在赞叹绍兴人的聪明？话里处处是讥笑，讽刺，难道他与绍兴奶奶有着深仇大恨？
肥猪打着响指，头发一甩，走了。后来，当毛头姆妈被绍兴奶奶那个跷拐儿大块头儿子用自行车驮来柳翠儿巷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肥猪的那句话，想起肥猪留给我们那个具有预言性的狡黠的微笑。不过那是后话。到了学校，毛头始终没有露面。
我坐在课堂里，眼睛一直盯着教室的门；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冷冰冰的教室里被涂抹上一层刺眼的白光。白光在我眼前游来荡去。我眨眨眼，用小手搓，我的眼被白色之光扎着，我迷迷糊糊起来——毛头走在我的前头，他穿着簇新的卡其布蓝色的斜领子罩衫，肩头上挎着写有“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绿色书包，他的头发像一根根钢针立起，神气地昂首挺胸走在我前面……咦，我怎么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好像从辽远的地方传来，那声音凄楚，哀怨，像毛头捉到的那只乌鸦。我的心突突地跳。一个穿深灰色咔叽长衫的高个子立在面前——啊，是毛头的爸爸。精瘦瘦的细个儿，脸颊深深凹陷着，狭长的面孔显得枯黄，苍老，憔悴，满脸的胡茬子（毛头爸爸以前的脸上没那种让我崇拜的胡须），两道剑眉横立，如两把寒剑，眼珠子突兀地往外睁着，嘴向下佝，蓬乱花白的头发披散开来。我吓蒙了——毛头的爸爸竟笑了起来——凄苦地、悲凉地咧着嘴。我大叫起来，毛头——，快来，快来——你爸爸在这。许多双眼睛朝我射来，哪里来的毛头？——学校楼顶上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喇叭里传出动听的男女生合唱，优美高昂的、豪情万丈的旋律在校园的上空如雄鹰盘旋着。原来我做了个梦。学校大喇叭每天都要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来段革命歌曲或播放革命语录。毛头究竟会在哪儿呢？
7
夜色渐渐浓厚。街道对面的高楼里灯火亮了起来。灯光照耀下的老街有了现代都市的情调。我将目光再次凝视天空，天空中那些乌鸦呢？我问肥猪，说你前面没看到乌鸦？肥猪给我一个头颈板，说，你气我啊。我大笑。肥猪那只“独眼龙”在黑夜里闪着浑浊的白光。看去倒是像在他眼里画的一个空心句号。肥猪说，你个兔子，忘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自从那个事件发生后，肥猪每回看到天上有飞行物呼啸而过，就会双手捂住眼睛，嘴里不停地“乌鸦，乌鸦”狂叫。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我最后一次见到毛头的时候，毛头坐在永福桥的栏杆上。那时，我已是鸟啼儿街朝晖中学的一名初中生了。晚霞照在毛头的身上，远远望去，毛头仿佛带着一顶金色的无冕皇冠。一轮火红的圆球在石桥下的河水中放出万道金光；河水被染得通红，摇晃的河水把毛头搅得碎片一般。我喊了几声毛头，毛头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的眼睛比河水还要迷乱。低着头，喉咙上下蠕动，反复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声音形同“乌鸦”。毛头疯了吗？他血红的眼里映出老街迷乱的天空。秋天被剪得苍凉，空旷。
学校放学回家。一路上我的脑袋被毛头的影子盘踞着。路过毛头家，我张望了一下，毛头家的门上的锁都生锈了。毛头啊，你在哪里？听人说，在吴家浜见过毛头，毛头一到夜里就在那片坟墩头转来转去；也有人说，毛头说过，他阿爸没死，一定是在大运河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公共厕所外有许多人热烈地议论着；两辆摩托风一般飞驰而来。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戴着白色大盖帽，绷紧着脸。肥猪两脚一并，“啪”的一个敬礼，像迎接解放大军那样带那人进了厕所。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心一凛。就看见大盖帽用火钳夹着一个红塑料的小本本出来，啊——，是红宝书！肥猪几天后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知道吗，新动向？”肥猪吐掉嘴里的烟头，得意的目光扫视着我们。
“啥叫新动向？”我那个缺根弦的跛脚姐姐爱华怔怔地盯着肥猪问道。
肥猪说：“毛头就是新动向！”
肥猪说，大盖帽说了——一定要追查到底，不管毛头跑到天涯海角。我吓坏了，担心真的是毛头干的。要杀头的呀。走，肥猪起身走向毛头家。肥猪翻进了毛头家的墙头。肥猪的大手卡住乌鸦——乌鸦好像已经知道他的下场似的，流着眼泪。肥猪给了乌鸦几个耳光，说，老子吃了你。肥猪开始拔毛了。乌鸦的毛在空中飘起，飘啊飘，飘啊飘。“****个肥猪。”我在心里想，总有一天要修理你。我责怪起我的几个姐姐为啥不找男朋友呢。否则。哼！——几天后，一个小学生哭哭啼啼地来到派出所。据说，小学生在派出所的大门外呆了一个下午——一直到日落西山；小学生是跪在地上等民警叔叔出来后，哭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委。原来是个毛选积极分子。还是再来说说肥猪的这只“独眼龙”吧。我不自觉地朝肥猪望了一眼——
鸟啼儿街的小伢儿最开心的就是看免费电影了。星星还没出来，许多孩子、老人已用长条板凳抢占了最佳“制高点”。那天，我和五姐的口袋里都装着“唐生记”南瓜子。肥猪过来，手掌摊开，爱华姐姐身子哆嗦了一阵，翻开口袋；肥猪很满意。银幕上一道雪亮光柱把黑夜照出一个很深的窟窿，李铁梅把那盏红灯高高举着。忽然，上空传来嗡嗡嗡嗡的声音；有一群黑压压的飞行物从我们头顶掠过。开始我们也没在意；我们继续盯着铁梅。几分钟后，嗡嗡嗡嗡的声音再次传来，比先前更响。
“敌机来啦——”有人慌乱地喊道。一架“飞机”俯冲下来。
“啊——”肥猪惨叫了一声。露天广场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我跑出老远后，听到露天广场的银幕里传来一阵枪声。李玉和壮烈了。爱华姐姐那个晚上，被我母亲一顿暴打——她的白球鞋少了一只。
“嘎的，嘎的。”爱华边哭边说。她一定是被“飞机”给晕昏头了。
晚上，我梦到了毛头。毛头的身边围着好多好多的乌鸦。毛头用赞许的目光巡视着乌鸦，说，“革命自有后来人。”难道，那只会说话的乌鸦真的如毛头所说的，是一只乌鸦王？不过，在第二天，医院住进了许多跌破头皮、摔断腿脚、磕破嘴巴的老人和孩子却是真的。这个晚上事情出得蹊跷。难道这里藏有什么玄机，抑或是一种暗示？母亲早上把稀粥端到我的床上的时候摸着我发烫的额头说，你又做恶梦了？“梦？什么梦？”我迷迷糊糊地问。母亲摇头叹口气，说你昨晚嘴里老是说什么“乌鸦为什么会唱歌”。“哦，”我翻了个身子。“乌鸦”像一个无法甩掉的尾巴紧随着我的童年。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农村（就是前面我提及过的吴家浜）。一身布衣的父亲，倒是不介意在乡下当老师，不过，父亲虽说被贬到村里当老师，实质上，他教书的时间极为有限，有时候，课上到一半，也常会被一些人押解到公社接受各种形式的批斗和检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雨夜，父亲被人抬回来的时候，已不能说话，他拉着母亲、我的手（大姐那个时候已经去了内蒙建设兵团支边），想说什么，母亲蹲下身子凑到父亲嘴旁，……几个姐姐早已哭成了泪人——我没听清父亲说什么。公社里的人说，父亲是畏罪自杀。母亲给父亲入殓前擦洗身子时，我看到父亲的身上到处是淤血和肿块。后来，父亲就被葬在吴家浜东南的那片坟墩里。许多次，我放学路过那片坟墓，总会下意识地看，是否有乌鸦；夜里，我老是做梦，梦见乌鸦啊啊啊，啊啊啊地叫着。可我总听不清，是唱歌吗？它们唱着什么？——有次，我发着高烧，说着胡话，我看见乌鸦在父亲的坟墩上飞起，降落，又飞起，降落，使劲地啄着坟上的青草，这样下去且不要把父亲的坟墓给捣毁？不要！不要！我大声地喊。那些乌鸦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乌鸦，把那些乌鸦引向别处——我像唱歌那样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8
我在一本《老街记忆》的书中，曾读到这样一段话：我少年时代居住的老街，紧靠着大运河；大运河的水日夜流淌着，有时夜里听去，如同母亲的低语，像是一首摇篮曲；有时，门前摇过的乌篷船在半夜里，那吱嘎吱嘎声仿佛像乌鸦般的呜咽声。那个年代，老街常常出怪事，我养过一只乌鸦，那只乌鸦对于老街的人来说也是一件怪事。在另外一个章节，作者提到，我曾经在一个麻子叔叔的庇荫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看后，一直以为，书中记录的那些故事，就是鸟啼儿街所发生的故事。作者在自序中说，自从离开老街，他的耳朵渐渐地失去了听觉，以至于完全失聪。他说，这样不是更好吗？世上繁杂的声音于我何用？现在，我又一次地打量着肥猪，想想，有些好笑——肥猪自从被乌鸦啄去了一颗眼珠，倒是逃避了下放农村。后来，还和我那个跛脚姐姐爱华搞上了对象。我想，也许这是得益于乌鸦的缘故吧，肥猪才一门心思地开着小小的一爿杂货店，才有了今天这份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