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兮湄
【本期嘉宾】
廖品正，1938年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廖家老宅”，成都第22中学校退休教师。父亲廖季威系抗战胜利后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1946年至1948年，廖品正随父在日本东京生活了2年。近年廖品正先生先后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中国台湾媒体、日本《读卖新闻》等数十家机构的采访，并长期关注和支持“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正义申诉的活动。
【采访手记】
记得2011年的7月27日，是一个典型的“桑拿天”，数百人围聚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周围祭奠亡灵、缅怀英烈。这一幕让人们回想起1941年的当天情形：108架日本飞机在成都上空投下了440枚炸弹，当场夺去689条生命，造成1368人伤残。被炸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被炸街道82条，毁坏民房3205间，这是抗战中成都遭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是成都绕不过去的惨痛记忆，也是二千余年来成都最深的一道伤口……那天，我在祭奠现场见到一位儒雅的老人，背一个大包在会场周围摆放有关“成都大轰炸”的老照片和文字说明展板，大约有几十幅，引得很多市民驻足观看。一见有人围观，老人立即就开始讲述这些图片背后的故事……此人就是廖品正先生，他义务做这一历史普及工作已经多年了。
几天前我与廖老约定了采访时间，他一口应允。采访当日我打去电话，才得知他因用脑过度在家突然晕厥，目前在成都空军医院治疗。我当晚赶到住院部，廖老师正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他一再声明，仅仅是突发事件，不碍事不碍事。他躺在病床上愉快接受了我的采访。
廖老师开门见山：“前几天你打来电话，希望我详细谈谈我随父亲在日本东京的那2年生活。这几天我一直就在回忆，查阅了一些资料，决定少‘炒冷饭’，我想给你讲一讲一个少年心目中的战后日本……”
“我的父亲廖季威，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1936年6月，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步兵学校学兵队连长、湖南永州战防炮教导总队中校教育主任等职。1942年夏天，父亲从炮兵训练部队调到重庆，在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任中校参谋，1944年升为上校参谋。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指挥机关，第一厅管作战，第二厅管情报；第二厅第一处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在重庆期间，父亲与******的父亲宋达是同事，宋达亦为上校参谋，与我母亲苏荣辉又系湖南同乡，两家关系密切。我父亲精通日、英、德文，很快投入到对日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工作当中。”
1945年10月，我父亲廖季威看到一份来自美国政府的公文，商请中国派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中方随后将曾经在越南河内担任受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的67师整编为驻日占领军，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一占领军未能成行，仅仅派出一个代表团。所以我父亲曾经感叹：“我是抱憾终生的中国占领军上校。”大量的准备之后，次年5月27日，由中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及家属飞抵日本。
廖品正郑重指出，在中国方面指挥下，父亲和同事海军少校钟汉波等人协力完成了几件大事：将两个参加“百人斩”的狂魔引渡回中国审判；另外还将甲午海战中“镇远”、“靖远”两舰的舰锚、舰链及炮弹等从上野公园索还，以消除国家、民族耻辱。这批被虏之物后来转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用以陈列。1959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镇远”舰铁锚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
事情的原委是：1947年5月，驻日远东特别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在1937年底的《东京日日新闻》（即后来的日本《每日新闻》）上看到一张可怕的照片：两名日本军官手持军刀并肩而立，他们完成了“百人斩超记录”。这是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约劈杀中国人的比赛，从无锡“开刀”，当他们在南京会面时，“战绩”为106∶105，向井敏明“胜出”。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两个恶魔重新约定以杀满150人为目标再竞赛……据此，中国政府向盟军司令部要求追捕并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1948年1月28日，罪大恶极的杀人狂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这件事，成都文史学者王大炜特意写了报道文章。
我问廖老师：“你从日本回国时，有没有带回什么纪念品？”
廖老师有点不快，他扭头看着窗外大声说：“实话说，我很不喜欢日本！那有什么可纪念的？但那时的同学和老师，倒是让我时时感到温馨……”
【实录】
中国占领军未能进驻日本的原因
蒋兮湄（以下简称蒋）：你父亲是提前去往日本的吗？
廖品正（以下简称廖）：父亲廖季威曾经撰文指出：日本将要投降，我们事前也有所知，但都是情报或判断，非正式消息。8月15日早上我到军令部上班之时，最先得到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来自军令部第二厅。
我父亲以及顾问李立柏、戴坚等13人，于1946年5月27日早晨7点从上海江湾机场出发，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乘坐B24美国轰炸机进入日本。后来有人曾经特意询问过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为什么要乘坐轰炸机去日本？朱团长明确回答：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日本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示我们进、出日本的姿态，必须显示国威、军威。
父亲廖季威晚年回忆说，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少将带着翻译去会见美军第八军军长艾克伯格。艾克伯格对他说，中国的部队到达后暂驻爱知县，隶属第八军的第一军团指挥。6月4日，戴坚拜见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给了我父亲两个任务：一是向美军要一份美军各级官兵的薪饷表，参考美军的薪饷，拟出一个中国占领军的薪饷表，可以相对低一点；二是要他抓住机会解决汽车问题，以便使部队全部实现机械化。6月6日，住在横滨的父亲立即着手实施这两件事情。在此之前戴坚少将提供了一份67师的编制装备表，计有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运输团，战车、工兵、通讯兵各一个营，师部还有一个特务连和其他后勤单位。
蒋：准备赴日本的67师的军事设备好不好？
廖：67师并不差，在“国军”里算很好的了。他们的装备的确有点“中国特色”，这成了美军眼中的笑话。
我父亲撰文回忆，炮兵团的第一营是加农炮，由汽车牵引；第二营是榴弹炮，由牲口马匹为动力；第三营是重型迫击炮，由骡马驮载。而运输团第一营为汽车运输营，第二营是兽力运输营，第三营则是人力运输营，号称“铁肩队”。当戴坚去见艾克伯格的时候，美国人就挪揄说，你们的部队驻扎在名古屋市内，因为有很多马匹，马粪就是个问题。当得知这样一个畸形编制的部队后，美国人的确非常轻蔑。
父亲写道，当时67师的装备在国内可算是佼佼者，但在美军眼里却成了笑话，借助商谈中国占领军的有关问题，盟军总部参谋部的上校科长柏奇故意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问他：“你们师的炮兵用了3种运动速度不相同的部队，使用3种射程不一样的火炮，你们的团长是怎么指挥的呢？你们的运输队也一样，汽车、马匹和人力又怎样能同时运用呢？”我父亲清楚美国人的用心，他不得不“编造”了一个堂皇的理由：“我们中国军队一般以营为作战单位，虽然3种火炮的射程、速度不同，但我们可以分割使用。运输方面也一样，我们的指挥官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不管情况怎么复杂都能运用自如。”
商谈的重要事情是汽车和薪饷问题。柏奇说美军有的是剩余物资，补充你们中国占领军没有任何问题。这让父亲很高兴，以为有眉目了。话锋一转，接下来谈炊事用的燃料问题，不料麻烦丛生。美国人却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做饭使用的燃料是木材，但根据规定，木材和柴火不能在日本征用或购买，必须全部从中国国内运来。父亲认为，军队在国内使用行军锅灶，到处都可以弄到柴火，现在到日本了，再使用木柴太原始，不雅观，也受到限制，于是他硬着头皮说，可以将此情况报告国内，建议将燃料改为煤炭。美国人说，煤炭也不能征用，因为日本是缺煤的，也必须从中国运去。
到此为止，父亲本来计划提出的中国占领军每天必需的蔬菜水果等问题，也就不提了。而对薪饷问题，柏奇说，盟军总部已经研究决定，美国方面可以代垫支付，但是必须记账，将来由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结算；而汽车，美国可以调拨剩余物资给中国占领军，原则上是作价调拨。
部队还没有出发，问题就来了一大堆，而且无法逐一落实解决。7月初，我父亲得到国内电报，中国占领军不到日本了。67师被投入了内战战场，1946年8月下旬在和栗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交战中被击溃。父亲回忆说，当时国内经济实力不济，本来十分荣耀的派出占领军的大事，因为纠结于生活开销等等问题，占领军进驻日本之事就搁浅了。遗憾啦！
儿童节当天，作家冰心买来好多冰激凌
蒋：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达日本的？
廖：国民政府后来颁布驻日代表团校级以上官员可以带家属到日本的规定，1946年11月，我和母亲跟其他代表团官员亲属一道飞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