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般读《红》的完全用不着这般右证左引的。我师范毕业就在一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公社中心校教了五年书。在那五年间，陪伴我的主要是一部四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红楼梦》、一本《古诗源》、一部1977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时年轻，也有时间（学校三点就放学了），不知天高地厚，仅就一部《红楼梦》就想做《红》的文章。确实也做了。我用手工统计了《红》的两个语言现象，一是词汇的儿化，一是句法的把字句，写成《从两个语言现象看〈红楼梦〉120回的语言一致性》（寄你一笑），离开那学校后几年，这文发表于《攀枝花大学学报》（当时那学报还是内刊）1987年上半年刊。后来又以“闲读红楼梦”为题在《青年作家》写过几篇读红的随笔。此后近二十年，再没碰过《红》。直到中断了十年后重新写作时，在一篇题为《经典里的爱情》里，写了四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红楼梦》和《倾城之恋》。《文学自由谈》发表时。不知怎的，刚好删去《红楼梦》那一节。我读《红》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读，在写《从》时还没见过脂评，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时，到图书馆里，才接触到《红》的另一些东西。不过，接触多了，反而害怕了。尤其那几年我还邮订了《红楼梦学刊》等，看了《学刊》上的一些高深和故作高深的文章，我就更不敢写了。再就是，当“秦学”甚嚣尘上时，我以为《红楼梦》被索隐以至完全无中生有的考证给毁了。以至于都不再看《红》的相关文章。不过，辛亥革命100年时，旅游到台湾，走进高雄诚品，买了三本书，一本是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上下两册）、一本是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一本居然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因为好奇，这书怎么在台湾出版？）。然后在飞回大陆的航班上就把王著浏览完了。现在也不记得那书里说了些什么。我一直认为，读《红》最有心得的当数鲁迅（当下读《红》的可能有刘再复）。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红》“盖叙述皆存本直，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一评价，便是从小说文本的自在出发，而非小说文本的它在出发。如新政后周汝昌等辈的索隐，也许拓展了《红》的某些方面，而且那一定是学问，但它不是《红楼梦》作为独立文本的文学本身。《红》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人其事其理想其爱恨其叙事，都在它的文本中得以展示与显示，而不在它文本之外，即使它有“草蛇灰线”，也与《红》本身无关大涉。尤其不像“秦学”那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当然，“秦学”可以独立存在，只要它不附丽于《红》就行）。事实上，人人都可以欣赏《红》、人人都可以谈谈《红》的。《红》并非红学家的专利，更非考据索隐们的专利。譬如我这样一个对考据、对索隐，对《红》的衍生产品一窍不通的人来说，不是也心血来潮，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吗？
打住，打住，夜深了。再次谢谢你的真诚和热心。谢谢你的话题，不然，我不会写下这些文字。
刘火15、7、30零点
沙牧吾兄②：
见字如晤。《文史我鉴》及短简，收到多日，时断时续读完，抱歉抱歉。
《文史我鉴》集二十三篇现当代浙江著名文学家的传记，以及沙牧兄的二十二篇编辑絮语，是然不能说是篇篇都是佳作美文，但却应了两句古诗文：南方遍嘉木，郁郁乎文哉。历史上的两次“衣冠南渡”（有人把唐的“安史之乱”后的南迁，也看作是一“衣冠南渡”），对于中华来说，并非幸事（那毕竟是王朝更迭和异族侵略带来的战乱），但对于浙江来说，那可以说是幸事之顶级幸事了。西晋之后迎来的东晋，在浙江一地，诞生了中华书法的鼻祖王羲之，有了冠绝千古的《兰亭集序》；有了集山水诗大成的诗人谢灵运；有了游历浙江对唐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如鲍照江淹等诗赋大家；有了浩如烟海的《全晋文》里面浙江籍众多诗人和《文选》里的众多诗赋……甚至可以说，没有包括浙江在内的东晋文学（包括一脉相承的“南朝文学”），就没有大唐时期的文学鼎盛。等过去了六、七百年之后，“衣冠”再一次“南渡”。宋把自己的都城从北方的汴梁（今河南的开封）迁到了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的杭州）。词在北宋开山之后迎来了它的全方位发展。其实，即使是在北宋，以江浙为主要的南方，在文化文学方面，已经具有超越北方的能力。钱宾四在《国史大纲》里多次提及到这种现象。钱说：“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起争议，这里已十分表见出当时南方文学风气已超驾北方之上远甚”，钱还说：“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两次“衣冠南渡”，不仅给浙江带来了厚重的中原文化和平原文明，同时激发了江南的山水精灵，开创了以江浙为主要区域主要代表的南方文学。从此生生不息，代代滋长（元朝是视“南人”为四等人，但元仅有九十七年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史我鉴》里的近现代的二十三位大家，以及为这二十三位大家作传的“文史我鉴”的摇曳多姿的画面与场景，看到了这二十三篇文字的编辑的思路以及“阅稿”的见识和才情。
由于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之争，以及共产党建政后的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一些人被历史埋没大约就是历史的规定。不过，正是因为有了兄在《江南》的这个关于浙江文化人“解密”、“起底”的创意，让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埋没的人重见天日。如《翩翩蝴蝶梦》（王旭烽）中的传主陈蝶仙。“鸳鸯蝴蝶派”，由于左冀开始并在建政后固化了的文学史观念作祟，“鸳鸯蝴蝶派”是堕落文人和堕落文学的表征，全在批判、忘记和抛弃之列，没有哪个能幸免。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主力陈蝶仙，自然在此队列。除了在一些个现代文学史里有其名字——当然是批判的名字——其人其事其作品，就当历史全无此人。《翩翩蝴蝶梦》不仅把陈在文学上的业绩给予介绍，而且把传主的另一面——而且几乎当代人无人得知的另一面——实业救国、实业抗日给予了深情的叙事：“请想想这只年事已高的老蝴蝶吧，在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民族深重灾难面前，他没有一天停下他的美丽翅膀，他一直在枪林弹雨的天空下飞翔，在采蜜，在为美延续着和平的弧线”。这段极为抒情的文字，既是作家对传主“鸳鸯蝴蝶”写作的肯定，又是对传主以实业报国实业抗日的褒赏。这样，我们看到了“鸳鸯蝴蝶派”的主力人生华彩的另一面。所以兄的“阅读絮语”的题目叫“咏蝶”。即使不读兄的絮语，也会知道兄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取向。何况兄在《咏蝶》的最后一句：“就凭这一腔‘还我山河’之忠烈，他的作品纵然多一些‘风花雪月’又算得了什么？！”——这不仅仅是还历史面貌，而且还对历史的不公正给予的“抱不平”！
历史是需要“抱不平”的。《文史我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建政后因为种种原因被打了另册的人。有打成****的陈学昭，有更早就打成****集团的陈企霞，有因误入汪伪文人圈子后又因胡风集团入狱的苏青等浙江才俊。正如兄在《管溪之子徐懋庸》（顾志坤）的阅读絮语时说“怎一个‘错’字了得”。事实上，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一个错字把无心者、无辜者打入另册的何其多也！《文史我鉴》里的许多传主，就是一个“错”字，其至连一个“错”字者也不曾有的（如与鲁迅前好后恶的徐懋庸，就是一桩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一场误会的文字个案），一样被打入另册。而将其打入另册的人，不久又被另一帮子人打入另册——兄在《怎一个“错”字了得》的“阅读絮语”里沉痛地写道：“旧账积怨似乎是理清了。更令周扬想不到的是……周扬不但错了，而且是反革命了”！历史的吊诡与怪诞，常常让善良的人不知所措，也让曾经主宰某段历史的人和意识形态尴尬万分。难怪兄会在此基础上的这篇“阅读絮语”里极为不平也极为忿懑地说：“总之，一切都是搞错了，但痛定思痛，这一切又岂止是一个‘错’字了得！”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另一面的不平以及对历史另一面依然吊诡的现实，兄主持的这一档“文史”才可能给予当下殷鉴。让读者在历史的细节中，品尝人生况味。重要的是，在这些历史的细节中，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艰辛。当然，也会让当下的我们用新的姿态来对待我们当下的历史和人物。
历史的两次“衣冠南渡”给浙江带来了丰润的文化文学遗泽，滋养和滋润着一方土地。俗谚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分精致地表达了这一切。《西子湖畔有吾师》（张雅丽）的传主是苏曼殊；《建筑人生的诗意》（王姝范爱军）的传主是林徽因；《风风雨雨忆前尘》（梦之仪）的传主是丰子恺等，传主不是才女就是才子。苏曼殊的七言绝句，虽多是风花雪月，但情真词丽，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林徽因不是因为有与徐志摩的儿女情怀让历史记住，是因为林的新诗，不输同时代的人。尤其是林写给她新生儿子的《人间四月天》，几乎可以成为新诗经典。而丰子恺的画开创了中国画新的门派，其画诗合一，童稚、禅意、鲜活、亲切，迄今无人出其左右。除《建筑人生的诗意》的行文立意有些平淡外，写曼殊和尚和子恺居士的文章，都神采飞扬。其兄的“阅读絮语”也这也写得神采飞扬：“对于苏曼殊而言，无论是诗还是禅，却似乎全在一个‘情’，或者说‘诗’，‘禅’只是他的‘情’的两手：躲情于禅，诉情于诗”；“我想我并非一个宿命论者。但我竟从林徽因的身上读到了一种类似宿命神秘”；“佛说：‘一弹指即十万八千刹那。’世事万物，确也如此”。……这是浙江文化文学的骄傲。《文史我鉴》把这样一种骄傲还原于一篇又一篇的文字里。《江南》杂志社，功莫大焉。兄在组稿择稿以及写下几十篇“阅读絮语”功莫大焉。
不过，乞弟冒昧。提两点意见。先说二十三篇文字，有两方面值得商榷。一是有些文稿文字冗长，不见精致。需知，二十三篇文稿的传主都是某时某地的风云人物，太过随意，有负传主。二是，一些文稿对传主的生平和作品不太熟悉。生平如林徽因。林的建筑事业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陪夫君梁思成在山西考古，一是在四川李庄陪夫君写《中国建筑史》。《建筑人生的诗意》只有前段，没有后段。而林梁在四川李庄的六年则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作品没有通读的如《西子湖畔有吾师》。苏曼殊留世的作品本不多，既然要写苏曼殊，就应当通读完苏的作品，而且还需读一些关于苏的评论和评传。再说一意见是，不知《文史我鉴》就仅这二十三篇。如果是，那就有些遗漏。譬如李叔同。既然《文史我鉴》选了苏曼殊和丰子恺，那么比这两人更有名的弘一法师就应当列入。无论是李叔同没有出家之前的文学和艺术的造诣和影响，苏、丰都是不及的。如果考虑到李叔同成了弘一法师后所修的“四分律”的第十一代传人（由于弘一精修“四分律”，才把这一在佛学里几乎遗忘的“四分律”重见光日）的成就，以及弘一在抗日战争时所倡导的“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就值得大书特书。而我们知道，李叔同与浙江因缘很深。李是浙江师范（1913）的老师（丰子恺等是学生）、李在杭州（1918/8/19）虎跑寺剃度。虽然李出家后的后半生大部分时光是在福建度过的，但，弘一法师与浙江与杭州的因缘一定有许多因果。譬如1918年二月初九致刘质平的信上说：“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刻已渐渐准备一切（所有之物皆赠人），音乐书籍及洋服，拟赠足下”。刘质平、丰子恺是李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刘的才华在音乐上出众，丰的才华在绘画上出众。但从李的书信集看，显然，李与刘比李与丰的关系更亲近。相信，如果有人写李叔同与浙江的因缘，肯定是十分厚重和有趣的。可惜《文史我鉴》没有弘一法师的篇目。
初伏末日由晨五点到九点半草草写就，言不及意，望兄海涵。
专颂夏安。并颂编祺。
弟大桥（刘火）拜甲午七月初一宜宾田坝村
注释：
①朱先生，《中华遗产》编委
②沙牧，《江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