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从一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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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致闭幕词中指出:党的一大时“还没有纲领,甚至还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二大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此后,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3.二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创建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过程,中共二大召开是建党任务完成的标志。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问题,认识尚不清楚。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工农政权等问题,也还没有认识到。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

会议小插曲

1.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参加二大

二大召开前的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被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判刑,《劳动周刊》也被迫停刊。考虑到上海政治环境险恶,为安全起见,在会务的安排上,二大决定少开全体会议,大多数时间都用于起草文件和分组讨论,并且每次全体会议都更换地址。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代表们就分散开分组会,然后变换地址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代表们又再次分散到党员家中讨论。

二大开会地点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但也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最终没有参加二大。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道:“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应该是夏天,7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2.参会名单存疑

与今天民主选举党代会的代表不同,二大代表不是民主选举的,除上届中央局成员是当然代表外,其他代表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

一,“20人说”。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部分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与学者,撰写了一批概论性研究文章与著作,普遍认为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人数为20人(未列具体名单)。

二,“9人说”。该说源自于中共二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书,该书中说二大的正式代表共9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

三,“12人说”。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再次确认了组织名单,出席二大的代表有: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山东代表王尽美,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3.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中共三大,维经斯基、马林出席;中共四大,维经斯基出席;中共五大,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人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布哈林出席。唯独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还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

1922年初,马林向陈独秀建议,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其实现彻底合作。马林的观点遭到陈独秀及中共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因此,中共二大可以看成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希望独立解决与共产国际重大分歧的紧急大会。

4.为什么二大后没有成立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

中共二大及其后未成立分掌党务、党的建设的中央组织部,也未再设立中央宣传部,同全党纲领的确定和组织状况直接有关,同中央领导成员的认识水平直接有关。

二大后全党地方组织有限,对党务工作不太熟悉。虽然二大开会前已发展到195名党员,全国只成立了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湖南五个区执委和济南、郑州地方及旅欧、旅莫斯科支部等,比一大时没增加多少。中央的党务工作并不复杂,陈独秀同各地书记保持着较好的联络。当时,李达、陈望道对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持异议,蔡和森、施存统等擅长宣传,邓中夏、李震瀛等注重工人运动,项英刚入党,谭平山因陈炯明叛变犯了错误,从而影响对加强党务、加强中央机关建设的考虑。特别是原本分工组织的张国焘犯有小组织活动错误。中央局成员当时的表现,必然影响党中央组织的健全。

尽管二大时对党务、党的建设引起了重视,但由于缺乏经验,注重讨论政治问题,对如何加强党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只提出了要求,没能研究具体措施,尚未认识到设立中央机关部门的必要。只明确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加上中央机关几次变动驻地,势必造成“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的状况,自然不会成立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

卡片式记忆

1.《向导》周报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任主编,彭述之、瞿秋白也是主要负责人,半公开发行。《向导》发行量开始为几千份,后增加到两三万份,最高达10万余份。它辟有“时事短评”、“寸铁”、“肉麻世界”、“读者之声”等专栏,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它集中力量宣传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主张——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还宣传了建立革命阶级统一战线来完成这个民主革命任务的必要性,对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向导》从创办到停刊,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兴起与失败,可以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这一历史时段的《向导》也只是向导国民革命,并不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国民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向导》的历史使命也已终结。

2.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和新式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与此同时,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中共二大前夕,也就是1922年6月,澎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不曾有过的。

3.创造多个“第一”的中共二大

虽是“二大”,它却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