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明形而上学作为知识究竟是否可能，首先必须了解已被公认为科学知识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他研究的结果认为，无论数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都不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所主张的那样，要么是先天判断或分析判断，要么是单纯的后天判断或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即既扩大了我们对主词的知识范围，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判断，它们都是由经验对象和先天形式构成的。数学知识是由物自体刺激感官所引起的心理状态加上人先天具有的空间时间直观形式构成的，而自然科学知识则是由时空形式整理心理状态后形成的现象加上人先天具有的知性范畴构成的。既然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经验对象和先天形式构成的，都是先天综合知识，那么形而上学如果是知识也应如此。然而，根据这种标准，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因为形而上学是人的理性追求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的结果。这种理性与感性无关，只与知性的活动和使用有关。理性的概念是理念，理念不直接与对象有关，它是超越一切经验的，在经验中没有理念的对象。他认为，灵魂、宇宙和上帝这三大理念是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和原理，从有条件、有限制的感性经验出发所推论和肯定的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绝对总体的存在对象，因而它们不过是知性本身超验使用的结果。
这些理念作为理性的自然倾向是可能的，但作为知识是不可能的，它们只是理性的先验幻相。这种理念并不是多余的，它们对于知性的扩大和一贯使用，尤其对于实践领域具有意义。问题是不能把理性的理念当作经验中的感性对象，根据知性范畴去认识和把握。康德认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发生在这里，它认为不必考虑经验，只要从一些抽象概念或范畴出发，遵循正确的推理规则就能对灵魂、自由和上帝作出绝对无误的规定。这种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就是人的理性所追求的这三类理念，目的就是要证明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和上帝存在。在康德看来，旧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在没有对人类理性的范围、限度进行批判性地考察之前，就独断地或武断地认为人们仅凭理性就可以把握宇宙本身，解决哲学和神学上的一切问题。这种独断论是理性的盲目运用和误用，是没有预先对人类理性作全面考察，因而对理性自身的构造和功能缺乏真正了解的必然结果。如果对人的理性或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考察，就会发现，人类认识的范围是人先天具有的时空直观形式整理物自体作用感官形成的心理状态所形成的现象。人的认识不可能超出现象，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他正是根据这种物自体和现象的划分，一方面把形而上学的理念排除到认识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又给这些理念特别是自由可能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留下了地盘。这样，他所苦恼的自由与必然冲突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必然作为人给自然规定的法则在现象领域是普遍必然的，而自由作为物自体是可能的，两者可以并存而不相矛盾。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进一步证明自由作为道德的基础是实在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人的意志可以自律，而人之所以具有意志自由，是因为人有不受自然必然法则制约的理性。
不难看出，通过理性批判，康德把莱布尼茨那里以自发性或意志和理智为前提的人的能动性和自由转变成以理性为前提的能动性和自由。康德的这种转变导致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之间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虽然莱布尼茨和德国古典哲学都推崇理性和意志的能动性，但莱布尼茨所侧重的是理性与意志统一的个体的主体性，认为个体的本质在于理性与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才使人具有自由，在他那里个体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所侧重的是理性对意志的控制，是理性使个体具有主体性，理性是人的真正本质，正是理性才使人具有自由，因而在他们那里普遍性才是与主体性统一的，因为理性与意志不同，它所反映的是人的共性、普遍性方面，而不是人的个性、特殊性方面。莱布尼茨也强调理智对人的主体性、自由的根本规定作用，但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同，首先他认为理智作为每个人的个体性的根本规定性，彼此之间是有差异的，其次他认为理性与意志是个人作为独立自主个体的两个基本规定性，是不能彼此归结的，意志是人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能动性或活动的本原。莱布尼茨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之间的上述差异表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个体的形而上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立足于整体的形而上学。也许正是两种形而上学的立足点的这种差异，导致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长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康德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的批判，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来说是致命的、毁灭性的。由于这种批判，不但经过沃尔夫改造修正后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而且莱布尼茨本人的形而上学，也变得臭名昭著了。从此以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一直遭到冷遇。到19世纪末，罗素根据编订者们从莱布尼茨的手稿中发掘出来的文献材料，试图证明莱布尼茨“是利用逻辑作为解决形而上学的关键的哲学家一个最好的实例”，因而研究和阐发了莱布尼茨的哲学，于1900年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莱布尼茨哲学述评》。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人们重新注意和认识莱布尼茨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然而，这种激励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定性的，就是说，他从一种新的角度又使人们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产生误解和歪曲。
罗素宣称，莱布尼茨有两个哲学体系：“流俗哲学”和“秘传哲学”。他推崇莱布尼茨的秘传哲学，却极力贬斥其流俗哲学，认为莱布尼茨所发表的流俗哲学“都是蓄意要讨好王公后妃们的嘉赏的东西”，“讲乐观、守正统、玄虚离奇而又浅薄”，而且据此认为莱布尼茨“完全欠缺斯宾诺莎身上表现得很显著的那些崇高的哲学品德”。他认为，这种流俗哲学主要是《神正论》和《单子论》中阐述的哲学，特别是其中的上帝存在的证明、前定和谐和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等学说。从本书前几章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学说是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重要学说，与其中其他的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如果说这些学说都是献媚哲学，那么他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和真诚性就值得怀疑。而且就罗素所推崇的秘传哲学而言，他也没有真正揭露出其中的真实意图和思想实质。他推崇它，无非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而已。罗素的这种看法和评价，从他作为分析哲学奠基人的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本来面目的把握却是有害的。不可否认，罗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兴趣，但他把莱布尼茨哲学二重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与其说他恢复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本来面目，不如说使它的合理性更值得怀疑，因为他表明建立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缺乏应有的真诚和品德，把莱布尼茨描绘为西方哲学史上人格最卑下的哲学家之一。可以说，罗素的工作除了使人们看到了莱布尼茨是一位试图运用逻辑解决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家外，就是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他是一位不值得敬佩的“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如果说沃尔夫的工作在使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公式化、简单化的同时，使其思想实质被修正、被歪曲的话，那么罗素的工作则在使这种体系二元化、逻辑化的同时，使其思想实质被遮蔽、被丢失。
19世纪以来，除罗素对莱布尼茨用逻辑研究形而上学感兴趣外，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其他科学主义哲学家，当然更要拒斥早被康德批倒、被看作是旧形而上学典型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他还有兴趣的话，那主要是把他看作一位逻辑学家，特别是数理逻辑的先驱，而不是把他作为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莱布尼茨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突出个体性，似乎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方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比较一致，然而人本主义哲学家对他也并不那么感兴趣，很少见他们研究过他，甚至很少见他们提及过他。这些哲学家直接反对德国古典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的看法，认为人的本质或本性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情感或其他非理性方面。他们的确十分推崇个体的独立自主、个人的自由，甚至把人就看成是自由，但他们把这种独立自主和自由完全置于人的非理性本性基础之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与莱布尼茨的差异。莱布尼茨把人的独立、自主、自由置于人的理智和意志统一的基础之上，而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则将之置于人的意志或情感方面；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是理性主义的，而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则是非理性主义的。显然，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家是因为莱布尼茨强调意志的独立性而拒绝他的话，那么，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则是因为他强调理性的独立性而拒绝他。两者拒绝他的共同原因在于莱布尼茨把人看作是理性与意志的统一，把这两者看作是人的两大并列的规定性，而它们则认为这两者之中只有一者才是根本，另一者则是从属的。
以上简要考察表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就表现在，人们所批判、所冷落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往往并不是它本身，而是人们自己所构造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是一种被歪曲、被误解的哲学理论。导致这种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当然是因为沃尔夫的修正和改造以及康德的批判。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莱布尼茨哲学实际上是沃尔夫的哲学。尽管他利用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思想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莱布尼茨主义者，而且他自己明确否认他是莱布尼茨的门徒，否认“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提法。人们硬要把他的哲学当作莱布尼茨哲学的系统化，这又能怪谁呢？至少这不能怪沃尔夫本人。既然人们把沃尔夫的哲学称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而这种哲学又是当时普遍流行的独断论哲学，康德对它进行批判，使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沃尔夫和康德的工作之所以导致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悲剧性命运，人们之所以把沃尔夫的哲学当作莱布尼茨哲学的系统化，又是与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相关的，这就是莱布尼茨哲学著述及其发表的状况。沃尔夫死后11年，莱布尼茨的主要著作《新论》才出版，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文章和通信到19世纪才陆续整理发表，而直到目前也没有完全出齐。而且他生前所发表的作品还有些是匿名的。此外，莱布尼茨的作品许多都是人们后来很少使用的拉丁文写成的，加上他的论述大多是片段的，通过通信和论战阐述的，有许多重复、含混之处。所有这一切不仅使一般人，甚至使研究者难以直接了解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更难以全面地、准确地去了解。这种状况势必会导致以讹传讹、鱼龙混杂的情况，势必导致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误解和歪曲。
历史上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确是被误解了、歪曲了。然而，假如我们作这样的设想，即如果这种理论并非像在历史上那样地被误解、歪曲，它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正如前面已表明的，它同样会遭到冷遇。莱布尼茨以后的近代西方历史证明，直接反映近代和当代时代精神的形而上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人本主义思潮。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生是以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为其观念形态的前提的，但是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和个性的理性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理性至上、理性万能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至上、上帝万能而成为近代西方的共同信念和时代精神。理性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共性方面，它遵循统一的逻辑法则。理性本身的特性以及作为充分发挥理性作用的后果的商品化和工业化社会，客观上要求突出整体、共性、普遍性的地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高扬人的理性为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当然是西方社会更可接受的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而莱布尼茨立足个体的独立自主又同时强调普遍和谐的形而上学主张显然与18世纪及以后西方社会的现实要求有些格格不入。
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社会过分理性化和过分整体化导致了许多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以主张个性自由解放、个体独立自主为出发点的社会演变成了个性被扼杀、个体被湮没在新的社会整体力量之下的严重社会现实。于是，个性的解放自由、个体的独立自主又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张扬个体的存在、自由和价值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似乎是时代更可选择和接受的形而上学理论。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普遍流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样，莱布尼茨的那种理性主义化的、重视整体普遍和谐的哲学理论又成为人们难以接受的。理论为社会所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社会需要理论的程度。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的否定性发展和曲折进程，难以接受莱布尼茨的那种理想化的、稳健的形而上学理论，当然就是不难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