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军在长安里各自为王，胡作非为、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时，刘秀在洛阳和他们的表现完全相反，他重用贤才、强基固本，大封功臣、励精图治。
首先，来看刘秀的第一举动：重用贤才，强基固本。
人才是一个政权的支柱。刘秀来到洛阳后，除了每天感叹“洛阳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样的美好意境外，还有一个必修课，那就是广纳贤才。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秀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贤内助”——杜诗。
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今河南省汲县）人，属于“三派人士”：一是“少壮派”——少年才气出众，十里八乡闻名；二是“公正派”——成年踏入社会，在任郡功曹期间，因为办事公正而声名远播；三是“倒霉派”——在王莽执政时，他怀才不遇，只任郡功曹，典型的名大官小。到更始政权建立时，他仍怀才不遇，职务是大司马府属吏，典型的大材小用。
更始政权灭亡后，他原本对仕途已不抱希望，只想安稳地过上隐居生活。结果，刘秀硬是把他这块金子给找出来了，三个月之内便将他连升三级，官至侍御史。侍御史相当于公安局局长，专门负责洛阳的社会治安。上任后，杜诗不辱使命，重拳出击，秉公办事，当真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当时有一个叫萧广的人，属于“双面人物”——公职是将军，私职是混混。他“放纵士兵，暴横民间”，成了长安城里的一霸。杜诗对这位“洛阳城里的黑社会一号人物”，采取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先是对其进行告诫警示，无非是说一些“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之类的忠告话，以及“执迷不悟，后果严重”之类的警告话，希望萧广能改邪归正。
然而，希望越多失望越多，萧广把杜诗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不悔亦不改。杜诗这回没有再犹豫了，他很快就搜集了大量萧广的罪证，然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迅速把萧广给正法了，然后再向刘秀汇报。先斩后奏，这多半是将在外做出的无奈之举，但杜诗却在刘秀的眼皮底下这样做，显然是他的果敢作风使然。
事情闹大了，众人持观望的态度，等着看杜诗的好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刘秀非但没有责怪杜诗的我行我素，反而对他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赞赏有加。
为此，感恩戴德的杜诗更加努力的工作，后“历经擢用，政绩卓著”。
于是，洛阳在杜诗的治理下自然井井有条。就这样，刘秀通过重用贤才，达到了强基固本的目的。
其次，来看刘秀的第二举动：设置百官，励精图治。
刘秀到洛阳后，照着汉制设置了官吏，分封了官员，其中大部分是跟随刘秀多年的老功臣。而在其分封的“十大将军”中，却有一个叫王梁的人比较陌生。原来，他的入选是有原因的。
王梁，字君严，渔阳要阳（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他因为与吴广、盖延一起率渔阳突骑和刘秀会师有功，被封为偏将军。后来，平定河北后，被封为野王令，隶属于河内太守寇恂部下。此时王梁能一跃挤入“三公”之列，成为不折不扣的“高管”，倒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突出，贡献有多大，而是因为一幅图——《赤伏符》。
我们都知道，刘秀是靠《赤伏符》起兵的，甚至连称帝也是把此作为重要依据。因此，刘秀尽管是属于知识分子，是明白事理之人，但他不信佛教却信谶语，不尊《道德经》，却尊《赤伏符》。王梁是幸运的，他入选了《赤伏符》：王梁主卫作玄武。一句顶万句，刘秀便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对他委以重任。
就在刘秀日益壮大的同时，赤眉军被“苦日子”折腾得没法立足了。城中粮尽，食不果腹，连宫女们都得吃草根树皮，甚至泥巴来充饥了；城中萧条，衣不遮体，活着已是奢望，死亡才是必然。最终，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一个大胆之举：离开长安，一路向西，去外面寻找衣食无忧的花花世界，去外面闯荡灿烂的人生之路。
他们走之前，还亮了亮剑，掠掳了满城的金银珠宝；他们走之前，还点了把火，燃烧掉了所有宫室；他们走之前，最后挥了挥衣袖，和屁股还没坐热的长安城道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