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开学初，热爱广播的我继续去参加比赛。这一次，我去了中山电台参赛。结果在20强就被淘汰了。参加中山的赛事期间，我已经做好了第二手准备。那就是透过熟人的关系，我去到广东电台找到了当时新闻中心的主任。我跟他说想到广东电台FM936南方生活广播实习。那位主任当着我的面，在电话里跟FM936的马总监打了个招呼，然后叫我自行联系他。谁知，马总监不肯见我，叫他的助理招呼我。后来，连他的助理张小姐理都不理我。我发短信问马总监可否让我实习，他的助理才懒洋洋地打电话告诉我：“不行，你缺乏工作经验。”冷冷的一句就将我拒之门外。2006年4月，我这个电台考霸考进了广东电台某频率的主持人培训班。在上课的期间，我重遇了初中时候的师弟祖瑞。他当时正在广州电台FM962新闻频道实习，觉得前路茫茫，于是偷偷来考省电台的。为什么是偷偷呢？因为省台和市台是竞争对手，关系不是外界所认为的那么和睦。某电台频率的上课时间都是在晚上，请省内知名的主持和领导讲课。两个星期的课程结束后，就会通过模拟直播节目的方式进行考核，从中选出若干适合的人才进电台实习，实习优秀者留电台工作。上课的内容无非就是说一说什么是主持人的基本素质，如何利用音频软件制作节目宣传声带，怎样正确发音和编辑稿件，甚至有个别全国金话筒与我们分享自己从业以来的各种经历。短短两周下来后，其实真正学到的没有多少，都是电台例行公事的安排而已。到了正式选拔的时候，各位同学都要提前准备1分钟自我介绍和3分钟节目内容，然后进入密闭的备播室进行模拟直播录音。各位电台的评委就在监听室一边听一边打分。这次考核多少有点奇怪，有部分同学没有来，有部分同学在电台的催促下匆匆赶过来优先考试，这让我们这些早就准备好、在干等的考生似乎闻到了几分异样的味道。有位姓何的同学和我很熟，其实声音和反应都属一般，但后来顺利入了电台实习，时至今日还在一线工作。两年多后，我俩在工作上面对面交接的时候，他当不认识我一样，我也只好当作从未认识这位兄台了。我被淘汰是意料之事，毕竟很多科班出身的同学基本功很扎实声音很大气，而我的声音太另类了，很多前辈都不太喜欢。比赛结束后，一位年纪比较大同学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考核结果是内定的。因为他自己正在广州市委工作，是托关系入了培训班的，根本不像我们这样要通过一番厮杀才能来到最后的考核。我当时觉得难以置信。后来选出来的人，有些确实是人才，有些就比较平庸了。每个电台频率的定位不同，领导的喜好不同，选新人的标准有差异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和大家所想的出入太大，是不是另有玄机呢？当我做了主持后，曾亲身耳闻目睹一位领导在一堆参赛选手的报名表里找“某某某”的资料，而且还跟旁边一总监助理大声地说：“某某某是台长指定要进前三名的，你赶快把她资料给我找出来。”一般电台招主持人的公开考核最后连成绩都没有详细公布的，谁入围了就会收到电台的电话通知，落选的干等无果就是了。就算有公布，也就是形式主义，意思意思一下。
落选的师弟祖瑞依然回到广州电台FM962新闻频道实习。过了大概一个月，他们频道准备在每周日中午12到1点开设一个形式和内容都异常新颖的体育节目。其频道副总监招卓宁先生非常欣赏祖瑞，委以重任去策划和主持这个突破性的节目。祖瑞擅长主持，声音很有磁性，但在内容策划和创新上稍有欠缺，需要一个脑经灵活的搭档和他一齐合作。于是他就想起了只有中音而没有低音的我，把我推荐给招卓宁先生。我的声音辨认度很高，但不是传统认为的好声音，所以在当时也不被很多前辈看好。绝大多数的电台节目都是由主持自己一手完成的，采编播全部都是自己包办。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做电台和做电视一样，有专门的编辑编稿的。其实不然。以后我做了电视主持，也是我自己编稿的，台小资源少的电视台连化妆都是要自己自费动手的。期望别人帮你把节目内容呈上，那只能是痴人说梦。除了频道重要的早间新闻节目有实习生或者配一两个编辑外，其他类型的节目都是靠主持自己去采编内容，去采访，找音乐，去做后期制作。甚至连在直播间的所有机器操作都是由主持人自己一气呵成地完成的。技术部的同事只会在例行检查和机器坏了的时候，才会不紧不慢或风风火火地出现。反观香港的电台就比较专业和细致，所有节目配备专人操纵直播室设备，主持人看着头上的电子显示器盘算时间，看着操机人员的手势和听着对讲，就可以对着麦克风轻松自如地出声做节目。在广东地区，我在广州和深圳的电台以主持的身份工作过，也观察了其他县市的工作模式，发现大多数都是由主持人直播的时候独自包揽所有播音和机器操纵的工作。而节目前后的那些广告就是电脑播出的。到点了，有些是自动播放有些是要主持人手动播放的。个别名气大的主持，年纪较大或者有江湖地位，不愿意去学操纵机器，所以自有专人为其服务。操纵机器失误导致没有声音传输出大气电波，我们行内人称之为“空播”。空播又或者漏播了客户广告和政治宣传的话，按照各台规定会有相应的处罚。那些上了年纪的主持，有些爱惜名声，有些嫌麻烦，所以选择不操纵机器，免得出了差错罚钱又或者连累领导。是的，如果空播时间较长，连领导都会被罚款甚至被进一步的惩罚。比这更严重的是：主持人在直播中出现违反宣传守则的言谈又或者让听众在热线中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要受罚。轻者罚款自我检查，重者降职或者直接开除。这都是行业内大家心知肚明，而领导每次开会都要三令五申的内容。我在广州电台每周开会的时候，频道的头目黄总监都会拿着市委宣传部的红头文件，告诫我们有什么内容在节目中是不能提及的。这确实是不能马虎和心存侥幸的。每个频率的每一个节目除了台内有软件全程录下，甚至台内还有专人实时监听，而且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上班的内容就是细心聆听电台主持的言论是否出格过火。主持人做节目表面轻轻松松，实际是戴着手镣跳舞。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一定要过硬，如果你是一位不守纪律的愤青，多半还是不适合做这一行的。一人出错，不单自己受罚，有时会连同事和领导都可能会受到牵连。没有足够的责任心，绝对不适合在传统媒体工作。
一个电台节目要正式诞生，与听众在大气电波中相会，却不是那么简单儿戏的事。那是需要经部门认真的研讨和主持人悉心的准备后，按照既定的思路制作出一期精良的节目小样，节目小样又能得到领导们和前辈们的认可了，才可以安排播出。假如主持人在录制小样中出现诸多问题，又或者节目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要从头再来，直到领导点头同意才可以推出市场。我的搭档祖瑞和我一齐录的节目小样顺利通过了。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多星期，策划出一个颠覆传统的娱乐性极高的粤语体育节目，节目设置多个创新环节，包括有：用RAP的形式点评热点人物的“RAP体育”，用榜单形式播报体坛大事的“体坛风云榜”，还有笑谈体坛八卦的广播剧“反斗剧场”……节目的名字是祖瑞想出来的，就叫做《体坛反斗星》。往后的节目内容主要由我负责策划和编排，而祖瑞主要就负责后期制作和直播节目的操机。这是一个直播和录播相结合的搞笑体育节目，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俩还以为自己很快会好像前辈们以前那样，在广州乃至广东红透半边天。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笑话。节目播出的第一期在2006年12月，那时的广播已经开始式微，曾经红极一时的广州电台FM962新闻频道（当时叫风云962）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低谷。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在不断削弱，听电台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以前，只要是只狗在麦克风前面吼几声就街知巷闻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80后的广播人和其他行业的80后一样，不知不觉地开始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看着一大拨60后、70后的人头在头上吃香的喝辣的。我和我的搭档无怨无悔地做着节目，每周一小时的节目曾经是我们俩以为出人头地的灵丹妙药。那时交通广播刚刚蓬勃兴起，除了部分工人学生和一些年龄较大的人以外，有车一族成为了最主要的收听人群。我们的节目在周日中午播，那个时段听的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频率进入了阵痛期，所以刚播出的时候并不受关注。但是我继续追梦，鼓励搭档继续不断层出不穷地创新节目形式，有些节目的内容和形式还一度受到台内监听老师的批评。听评报告批评我们的节目只是校园广播的水准，青涩而低俗。我俩并没有受此影响，反而在副总监招卓宁先生的勉励下，越做越大胆越出位，收听率慢慢就在同时段稳居广东省内前三位了。此时的我和祖瑞一样寂寂无闻，就在那时才真正明白了电台主持人不过就是一份平凡的职业。我讨厌那些做了主持就认为高人一等，觉得自己头上从此多了一个光环的同行。在广州的上空有十几二十个电台频率在竞争，激烈程度超出大众的想象。由于我俩的体育节目没有人主动投广告，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创收，所以我和祖瑞每期每个人可以领到的酬劳是50元人民币。一个月算下来就是每人200元，扣去来回车费和饭钱，所剩无几。我们俩当时还在读书，都是大三，我们看着胸前的电台出入证仿佛就看到了以后的希望。
某一个电台和某一个节目的收听率是怎么算的？当时主要是由公认的两家数据公司央视索福瑞和赛立信，通过抽样调查各自得出的。收听率的排名对于每个电台频率来说，就意味着对上显示政绩对外显示行业实力的重要依据。有些电台在广播逐渐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为了向上邀功，于是就暗地里收买数据公司，提高自己频率的收听率。收听率调查报告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本身就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再加上出现利益手段的影响，那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我兼职只有200元一个月，其他全职的年轻主持转正后也才几千元一个月工资，估计当时我所在的电台不舍得花钱提高自己的收听率吧。我还清楚记得毕业后，我全职在广州电台工作，一直未签约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补贴，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除去每月租屋花掉900元、电话费200元和其他实际的花销，我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那些早入台的前辈都是有单位正式编制的，工资高福利好，早就过上了比较好的日子。他们不会告诉你月收入多少的，因为免得你心里不舒服。即使后来要靠节目收听率和实际工作量来评定绩效，再以绩效和频道的经营情况来发放工资，那些前辈实际上都没受到多大影响。有编制的就是不一样。反而是没有关系的80后和90后依然在外界的艳羡下，有苦说不出来。而我在广州电台工作的期间，曾经跳槽到佛山电台FM946，包住不包食，初入台月工资也是2500元。现在听佛山电台的朋友说，现在入台的头一年依然是2500元一个月，而且不包住。随着工龄的增加，80后的主持在广东的二线城市可以领到的月工资也就几千元。2007年，我在佛山电台待了一个星期就待不下去了，连节目都没做就跑了。佛山电台相比一线城市的电台，体制会更深严、等级也更分明。在任何地方见了任何一位前辈都要尊称一声：“某某老师。”这让我觉得有种不自在的恐惧感，在同等待遇的情况下，至少我在广州电台可以和那些前辈开开玩笑，和领导因节目内容出现矛盾时，可以用关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我知道佛山电台曾经培育出很多优秀的广播人才，但是这种一言堂的地方确实不适合内心极度反叛的我。我一直很感激我广播路上的第一位老师：招卓宁先生，是他多次给了我宝贵的工作机会，也是他给了我一个极度宽松民主的工作环境。自从我由佛山电台回归到广州电台，我的搭档祖瑞已经彻底对电台失去了憧憬，他安分守己地在杂志社里做高尔夫球编辑，而每个星期依然尽量抽空过来电台做节目。后来几位年轻的实习生加入了我们的节目，我和祖瑞怀着各自新的理想真真正正地先后离开了广州电台。
虽然这个节目已经不存在，但是它毕竟是我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阶梯。在一段广播刚走向没落的茫茫岁月里，我从不曾放弃过对广播梦的追逐。别人在放弃的时候，我更加要咬紧牙关挺下去。有前辈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要成为电台主持，不容易啊！最好能有贵人相助。而当你成为电台主持后，想拿到编制，就要学会经营人际关系。如果既无背景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就只能在忍受中等待机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