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上海人在中国大概都算得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19世纪以前，这里寂寥无声，不出将军，少有文人，为官者最多也就止于镇县之衔，便连烟花柳巷间的传闻中都难觅得上海人的踪迹；至清末民初，各地战事不绝，百姓穷困潦倒，封建思想与革新思潮对抗撞击，举国前途风雨飘摇，独上海孤岛繁华，风情流转，流转至今仍令人遐想。而如今，这座并没有什么古迹名胜的城市每天接纳大量游客，人口密度居全国之首，文学影视作品中少不了上海的影子，每年为中国贡献最高的GDP，成为了全世界知晓的大都市。但全国好像都不太喜欢上海人：上海人冷淡，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势利，上海人排外瞧不起“乡下人”，上海人没有爱国心不关心国家大事，上海人太精明了交不得朋友，诸如此类，不绝于耳。
于是，周立波一句“一个吃大蒜的怎么可以和一个喝咖啡的在一起呢”给上海人构筑了形象，所有人都像是有了共鸣。习惯了被讨厌的上海人仿佛被说出心声，找到些许安慰，端起了喝咖啡的架子，颇有孤芳自赏的架势；而本就讨厌上海人的人则又多了一条理由：你看，上海人多自大多小资啊。
这杯咖啡，上海人喝了始知无奈，竟更牢牢坚固了上海人不受喜欢的境遇。而其中的苦，源远流长，又不知所起。
要想理解上海人何以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单一的经济水平差异不够充分，粗略的南北文化差异也不足以说明问题。上海在地理上不南不北，上海人的心理习惯与相邻的苏杭诸地也都差异明显，难以一概而论；而北京、广州经济水平与上海相若，所积累的怨气值却远比上海少。看来，要讨论这个问题，还得从上海人最初开始活跃的时候说起。
中国是沿着黄河发展出来的文明，讲究地域辽阔，依山傍水，丰沃的土地方可养育性灵的人。历代都城多是背靠长城，或是处于腹地，河水环绕，远离外族滋扰，长安、北京、洛阳等古都皆是如此。古代中国是北方强于南方，整个南方非蛮则夷，待到北方少数民族大举侵入，士族南迁，南境才算得到开化，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终因烟花而名，文人骚客络绎不绝，于是秦淮人、苏杭人开始在诗词歌赋及市井传言中展露身姿。而上海东临大海，又被长江割断，对以农业为生、登山敬天的传统中国来说，实是一片穷山恶水，史书图略中概找不到踪迹，就这样野生野长了数千年。
直到全球航路畅通，分开的大陆被人为相连，英国人翻开地图，蛮横的指向这个被中华帝国长久遗忘的角落，强制开放通商口岸，上海才在南京条约中被推入了大众的视线。余秋雨说“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大体上说的也是上海在全球背景下方显现出其地理上的重要。不论如何，1842年，上海人一觉醒来，就匆匆登上了世界舞台，而初一亮相，就开始了与传统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长达百年的租界岁月。
租界，对于那段历史时期的中国而言，不能算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青岛被德国殖民了17年，天津一城城池多处租界，香港更是被英国人豪夺99年，它们都遗留了不少殖民时期的烙印，一些城市建筑和设施沿用至今，一些习惯也被沿袭下来，融入今天的生活。而上海的租界却与他们都不太一样，在传统中国版图下无足轻重，一夜之间成为国际殖民地，多个西方国家与大清王朝划地分治，后来甚至华洋杂居，各国的商业、工业、娱乐、宗教和生活习惯与本地乡民、帮会以及传统思想交汇，不断此消彼长，日夜交融碰撞。租界下产生的特殊生态环境，在我看来，正正是形成上海人特有生活及处世态度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