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事发现场，一切都来不及了。看到他那副摔在地上没有了镜片严重变形的眼镜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就瘫软在地上，后来实在没有勇气去看躺在血泊中脸部严重变形血肉模糊的他，打道回府后大病一场，接连半月吃不下任何东西。
他跳楼自杀那天艳阳高照，处了两年的女朋友正在跟另一个男人睡觉。他们正兴致盎然地交换着各种做爱姿势，突然窗外一个人影坠下，紧接着“啪”的一声像西瓜落地般沉闷的声响，然后外面的世界就炸开了锅，直听到有人颤抖失真地呼喊：“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跳楼了！”
没人理解一个斯斯文文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怎么会以这种极端激荡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更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令他了无牵挂生无可恋。在他飞身跃下宾馆第十层顶楼的那一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害怕或后悔过，但地上那一摊刺眼的鲜红说明了他的决绝，左腕上那道不断淌血的刀片伤口更表明了他是一心求死——先割脉后跳楼。
他的名字叫何远东，是个典型的八零后，第一次知道自己患有HBV是在七岁那年。那一年他刚在村里的小学上二年级。那天天气不是很好，阴天没雨。有一拨城里的医生早早地扛着药箱下乡到了他们学校，轮番扎了大伙的手指取了血液标本。几乎与此相同的另一个场景发生在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拨从城里下乡的医生，巧言令色地用糖果充当奖励，引诱他们轮流打了所谓的预防针，究竟是预防什么鸟****疾病大伙不得而知。有的人说是预防脑膜炎，有的人说是预防肺结核，但唯一有一个细节却令大伙终身难忘。学校一百多号人，医生用的家伙不是一次性针筒，而是一针筒药水连插五个同学的手臂然后才换一个针头继续扎，整整扎了一个上午才收工。好几个同学没被扎对位置，手臂肿成了大腿，但为了那颗廉价的糖果，都肿得心甘情愿。
次日下午放学时分，校长将两对半的化验单交给了他：一、四、五项阳性，典型的小三阳患者，也是HBV病毒携带者。跟他的化验结果同病相连的还有另外几个小伙伴，区别就在于阳性的数量与所处的项有所不同。他不明所以地拿着化验单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父母接过化验单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啥子病，不知道该如何治，更不知道这病于他的人生将意味着什么。
可以这么说，HBV是一种不是绝症的绝症，它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医学名，叫做“乙肝”。顾名思义，它是一种传染性肝病。很多人看到这里，也许会对此产生很多疑问，会骂我纯属扯淡造谣，更会说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这病真的就没得治吗？然而国内外医学界确实都对这种疾病束手无策。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就是无药可治，治了也白治，即便进行治疗也是无谓的烧钱，停药后会反弹得更厉害。当然也听到传闻说有非常幸运的患者依靠本身的免疫力自愈的案例，但只是道听途说，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事实上这种自愈的几率就好像寻找马航MH370的碎片与残骸一样希望渺茫。
得了怪病又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下很容易手足无措病急乱投医。他父母也很着急，但由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不能送他去正规的医院接受治疗，只有到处找寻江湖郎中救急，将便宜的中药当作补药天天煎给他喝，一日三餐药不离口，直喝得他恶心反胃，坚持几年下来复查的结果也还是非常显目的一、四、五阳性。绝望之至，他索性破罐子破摔不再喝苦得难以下咽的中药了，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阿Q心态过一天算一天。
在村里念书的四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因为伙伴们照样无所顾忌地跟他玩耍嬉戏抓鱼钓虾。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到县城里上五年级的时候。入学时学校就给全部的新生安排了体检，当他的两对半检验报告被公布于众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那个时候，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老师都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的潜意识里完全没有那个概念。他们只能用单一的思维去思考所有问题，用牺牲个人而保护大家的客观主义行事。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这是中国所有中小学生一入校就被灌输的一种教条。他们这样做似乎并无不妥，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其实会无意间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他在学校没有朋友，正常的小孩都不愿意跟他玩。他家离学校将近十五里路，他跟班主任说想在校寄宿，班主任对他说不可以，因为怕他的病传染给其他同学，于是他只有每天起早贪黑地往返于家里与学校之间，哪怕双脚都磨出了血泡。到了六年级，因为重新分班，我跟他成了同桌。他把我当成了他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常跟我说他健步如飞的腿上功夫就是这样练成的。别看他斯斯文文细皮嫩肉的，在每年的田径运动会上没有人能够跑赢他。因此，班主任除了拿他当成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靶子偶尔戴着口罩接近他以外，在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上对他都是退避三舍如躲瘟神。这件事儿令他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个别人的愚昧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性的愚昧无知，甚至由此产生的歧视、流言或成见，而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就是后面的“索命三剑客”。
很难想像他这样急需关爱的少年是如何熬过五、六年级这两年的时光的，排斥、嘲讽、侮辱和流言几乎占据了他在学校的全部生活。有人说他的病是父母遗传给他的，有人说他家里穷去卖血浆被人传染的，有人说他是上辈子作了孽这辈子遭报应害上此病，种种流言中伤，不一而足。我常常看到他在课余时间躲在校园的某个小角落偷偷地哭泣，除了我，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喜怒哀乐。每次我从后面拍拍他的肩总能看到他转过身后红成兔子的双眼，我递上纸巾说：“别哭了，至少你能把我当成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