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时大年初一，家里的堂屋和晒台都是一层厚厚的鞭炮屑，按风俗，是不能扫的，红通通地留着，到初二才清理；还要下红对子，在自家的果树和农具上贴红。但今年家里的鞭炮和红纸都让奶奶收起来了。她说，家里有白事，虽然事情过了三年，但我们现在才知道，理应也要有一年留白的。唯一和往时一样的，就是中午做蛋酒。说是蛋酒，其实不是酒，而是用鸡下水和鸡蛋做成的一种羹，用年猪猪油煮的，也就加了生姜，吃着很香。
我端了一小碗蛋酒在晒台上吃，妈妈在一旁翻晒着陈年的玉米。我看到七八个人从水门关上走下来。那些人不是村里人，而大年初一是不会串村的，正月里也就初二、初十、十五，村与村之间才走动。他们步伐很快，直奔这边来了，进了李光的小卖部。只听得一阵吵嚷声，其中一个人喊了句：“你要偿命！”紧接着，就是急促的玻璃瓷器碎裂声。爸爸从堂屋跑了出来，听了听，跑下了晒台。我放下碗，也要跟上去，被妈妈拦腰抱了起来。她也叫住了爸爸：“他们不是一两个人，你喊了人再过去。”爸爸听了，喊了附近几个叔伯一同过去了，村里其他人听到动静，也陆续围了过来，里面这才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爸爸回来了：“麻烦了，我得随光哥跑一趟。”
半夜爸爸才回到家。“光哥这回闹大了”，他接过妈妈递过来的姜茶一饮而尽，“中午领头的那个，刚和老婆从广东赶回来，他们的孩子没了。那孩子起先只是高烧，孩子奶奶喂她退烧药，没好；送到镇上医院去，吃药、打针都没用；到县医院，也一样。他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自己怀里没了的。县医院的人跟他们说，因为滥用抗生素，孩子的身体有了耐药性，药物治疗没用了。那孩子这两年吃的抗生素都是孩子奶奶在光哥这里买的，吃什么，吃多少，都是听了他的。要命的是，他没有西医的行医资质。这事要是闹到镇上或是县里的卫生局，对他没好处。所以我们今天过去帮他搭了个桥，后面该赔多少，由他和他们再商定罢……唉，在那户人家里，我见到那孩子了，也就三四岁，眉心上长了颗痣，生得真是好，可惜了的。”听到爸爸说痣，我想起了小年那天，我去九伯家回来，在李光院子里撞见的大婶背上那个像用粉扑扑出来的小女孩。
第二天是初二，嫁出去的女儿带着女婿小孩回娘家的日子，也是吃寄的小孩去干爸干妈家讨年米的日子。奶奶一大早准备了一只拱背粽和半截长条带皮猪肉，叫我给九伯送过去。
“粽子不是已经送过了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想了想说：“我没有在九伯家吃寄，我也不是他的女儿，再说了，我还没出嫁呐。”
“你九伯没有女儿，按族里的辈分，你就是他女儿了，还有，谁说了还没出嫁就不能去啊。”
我看了看东西，又说：“以前去外婆家不都是一对粽子和一根长肉条吗，干嘛去九伯家减半了？”
奶奶说：“这样你九伯就不用还礼了。”
妈妈在一旁笑着说：“哪来那么多话，你再多话，回来就赶不上去外婆家了，今年你要是压岁钱收少了，可别赖我。”
我和妈妈出门了，爸爸留在家里，要不，族里嫁出去的女儿们回来，招呼，做饭，奶奶一个人忙不过来。
回来路过小卖部门口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大中午了，院子里还只有李光一个人，他在对着一只油漆皮铁桶，桶里正燃着火，边上是一小堆东西，他一件一件地往桶里扔。妈妈拉着我走了进去。那一小堆东西原来是西药。
妈妈说：“光伯，怎么烧了呢，这些都是药啊。”
李光不说话。
妈妈又说：“用得好，是可以救命的，我们厂里的医务室也用抗生素。”
他还是不说话，桶里的气味越发难闻，我扯了扯妈妈的衣角，她便拉着我出去了。
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的到来多少让九伯讶异，他看着我们的东西上了供桌，妈妈点了支香，让我插到香炉里。他的嘴巴动了动，不知道是他是努力合上呢，还是努力张开。弄了半天我才明白，他那是在笑。按风俗，我们今天过来，他是要留饭的，而我们也不能推辞。妈妈没跟他客气，自己到伙房忙去了。他闲了手，屋檐下有两只躺椅，他坐了一只。我看了看九娘的房门，蓝幔帐还挂着。晒台上的棚屋前，有好几只竹编的鸡笼，鸡罩，和簸箕，旁边还立着一小捆破下来的竹肉，显然，这些器具都是他自己编的。晒台上好几个老陶罐，干干净净地晒着。我闻到了一股糟香气，便闭了眼一路嗅过去，直到鼻尖碰到了陶罐上。只听到九伯在背后说：“酿酒用的。”十几只半大的土鸡苗，像绒球一样晒膨开了，在陶罐之间觅食。想到个“土”字，我回头问道：“听光伯说，你在找土玉米种，找到了吗？”他摇了摇头。我又问：“为什么要找土的，土种种出来的玉米大小都不一样，还容易被小虫子咬。”他就说：“玉米本来就应该长那样的。”
九伯舌拙，到了现在也还是说不了长句，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后来才变成这样的，但对我来说，这恰恰是他珍贵的优点，正是因为这，我在他面前才有了大人气。屋檐下还有一只躺椅空着，我就坐上去了，废了好大的劲跷起二郎腿，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小年里我见过的一个孩子没了，据说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药，要是你给她治，她是不是就不会死？”
“这不是我定的。”
“国亮伯的腿都折成那样了，你不就给接上了吗？”
“不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会受伤，有的人很小也会死掉？”
“你抬头看天，天神打仗……”
“都已经是天神了，为什么还要打仗？”
“到哪里都脱不了私，有私就会看到利，有利就会有争。”
为了保持在他面前的口齿优势，我虽然没听懂，但忍住了没说。他接着说：“天神打仗，砍刀掉落人间，误伤了人，人就会伤病疼痛……”
我对着蓝湛湛的天看了很久，只有一架飞机拖着一溜白烟划过，并没有争利暴怒的天神和乱舞纷飞的砍刀，便说：“我只看到大飞机，爸爸跟我说过，那是南宁到昆明的飞机，你还没坐过的吧，我也没有，不过我以后会坐上的……”
他没听进我的话，只顾自己说：“……还有一种，在娘胎里没长好，注定要挨这么一下的。”
我忽然想到个事：“昨天中午，国亮伯还拄了拐杖到光伯家看人呐，他的腿看起来好多了，你给他治腿伤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他就不喊疼了？”
他没应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鼾声。
“老九，老九呀——”有人走上晒台来了，是红脸老伯和来看过耳疾的那个男孩，男孩手里还提了个编织篮。
我问道：“哥哥的耳朵好些了吗？”
男孩窘得满脸通红。红脸老伯说：“咳，论年纪你比她还大呐，那么不争气，连句话都说不好。”说着将男孩身子一打侧，露出了他的左耳，虽然还微红着，但已经消肿了。可红脸老伯似乎觉得不够有说服力，他伸出手去，将那耳朵像橡胶玩具一样左扭右拧：“看看，这不就好了吗？”男孩不敢用手拍打，只得偏了头，一跳一跳地随了他的手爪动。九伯也醒了，招呼舅甥两人到屋里去。
我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挑今天来道谢，直到大家一起吃完饭要离开的时候。九伯给了我一个小红包；那男孩除了小红包之外，还拿到了一小袋生米。红脸老伯推了推他：“发什么呆，叫呀！”男孩一听，便低了头。妈妈在一旁说：“还害羞呐。”他一听，头低得更深了。红脸老伯只得说：“回去让你妈煮了，盛一碗供上花婆神位；剩下的，平时煮饭的时候掺一点进去。”花婆神位是我们这里每个小孩必有的，一出生就在家里立着了，女孩供的是红花，男孩供的是白花，据说会庇佑每个人到三十六岁，年满三十六，才算是成人，才可以把花婆请走。那男孩来九伯家讨年米上供花婆神位，也就是说，他是来九伯家吃寄的，他该叫九伯干爸。
回到家，客人们还没到，妈妈第一时间和奶奶爸爸报告了见闻：“……陶罐晒上了，鸡仔养上了，筐匾簸箕都备上了，还收了个吃寄的孩子——是我们多想了，他那边看起来是要安心过日子的。”
奶奶说：“还要有个女人，就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