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生与土地打交道，辛苦一生，不幸己未年初，肺气肿发，卧病两月，医治无效而亡，享年六十有二。恰逢春分，小麦碧绿，油菜花黄，人易生病，老人难熬之时。
父之离去，早有预兆。除夕之夜，新买手表无由而停；新春伊始，鸟粪碰巧坠肩，寻思必有倒霉之事。春节刚过，父病加重，为尽孝道，迎父进城就医。成天往返医院，吃药打针，好吃好喝伺候。两月过去，未见好转，浮肿至腰，大夫无奈，劝趁早料理后事；父知寿尽，切望落叶归根。含泪送父归家，以了父之遗愿。三日之后，噩耗传来，火速骑车还乡。一进家门，见侄儿侄女披麻戴孝，道士端公忙做灵房祭事。堂屋放着寿料，棺盖半掩半闭，只见父亲穿戴一新，微闭双眼，口含蜕壳鸡蛋，躺在棺木之中。一见此景，便痛哭失声：太爸，儿回来也，你老人家放心去吧！父亲方才闭上眼睛，踏上黃泉之路。父亲常说：儿女孝顺好享晚年之福；健康长寿，可观世界之变。父对人生是如此留恋，那知去得如此匆匆。悲哉悲哉。作为人父，未能见上儿女而死不瞑目；作为人子，不能为父送终而深感内疚。守坐灵堂，为父敬香烧纸磕头作揖，伴父度过最后几个漫漫长夜。眼看父亲匆匆离开人世，悲凉之心油然而生。耳旁仿佛响起曹孟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咏叹，痛感人生之短暂啊！
父为长子，幼年丧母，父子三人，相依为命。八岁为人放牛，十一二便随父出外帮人，拉扯苦命之弟。成年之时，家境未见好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母生子时，锅灶冰凉，唯有泡菜度日。家虽贫寒，母亦无嫌弃之心。常对人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讨口，我揹背兜。可见母之忠贞。母长父三岁。人曰：女大三，揹金砖。此话虽过，却亦不无道理。有母精心计划，勤俭持家，终有安身之地。
我排行老幺，又是儿子，倍受父母宠爱。乡村人家，重男轻女是人之常情，父非圣贤，爱子如命。据母亲説，只要父亲听说生的女儿，嘴巴总是翘得老高；一听说生的是儿，总是乐得跑上跑下，杀鸡宰鴨，几天都睡不着觉。逢场赶集，父亲必为我买回油条麻花之类。一到晌午，我定守候赶集路上，盼父早归。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极度贫困。一家五口，每吨只能从食堂分得一瓦盆可鉴人影的稀粥，父亲总是为我从盆中捞一碗稠稠的米饭。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的脸上总是露出凄苦的微笑。当时，生产队规定不准私人做饭，没收了人们的锅碗盆瓢。一天夜里，父亲和哥哥悄悄地把队上埋掉的死猪从地里掏出，去掉内脏洗净，用私藏的鍋头煮熟。父亲悄悄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闻到香喷喷的猪肉，我馋得直吞口水。我一连吃了两大腕，撑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在劳累饥饿的煎熬下，队上一部分人得了水肿病，许多壮年劳力悄悄地从队上消失，一副薄薄的火匣子（棺材）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奖品。父亲也未逃脫水肿病魔。当时我只有六七岁，每天下午，我就从村公所为他端回一瓦罐队上分的用胡豆中草药熬煎的康复汤。父亲总是把汤里的胡豆捞出来：幺娃子，吃吧。看着父亲亮晶晶的双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我只好背过脸去偷偷摸泪。老天保祐，由于父亲顽强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水肿病魔。
六三四年，生产得到了恢复，社员们的生活有所改善。插秧季节，一到中途休息，队上总要给社员们打尖（加餐），分点炒豌豆胡豆花生米什么的，外加一两红薯酒。父亲总是要给我留上一点豌胡豆花生米，用荷叶一包。等我放学回家，父亲总是露着被叶烟熏黑的大牙笑咪咪地説：幺娃子，你看，这是啥子。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吃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一次患了痢疾，吃不下饭。老师説让厨师给我做炒面。作为乡村里的孩子，听都没听説过什么叫炒面，不要説吃它了。我躺在床上盼啊盼啊，始终也没尝着炒面是什么味道。当时，父亲在双河口修人民渠，得知我病了，连夜赶到学校，给我带来了治痢疾烧熟了的大蒜和我喜欢吃的核桃。一看到父亲，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在我也作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明白：爱子者莫过父亲的道理。
在校时。看见同学买来新的口琴，听着优美的旋律，我多么羡慕有一只自己的口琴。可是兜里只有每周家里给的几毛蒸饭钱。一次，星期天回家，看见父亲的外套挂在墙上，我伸手一摸口袋，里面脹鼓鼓的，掏出来一看，嗬！好多好多的钱啊。我想拿出几块钱父亲也不一定知道。就在这时，父亲神奇般地出现在我面前。他黑沉沉着脸，就象暴风雨来临的天空，阴沉得使人害怕。我颤抖着把钱放下。父亲并沒有骂我，更沒有打我。而是耐心地教育我。父亲问我拿钱干啥子。我説买口琴。父亲説，你需要啥可以直接给我説，但不能背着大人拿钱，小时偷油，长大了就要偷牛，小时不注意道道品质的修养，长大了就要犯大错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背着大人拿家里的东西了。
六六年下半年，同学们陸陸续续到外地串联。我长到这么大，就只到过一次县城，其他地方都没去过，成都重庆武汉北京这些大城市是多么的迷人啊，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是多么具有诱惑力。但按规定对学生串联每人每月只补助六元钱。为筹集资金，我步行二十几里，来到父亲修人民渠的双河口。来到目的地，西边天上以摸上了橘红色的晚霞，农夫们扛着犁头牵着水牛慢悠悠地朝自己家走去。小鸟三五成群地向着山林匆匆飞去，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一时找不着父亲，我心急如焚。上天有眼，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他就是来自本村的民工，他带我来到父亲修渠的地方。父亲正和一群民工哼哟哼哟地抬着一块大石头，慢悠悠地朝工地行进。父亲一眼看见我，脸上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带路的民工替代父亲的位置。父亲擦了一把头上的汗，问清我的來意。他东摸西摸也才凑拢五元钱。看着父亲劳累的样子，我深深感到五元钱的分量。
六七年，两派的大辩论升级为武斗。有一次，我们一派被围在區公所的主席台上。我们这些毛头小将手挽着手，里外三层，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保护着我们一派的学生头目。这时，我的表哥（另一派）靠近我身边，悄悄地告诉我：今晚要血洗吉庆。当时，我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经过几小时的围困，两派都作了让步。我们一派灰溜溜地离开了區公所回到学校。学生头目号召大家准备自卫武器，加强宿舍防卫。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血战即将来临。黃昏，我悄悄地溜出学校，沿着校外的小河朝二姐的未婚夫家走去。刚上山梁，只见一个人头从砂沟里往外探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我想大势不好，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二姐家我只去过一次，匆忙中走错了院落。经人指点，我才慌慌张张找到二姐夫的家。刚一坐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提着木棍追了上来。二姐的婆母马上给来人让坐，説这是未婚媳妇的小弟，来走親戚的，看来她是认识这个人的，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二姐夫家呆了几天，我才偷偷地回到家。从此，我们这一派被赶出了校門。在家，父母亲对我严加看管，成天呆在家里不让我出门。村上的派性头目知道我不和他们一派，多次责令我写退出声明。解放以来，父亲一直是本队的生产队长，人缘关系极好。经过与村上派性头目多次勾兑才免于追究。在父亲的教育下，我深深地懂得打人是不对的搞武斗就更不对了的道理。在武斗期间，同学们多次来劝説我去参加武斗都被我拒绝了。
一九六九底，我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竞被八三四一部队接兵的韦班长看中。当时，我身高不过1·57米，体重只有87斤。到县武装部集中的头天晚上，父亲提出一瓶白酒，给我满满地斟了一杯。我纳闷：父亲以前从来不让我沾白酒的呀，今天怎么专门为我斟酒。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在为我饯行。第二天天麻麻亮，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看见父亲的双眼红红的，仿佛哭过。在我记事以来好像从来沒有见父亲流过泪的。
原説好父母都要去送我的。刚一出朝门就听见母亲颤顫的叫了一声我的乳名，就见她马上背过身去。我知道母亲难过的心情。一路上，父亲对我千叮呤万嘱咐，要我注意冷暖，听部队首长的话，不要挂牽家人，搞好工作。一到部队，当我领到第一次津贴，我就给父母寄去5元钱并表示新年的祝贺。
一九七四年中秋，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我给父亲寄去了路費和一张标明从北京站到我们驻地线路的北京城市交通图，并约定上车和到京时间，以便我到时去车站接他。可是父亲盼子心切，提前就到了北京。他东问西问，终于找到了我们驻地。我感到非常惊奇，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父亲，竞顺利地来到我们部队。在京期间，我陪父亲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古迹。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地留了影。遺憾的是：父亲没当过兵，我本来打算让他老人家穿军装留个影，可是遭到北京卫戍区纠察队的制止。
一九七八年，我转业回到地方，被安排到县委组织部工作，父亲非常高兴。这年冬天，父亲请来木匠。为我做了一个当时最时兴的“三八”大木箱。还没等我回去拿，父亲就和我不到十二岁的侄子翻山越嶺三十多里山路，硬是把一口几十斤重的大木箱抬到了县城。父亲本来就有气管炎，加上一路风寒，一回家就病倒了。父亲的去世与这次送木箱有一定的关系，我的良心一直为此而倍受折磨。
父亲去世后，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从縣上调到了市上工作，住进了楼房，购进了现代化的家庭用品，但这口“三八”大木箱一直伴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