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觉得骄傲，以当年尚不满十五岁的年龄，我居然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当然那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养活。因为虽然生产队分给了谷子、麦子、玉米、红苕等等，分得这些东西，撑饱我的肚皮应该不成问题。但除了填饱肚皮以外诸如我的穿衣生病等等，全由母亲每月教书得来的微薄工资撑着，更何况母亲每月总少不了会给我一两块零花钱。年少不识忧愁，在那贫脊年代贫脊的田野的阡陌纵横里，我辈依然如春天的布谷鸟，激情而快乐，激情而快乐地歌唱着……
记得以我当时十五载的年龄我十分不明白，甚而异常愤慨那些动辄就变卖粮食的社员。除了蔬菜，那时的年代贩卖粮食作物，那是绝对的资本主义。更何况还会被市管会（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撵得鸡飞狗跳东躲西藏。何苦呢，何必呢？至止成人，至止我也生养了孩子，我才真正领了生活的真谛，我才从严格意义上，领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风骚和独特。其个中滋味，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唯可怜天下父母知也。至于当时的农民，至于当时农民的日常家庭开销，他们不靠变卖粮食又靠什么补贴家用呢？鸡屁股是不能完全解决平常开销的。
贫脊的年代，我激情而快乐。下乡时节尚不满一十五岁，可初生牛犊不畏虎，哥们我不骄贵，那里苦，那里累，往哪儿钻。由此，下乡两月，众乡亲给了我七分五的高分。需知当时农村女劳力的最高工分为八分。八分，满分，封顶的最高级别。七分五，应该是对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奖赏和肯定。当然顺理成章，在半年后的第二轮评工分会上，我站上了八分的最高领奖台，至自我离开乡土，回归城市。
说说工分吧。
那时候生产队劳动分配实行工分制，基本就等同于我们现在的临时工。临时工的工作报酬以天计。工作十天按十天计，工作三十天按三十天计，以此累推。我劳动一天得到了八分工，如果半天就只有四分工。而这八分工只代表一个工作量或者说劳动量或者说价值量，再通俗一点，就是这八分工值多少钱。下乡第一年，我的八分工值多少钱呢？诸位，价值6分4厘。好诱人好美丽的数字。因为那年男劳力以每天十分计，会计算盘一拨拉，男劳力每天十分工，价值八分钱。所以我每天八分工价值6分4厘人民币。当然那会儿生活水准低，亠分钱可以买一个鱼儿糖，五分钱可以买一碗凉粉一个锅魁或者一斤食盐。下乡第一年，我整整做了二百四十五个工。用这二百多个工÷八，也就是说在365天时间里，我总共有306、25天，我在我们康慨却又贫脊的田野里劳动。那么这306、25天*0.064=19，6元。这就是全年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我年青的生命年青的勇气年青的激情为我创造的19.6元的价值。这就是我澎湃的生命澎湃的勇气澎湃的激情为我创造的19.6元的价值。
那年，我的生命值数为19.6元。
这还没有完，那19.6元还并不是我的工钱或者是我应该拿到手的斑斓的人民币。我在生产队分了麦子、分了谷子、分了玉米、分了红苕等等，那都得算成钱。这样一来，得，我总共在生产队分得40.57元食物，减去我的19.6元，得，我还应“倒找”生产队20.97元。也就是说，劳动整整一年，我还倒欠生产队二十几元钱。还要“倒找”。生产队几乎家家都成了“倒找户”，记得是金仙在晒坝的牛圈旁大大咧咧高声舞气地告诉我的。“华玲，你要倒找队上二十几元钱！”我傻里巴叽，心里飘过一刹那的茫然，生命有了第一次沉甸甸的感觉。是母亲不依据理力争。母亲找到大队党支书记，说是我女儿每天劳动值6.4分钱，劳动一年下来，还不能自已养活自己，贫下中农该怎样教育她？母亲的反逻辑诘问，最终迫使生产队将还没长大的几根牛犊，猪圈里的十几头小猪以及还没收获的蒜苗、川芎等竽，全都提前预算，算是平了帐，我有幸没成“倒找户”，但我亦没有分到一分钱。
严格说，我在下乡插队的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从没在生产队分到过一分钱。我不得所知，这，究竟是我的悲哀，还是历史的悲哀？
工分，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词汇，早已被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所淹没，所摧毁，但做为一特定时代的特定词汇和它的特定功能，我以为是可以玩味的。
由此，我记下了它——工分。